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国际关系现实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加强对全球价值观的冲击。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不断流动到国际层面，而中国价值的国际秩序治理观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另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现有体系观念结构的解构和再建构。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的国际秩序治理观进而可能对目前的体系观念结构实现多维多层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来自非西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声音也比之以往更加重要。
　　由于全球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变得十分必要。早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就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来阐释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知。身份确定了国家间的相互认知，进而确定一国对与它国关系和利益的确定，最终确定一国对它国的政策行为。基于上述基本逻辑，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共享类似的身份类型框架，并拥有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
　　然而，历史经验显示，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可能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流身份分类理论更适于解释西方国家的身份类型。其中以结构建构主义的身份分类最为经典。亚历山大·温特所划分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分别对应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角色，很好地勾勒出持有独立性自我构念的国家基于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结构。在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中，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及角色身份结构的解释力非常充分。甚至在对罗马体系的解释中，温特的身份分类理论都能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然而，在解释东方国际体系下的国家身份时，温特的身份类型框架就稍显欠缺。与罗马体系形成明显对比，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亚各国间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预期与“朋友—对手—敌人”的身份框架大相径庭。甚至在现代国际体系下，作为持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中国也表现过与西方身份类型框架不相符的角色行为。
　　主流的国家身份激活理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倾向。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基于个体理性的价值取向，重视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倾向于提出跨情境一致、跨文化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体系观念结构会建构一国的身份，从而使一国在任何互动情境中都会倾向于激活先前高显著性的身份。基于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假设，东西方文化及相应的国家自我差异一开始就没有被主流的身份激活理论所重视。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中，一国在体系中始终首先倾向于激活体系所建构形成的主要角色身份。然而，在东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身份激活具有情境性。具体的互动情境及一国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才是身份激活的核心条件。一国则根据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及自身在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激活身份。
　　出于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间在同一互动情境中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都存在显著的不同，由此，各国对身份包含的预期也有所不一，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进而可能增加国家间误判的几率。
　　主流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论构建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自我构念的差异，进而基于西方国际体系的经验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持有独立我构念的国家的身份类型及激活机制。因此，主流的身份分类理论与激活理论最有效的分析对象是秉持独立我构念的西方国家。
　　目前，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主张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从“过程和关系”出发反思“个体和结构”的建构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提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中国学派从“关系”身份出发，提出具有关系性的身份理论。但过程建构主义目前主要致力于与结构建构主义进行本体论对话，因而，关系身份大类下的多种子身份的研究相关不多。对于各个子身份的类型区分、身份特性及内在联系，以及相应的身份激活机制都存在进一步丰富的可能。
　　因此，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在“自我构念”的视角下，以“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着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对建构主义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机制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进行思考借鉴，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框架，深入思考体系文化差异下一国身份分类与激活的规律，进而丰富国家的“身份理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在文化差异下对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表达中国声音，还能为东西方国家相互理解提供借鉴。
　　本文在反思现有国家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身份理论、自我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区分了独立我构念国家与“关系”我构念国家的身份类型框架差异，进而比较持有两种自我构念的国家在激活身份上的不同。基于此，以冷战期间美国作为独立我国家的代表、以唐代中国作为“关系”我国家的代表，比较它们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