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成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发表了“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理论，号召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率先提出了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真正转移的命题，为党和国家结束徘徊局面、开启新的现代化征程指明了方向；尤为可贵的是，他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谈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叩开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闸门。“北方谈话”对党和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随之起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风云激荡，国内改革阻力重重，中国再次面临“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邓小平再担历史重任，顺势发表了“南方谈话”。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潮，他力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提出了“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同时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著名论断，力排错误思潮的干扰。针对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问题，他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开辟了空间。“南方谈话”以后，国内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大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最终确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看，“南方谈话”对“北方谈话”既有坚持，又有发展，坚持当中有深化，发展当中有创新。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两次谈话”都大力强调推动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都强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原则。“北方谈话”时，改革开放的方式不定、目标不明；“南方谈话”时，改革开放的推进方式逐步清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步明确、“社会主义本质论”完整阐述、“三个有利于”标准公开提出，这些重要的理论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发展。
　　综上，邓小平的“两次谈话”思想深刻、振聋发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将社会主义原则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由此奠定了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砥砺奋进，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论断，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地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