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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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推动公益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我国公益事业在推进社会进步、与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中的作用。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承担者,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的建设与完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企业公益性捐赠逐渐成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被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对企业乃至社会的公益事业发展都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也得到了学术界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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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推动公益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我国公益事业在推进社会进步、与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中的作用。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承担者,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的建设与完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企业公益性捐赠逐渐成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被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对企业乃至社会的公益事业发展都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也得到了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捐赠决策往往都是高管与大股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结果,由此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效率。为解决这一问题,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企业的决策效率,在大股东增强自身对企业各项活动的操控力度的过程中,纵向兼任高管作为具体手段之一,往往被设置直接介入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增强了企业间纵向联结的网络关系与信息交流关系,对企业的捐赠决策造成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针对以下问题探讨:纵向兼任高管与公益性捐赠行为之中蕴含着怎样的关系机制?不同的产权性质又会对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发挥怎样的调节作用?从目前的企业情况来看,股权制衡在上市公司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股权制衡度不同的企业是否会影响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并分析了关于纵向兼任高管和公益性捐赠等领域的文献,依据高阶梯队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和现实背景,提出了产权性质、股权制衡在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效应中所产生的调节机制。关于实证检验方面,本研究搜集了 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20609个样本数据,利用相关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与检验,以此在实证方面检验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作用机制,以及分析产权性质、股权制衡所产生的调节机制。本文通过相关推导与判断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提升。第二,产权性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治理机制,在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积极影响作用会更加明显。第三,纵向兼任高管的治理效应会受到股权制衡水平的影响,当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处于较高水平时,能够提升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总结得到相应管理启示:其一,要积极鼓励高管纵向兼任的产生,积极发挥其所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在上市公司层面,应当积极推进纵向关联程度在其与大股东单位之间的形成,鼓励并积极引导纵向兼任高管的产生;在大股东层面,应当通过大股东单位与企业高管的联结关系,增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有效减少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冲突;在监管部门层面,应该提升对纵向兼任高管监督效应的关注程度,通过完善奖惩机制来积极引导纵向兼任高管的行为,促使上市公司合理安排纵向兼任高管。其次,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在企业股权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其股权适度集中而不是过度集中,适当提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形成与企业相匹配的合理股权结构;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得股权过于分散,避免企业决策的低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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