体质，是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遗传性和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性。　　本论文的第一部分是梳理古代医学文献中有关中医体质理论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先秦至唐朝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分别阐述各阶段重要著作及其医家有关中医体质理论的观点。　　先秦至唐朝时期是中医体质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是中医体质理论初步形成的源头，书中有大量关于体质的内容，如《灵枢·逆顺肥瘦》提到的“肥人”、“瘦人”、“壮人”等均指出了人类个体差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五形之人”。《伤寒杂病论》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人体生理功能系统划分和体质分类思想。晋代王叔和《脉经》指出疾病有可能“异病同脉”，强调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医家应该准确诊断。还提到不同人脉象特点不同。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提到特禀质人。《颅囟经》首次提出婴幼儿体质纯阳的理论，丰富了小儿体质理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对妊娠妇女，产前产后体质，以及养胎等方面内容有大量论述，并且对养老也有独到见解。唐代孟诜《食疗本草》还强调小儿体质“如草木之萌芽”。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体质理论的不断充实提高时期。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老年人体质特点和养老方法，并且提出了老人多阳虚体质。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提出了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体质特点。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指出“凡医妇人，先须调经”的重要理论，并且指出妇人容易劳伤血气。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认为老年人多气虚、阴虚；张从正则主张扶正祛邪助正气；李东垣强调饮食对脾胃的影响，认为脾胃虚损是形成气虚体质的主要原因；朱丹溪则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体质观点。　　明清时期是中医体质理论的丰富发展时期。明代张景岳《类经附翼》中提到“命门学说”以及“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理论，《类经·运气》首次提出“体质”一词，是古代医家第一次在医学专著中提到体质一词，具有历史意义。吴又可创立戾气学说。叶桂《临症指南医案》，将常见的体质分为木火体质、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血虚体质、水土体质和正常体质等类型。清朝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从诸多角度对体质差异性进行论述，阐述了疾病治疗与体质的关系。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将常见的体质分为：气壮质、痰湿质、瘀血质、湿热质等类型。陈修园将体质划分为阴脏、阳脏、平脏三型。章楠的《医门棒喝》则根据阴阳划分人体体质。　　第二部分主要展现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医体质理论的发展进程。王琦等学者提出“中医体质学说”，出版的《中医体质学》，奠定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标志着中医体质学说的确立。以王琦、匡调元为代表的学者们，不但从文献整理方面对历代医家有关体质的论述作了相对系统的挖掘整理，而且从理论研究、社会调查、临床实践、实验研究等多方面对体质的形成及其基本原理、体质差异、规律以及类型、分类方法、体质构成要素、特征、分布、体质与病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目前中医体质类型辨识的临床推广运用也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体质类型，并对体质与疾病的关系，调理偏颇体质的重要性等方面有了认识逐步认识提高。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正以开放的、多元化、多学科研究模式，在医学领域突起，必将对中医药临床实践、养生、预防及康复医学产生深远影响，为促进人类健康注入新的活力。　　体质学说的研究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外，如体质概念认识的歧义、体质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体质与证的关系认识不清晰，进一步影响到体质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联系不紧密，实验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拓展等。今后的研究首先应着眼于概念的准确界定及分类标准的规范，在此基础上，研究方向和突破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调研及体质分类理论模型的探讨，建立和寻找能够客观反映人体体质特征和变化规律的动物模型，筛选和开发调整纠正病理体质的有效方药，开展多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