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国家对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关注,融合教育进入到了关注质量提升的阶段。目前,我国融合教育的实施主要采取随班就读的形式,将特殊学生安置在普通班级就读,并在本区域内的特殊教育学校成立资源中心,主要负责对本区域内的普通学校进行巡回指导。这一模式赋予了普校和特校更多的责任,其如何有效衔接也成为了实施融合教育的关键。目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规定来保证融合教育的实施。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融合教育政策在普特校的执行情况,探究普特校衔接的关键“症结”所在,本研究以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为模型导论,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范式,对开展融合教育的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及管理者展开调查。首先,在对我国融合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编制标准化问卷,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编制教师问卷和管理者问卷并进行初步试测,使用SPSS23.0和AMOS17.0对问卷信效度进行检验及修正。其次,对问卷结构进行验证并正式发放问卷,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陕西省、河南省、江苏省、福建省的厦门市实施融合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回收的数据一部分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一部分用于正式问卷分析。再次,在量化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采用类属分析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普特校在执行融合教育政策时遇到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根据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的五个方面对普特校执行融合教育政策情况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共得出五点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理想化的政策维度,我国目前融合教育政策相对完善,但因缺少具体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第二,在目标群体维度,普通学校仅仅依靠特殊教育学校给予的专业支持,无法满足普通学校教师的实际需要,普特校衔接在目标群体层面存在“供小于求”的矛盾,教师开展融合教育动力不足;第三,在执行主体维度,普特校融合教育实施与其各自的管理者关系密切,管理者自身融合教育观念的缺失以及开展融合教育经验不足,成为普特校衔接难以逾越的又一道“鸿沟”;第四,在执行环境维度,普特校衔接所需要的来自不同主体的支持与监督尚未形成“合力”,这也将影响普特校融合教育政策的执行;第五,在组织制度维度,普特校开展融合教育缺少有效的保障、激励、制约和监督机制,在相对“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融合教育政策能否顺利执行,更多取决于“个人因素”。为此,本研究提供以下改进建议:第一,在理想化政策维度,要提高立法层次,增强政策文件可操作性;确立“以法求利”的融合教育政策执行模式,促进政策落实;第二,在目标群体维度,破除“普特分离”培训体系,实现“学科知能”与“特教知能”的融合;注重专业资源教师的配备,探索立足于普校开展融合教育新模式;加强巡回指导力度,创新巡回指导教师管理机制;第三,在执行主体维度,增加对管理者的融合教育培训,更新管理者教育观念;探索普校融合教育开展新模式,支撑管理者工作方式;完善对融合教育工作评估体系,增强管理者工作推力;第四,在执行环境维度,教育行政部门要立足融合教育实施主体,提高“指导-服务”职能;探索融合教育多种形式的家校合作,促进家校合作制度化;第五,在组织制度维度,完善保障机制,扩充融合教育政策执行资源储备;丰富融合教育激励机制,激发各主体积极性;结合一线教学实际,更新特殊儿童鉴定与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