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着力于描写社会“小人物”的一位作家。自1987年成名作《塔埔》起，刘震云就试图从生活化的场景中观察“小人物”，表现他们的精神特质。只不过，在进入“新时期”以后的80年代里，“小人物”这一概念，早已不再局限于“五四”时期刚从俄国引入时“小公务员、小市民”的特定指涉，也非单指黑暗社会的受压迫人群或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劳苦大众。“小人物”在8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被去除了“受压迫”、“被剥削”等体现社会阶层的标签，主要指如小公务员、小市民、进城务工者、乡土农民等人，因为经济的贫困，他们在社会规则面前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尴尬与无奈。80年代中期，刘震云因在“单位”系列小说生动描写了“小人物”的灰色人生，引起广泛关注。在其后二十多年创作中，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城乡社会中的“小人物”。刘震云一直保持“先锋”的探索姿态，不断地调整叙事策略和表达方式，试图从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和“新主流文学”中突围。他一方面质疑和挑战“主流文学”对历史和现实中“小人物”的固化理解，另一方面建构自己的人物观和历史观。在具体的作品中，刘震云总是以冷静自省的叙述语调描写他们或阴晦或荒唐、或浮躁或沉重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发掘“小人物”的隐性性格和复杂人性，因而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气质独特、贡献颇大的作家。然而，当代评论家多是运用历史学、叙事学、修辞学等研究方法，从刘震云小说的主题阐释、叙事方式以及语言文体方面探索美学价值，而对于其笔下“小人物”形象的研究并不多见，系统性的专题研究更是空白，有限的几篇硕士论文也多是从历史文化立场上考察刘震云的创作观。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无论对于刘震云小说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都有补充和推进作用。笔者主要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在有关刘震云小说“小人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典“小人物”写作为参照，研究刘震云人物塑造方法的独特性。笔者认真阅读了刘震云80年代以来的小说，对其笔下的“小人物”进行了分类。按照生存环境的不同，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主要分为两类，即《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城市小知识分子和“故乡系列”及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但是，按照“小人物”塑造方式的不同或者说精神特质的不同，农民中又分为两类：即具有奴性意识的人和自我意识觉醒的人。刘震云在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塑造了三种人：理想失落者、精神异化者和孤独寻找者。而在分析了刘震云在不同时期的叙事手法，并结合陈晓明、程光炜、董之林、李敬泽、陈福民、郭宝亮等当代评论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刘震云叙事方法的选择是和他要表现的人物大致相对应的：80年代以“新写实”的手法描写城市小知识分子（理想失落者）的生存现状、90年代以剥离于“新历史”的手法叙述了故乡“小人物”（精神异化者）的奴性意识，以及新世纪“回归”写实的手法书写乡土中国另类“小人物”（孤独寻找者）的主体意识。这绝不是无意的巧合，对于一个技法成熟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来说，每一种叙事技巧的选择，都有他的道理。那么，刘震云为什么这样写“小人物”？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或目光看待他们？他们与其他“主流”作家塑造的“小人物”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他是如何从“主流文学”和“新主流文学”中间突围的？这些都是笔者所思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把论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刘震云80年代“新写实”小说中的小林、小李、小李白等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通过与“十七年”、“伤痕”、“反思”等“主流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等“新主流文学”对“小人物”不同塑造方法的比较，发现刘震云对其笔下的“小人物”抱有更为复杂的态度。在这一部分中，笔者从叙事视角、立场和叙述语言等层面，分析刘震云如何抛弃了批判/同情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写法，把“小人物”的书写从生活层面渐次引向精神层面，来反思理想失落了的小知识分子的生存意义。第二部分，笔者从刘震云90年代叙事策略的转变谈起。反讽的书写方式、长篇的结构布局都表明刘震云想要有新的突破，对“小人物”的塑造从生活层面转入精神层面成为了他创作的突破口。在这里，笔者以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义、革命历史主义和90年代新的主流叙事“新历史小说”为参照，分析刘震云以反讽的语调“戏说”“小人物”的独特表现手法，并指出这一时期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的局限性。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刘震云进入新世纪以后怎样转变叙事方式，突破90年代的叙述瓶颈，完成对乡土中国农民的书写。同时，探讨刘震云如何从“底层苦难写作”这一新的主流创作中突围，以一种逆向的姿态挑战当下对乡土农民的僵化理解，如何在世俗化的消费文学中保持“纯文学”的理路，使得他在作品中不是消费“小人物”，而是理解和认同他们。在这一部分里，笔者从刘震云笔下“小人物”的孤独体验入手，讨论“拧巴”的叙事方式和“寻找”这一创作主题的选择，何以能影响他笔下“小人物”独特气质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