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圣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理想,每个时代有志成圣学者的理论方法不一致,所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就会呈现不同的圣人观。作为儒家的圣人孔子,对仁德保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同时认为圣人应把仁德“博施于民”。孔子秉持“中道者”的立场,总是能够恰当处于“狂者”与“狷者”的立场之间而游刃有余。孟子首倡“性善”论的圣人观,并从尧舜的“性之”自发寻找人内心的善性,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崇高理想。除了孔孟圣人观以外,战国简帛《五行篇》里对“圣”的看法分成知和行两个部分,是知行合一思想萌芽的开始。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更是重视圣贤气象的养成,儒家学者贵在对自己有所要求,希望涵养成为贤人,然后再努力变成圣人。与孟子圣人论有所差异,朱熹秉持圣人难为论,但也不是认为完全不可为。他提出了成圣的标准与方法。作为圣人,要存天理、灭人欲,以回复善性,到达天理的境界;圣人还必须能够秉持“中道”,能够恰当的决定自己的去留位置,对事情的是非善恶判定总是不偏不倚,为人性情温和,不会刻意偏向喜怒哀乐哪种情绪;作为圣人能通过教育和政治的力量推介“性善论”,化民成俗,让天下人过上和谐美好的生活。至于成圣方法,朱熹强调学者若要成为圣贤,首先必须要有立志成为尧舜的决心,再配合“居敬穷理”的涵养功夫,同时还必须学行并重,懂得每事思考判断是非,获得知识,诚恳地学习“克己复礼”和“慎独”的方法,最后一定能达致成圣的目标。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必然是知行同时互补的。朱熹的圣人观不像传统圣人观,那样给人高高在上之感,圣人虽然难为,但是终究可以通过一些实际方法,循序渐进地从读书人变成贤人、然后再努力成为圣人的。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朱熹的圣人观既继承孔孟也吸收了宋代理学家的思想。朱熹知行合一的涵养方法,融入他的道德修身功夫还有教育方法之中,他继承前人的理论循序渐进地去做,由个人扩展至家国,建立了圣人成学的规模。朱熹强调区别圣人之道和佛老之道的差异,是一种切实的生命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