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救济则无权利”,而无法得到应有程度救济的权利,自然也不是完全的权利。对于权利人来说,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之后,最需要的就是获得救济。对于知识产权的救济方式,除了停止侵害之外,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部分就是损害赔偿。目前在我国,通过诉讼方式获取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法定赔偿方式被过多适用。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其余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的方式所依赖的事实难以查明:权利人的损失影响因素太多,而侵权人获益的证据往往掌握在侵权人的手中,权利许可费用又因为商业道德和诚信体系的缺乏而可信度较低。对此,理论和实务都提出了要通过证明妨碍规则来解决事实难以查明的问题(主要是针对侵权人的获益)。运用证明妨碍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同时促使侵权人一方主动提出与其获益数额有关的证据,有助于事实的查明,避免陷入法定赔偿的泥潭。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证明妨碍规则,固然有助于缓解法定赔偿泛滥的问题,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率仍然居高不下,这说明该规则仍有不完善之处。本文对相关法条进行梳理后,结合大量判例,总结出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方面存在两大问题:初步证据存在瑕疵和法律后果不明确。初步证据存在的瑕疵,包括初步证据数量上的不足以及权利人的主张与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数量不足的问题,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强化法官对权利人的释明,明确其为了适用证明妨碍规则所需要提供的证据。此外,为了避免矫枉过正,在适用证明妨碍规则之前的证据披露阶段,法官必须对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一方进行详细的释明,明确其应当提供的证据内容、形式、时间限制等,以防其辩论权利遭到不当剥夺。本文认为,证明妨碍的法律后果应当分为“诉讼效果”与“惩罚效果”两种,前者会直接对诉讼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后者只是对妨碍人进行惩罚,并不会对诉讼中的事实查明、胜诉败诉等产生直接影响。基于法律条文的表述、司法政策、司法实践、各种解释方式的利弊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方面,证明妨碍的诉讼效果应当采纳自由心证说的观点,具体运用方式为“酌定赔偿”。这一方式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大力提倡,它并不是法定赔偿的特殊形式,而是综合各种因素后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获益,属于对事实的认定,这同时解决了初步证据与权利人主张相矛盾的问题。但酌定赔偿方式在实践中也存在向法定赔偿方式偏移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性质认识错误、过程的不透明性与表述的不规范性。性质认识错误,即酌定赔偿方式本应当属于事实认定的辅助方法,但却被错认为是法定赔偿的特殊应用方式。过程的不透明是指,在判决书中它与法定赔偿的表现极为相似,仅仅罗列一些考虑的因素就敲定最终的赔偿数额,只是酌定赔偿不受法定数额上限的限制。表述的不规范是指,部分案件中,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并不明确该案是采用何种方式确定赔偿数额,如果数额刚好在法定限额之内,则更令人无从判断其到底是酌定赔偿还是法定赔偿。针对酌定赔偿的法定赔偿化问题,本文认为有两个应对手段。第一,明确酌定赔偿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是在案证据相对充足和相对缺乏两种情况,前者可采用替代性数据进行计算,后者则尽可能对案件中的各种因素予以量化用于认定事实,以减少自由心证的不确定性。第二,规范酌定赔偿方式在判决书中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