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过从事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并极为依赖人口红利的低端制造业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制造业出离我国，将工作岗位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等具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和地区的进程明显加快。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是迫在眉睫。为此，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诸如“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而这一宏伟的计划必须要有无数具备更高职业素养的技术工人的辛劳付出才能实现。但在培养高素质工人方面，我国的相关制度体系的建设还很落后。德国是世界制造业王国，德国工人不仅技术水平高超，其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更是令人惊叹。而美国曾经也是世界制造业头号强国，但如今其制造业早已空心化。除了少数高精尖行业的技术工人，绝大多数的美国工人的职业素质是远远弱于德国工人的。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德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高素质工人培养提供一些借鉴。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阅读法和对比研究法。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德美两国与工人相关的历史资料——比如工会运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企业内部对工人的利益保护——来对比分析各种客观条件对于工人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对起正面作用和起负面作用的客观条件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以求找到德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职业素质差别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相关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德国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工人利益保护方面做的远比美国好。德国拥有著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和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制度，正是这些制度优势决定了德国工人的高素质。而美国企业因为推行理性化生产战略而使用机械替代了技术工人，导致美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不成体系。美国企业也因为崇尚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而忽视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这两方面的不足对美国工人的成长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管是职业教育体系还是保护工人利益的相关制度的演变，其本质都是来自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面的逐利行为所推动的变革。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工人和雇主合作，为双方合作提供合作平台，并为合作提供权威保障作用。只有当各方成功地协调了利益分配，合作才能达成，相关制度才能得到好的发展。所以德国工人素质比美国更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工人、雇主和政府在历史上能更多地达成利益的均衡分配。而利益分配是否均衡的标志就是各方是否达成合作。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建议。我国要培养高素质工人，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他国优秀的相关制度以外，最根本的是要在政府的推动下促进工人和雇主更好地合作。合作是建立在各方都具有合作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尤其是我国工人团体在这方面还很薄弱。政府要推动我国工人的组织性提升，也要让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更多地参与特别是和工人利益相关的政治事务决策。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在相关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与雇主达成有效的合作，实现各方的利益均衡，进而推动相关制度的发展，提高我国工人的职业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