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和数据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主要业务场景的平台经济快速崛起,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资源。然而,随着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价值与潜力得以发挥的同时,各国政府和公众亦对企业收集和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表达广泛担忧。目前,数据安全和保护消费者隐私成为维护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国际共识,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欧盟强调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控制,监管模式更为严格;而美国则侧重于数据的自由流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监管模式则相对宽松。政府相关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对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既挖掘大数据的潜能与价值,又保护个人信息在数字经济时代免受滥用,就需要各国政府基于不同的政策目标导向,权衡不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利弊。中国正在建立健全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履行数据安全义务,规范企业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不论是借鉴严格的欧盟监管模式,亦或是效仿美国宽松的监管模式,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都非常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国家基础性以及战略性新型资源和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强对如何完善和发展数据监管方面的认识,更为有效地监管数据要素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隐私侵犯问题,为数字经济中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探索合理有效的数据产权制度。政府如何实施数据监管是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理论层面研究中尤为突出的讨论。在关注数据泄露和保护消费者隐私的问题时,需要注意到信息外部性,平台企业向某个特定主体所收集的信息,可能不仅涉及被收集主体的个人信息,还可能进一步揭示其同类群体甚至与其密切关联的其他个人的信息,从而对其他人造成隐私损害。信息外部性的普遍存在无疑会影响相关隐私监管的政策效应,需要引起应有的关注。为此,本文颇具创新地在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效应的研究中,引入信息外部性因素。同时,基于现实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差异,将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分为宽松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其中宽松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又细分为管控数据收集水平与监管信息外部性程度两种。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不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中企业的数据收集水平和价格抉择,及其对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控信息收集水平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尽管能够带来最高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但是在保护消费者隐私方面的表现却是最差的。监管信息外部性程度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尽管在保护消费者隐私方面的表现是最好的,但是却带来最低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尽管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既兼顾了社会总福利,又使得消费者个人信息不至于被过度收集,但是考虑到监管成本太高,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很可能是低效的。随着《数据安全法》的正式实施,中国在国家数据安全层面的法规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开始施行,中国迎来了依法全面保护个人信息的里程碑。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建议政策制定者聚焦现实中的突出问题,权衡各方的利益,坚持政策目标导向,合理地选择隐私政策监管工具。若政府以社会总福利为政策导向,那么更为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应该是管控企业的信息收集水平;若政府以保护消费者隐私为政策导向,那么更为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应该是禁止企业收集外部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