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据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构成企业价值的核心部分,数据已被看作战略性基础资源。跨境数据流动转变为数字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柱,也因数据流动涉及的个人信息安全、国家数据安全与主权、公共利益等敏感问题引起各国对数据流动的管控。在国际经贸领域,跨境数据流动已经作为重要议题在APEC框架、部分自由贸易协定、RCEP协定中得到规定。APEC隐私框架已近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数据流动保护措施,依托跨境隐私规则体系——CBPR内的问责代理机构提供高水平的个人隐私保护;CPTPP的前身TPP首次针对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中政策问题进行全面规定,规定了各成员国之间应遵守的义务,但是这些规定仍有缺陷;RCEP则实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订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愿景,有望在未来打造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跨境数据流动不应仅作为国际贸易中的议题,也应在国际投资中得到重视。数据不论在国际仲裁庭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在“投资”概念宽泛的语境下,都可被认定为是“适格投资”。在国际投资中“国家回归”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不受各国国内法或政策约束的可能性极小,国际投资法应形成框架性的制度保障跨境数据自由安全流动。此外,数据与经济活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投资自由离不开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以促进国际投资自由化为目标的国际投资法理应保护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从国际投资法的视角出发,跨境数据流动涉及个人隐私保护、网络信息安全、公共利益、知识产权保护等复杂法律问题,世界各国规制跨境数据流动的立场大相径庭。美式规制强调绝对自由的跨境数据流动但同时根据国家利益需要对部分数据进行出境的变相拦截;欧盟将跨境数据流动中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视为重中之重,并确立了较高的个人隐私保护标准;众多发展中国家则以国家安全为重点,作出较多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定。各国立场分歧巨大并且难以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对跨境数据流动的保护应采取多元共治、积极协商的立场;注意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应传达数据占有主体与传输主体的合理诉求;在对投资协议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与升级;同时理顺投资协定中例外条款与数据流动的关系,避免随意启用例外条款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国际投资仲裁庭应通过提高仲裁员任职资格等措施提高仲裁水平,合理解决跨境数据流动引发的仲裁纠纷。中国作为数据大国,《数据安全法》的出台标志着有关跨境数据流动的国内立法诞生,《数据安全法》首次提出“数据安全自由流动”原则,清晰地传达出跨境数据流动的中国立场。但是中国应积极争取国际投资法话语权,构架数据流动自由安全的中国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法话语权可以拆解成即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资源、话语内容和话语路径这五个要素,中国有机会依据自身拥有的话语资源,综合利用各种话语路径,将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与促进国际投资增长的坚定立场作为基础,在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投资法规制中占得先机。同时,中国有必要充分利用明示有约束力的联合解释机制,在原则层面与规则层面进行完善。利用条约解释管控不同国家间对待跨境数据流动的分歧,争取缔约国之间的达成合意,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跨境数据流动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