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诗朗诵活动曾得到沈从文、朱自清、锡金、柳青等学者的注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和诗歌界曾有较广泛的新诗朗诵活动倡议与实践,并创作了许多具有朗诵性特征的诗歌,为后期诗歌朗诵运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从民间认知的文化氛围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诗歌朗诵表演、戏剧表演等活动多次在上海举行,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在其影响下,中国民众也开始有了朗诵外国诗歌的尝试,呈现较为频繁紧密的中外文化互动关系,为早期新诗朗诵的开展奠定了群众认知基础。从外界研究者的朗诵实践来看:20世纪以来,浩徐、凌波等留洋学者在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介绍并推介了西方成熟的诗歌朗诵形式;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通过组建专门的诗歌朗诵组织、定期进行诗歌朗诵练习、邀请外国诗人朗诵,进行了早期本土诗歌朗诵实践;同时以赵元任、廖青主为代表的教员亦发表倡导新诗朗诵的文章,明确了新诗朗诵与古文吟诵的不同,认为进行朗诵是新诗独立发展、广泛传播的最佳方式,并对诗歌朗诵技艺进行了探索和规范。从经典诗人群体的朗诵诗学倡导来看:胡适是乐于朗诵的诗人,他习惯于从听觉效果创作及评判新诗;刘半农通过收集民歌、模拟民歌创作新诗,进行了最早的朗诵诗写作尝试。新月派诗人曾聚集在闻一多家中开展诗歌朗诵沙龙,朱湘曾专门召开读诗会,从音韵角度琢磨新诗技艺,主张通过韵律和节奏起到对诗歌内容的“感兴”作用;饶孟侃主张新诗用国语押韵,认为听起来悦耳是新诗的最终目的,其关于节奏的认知与左翼朗诵诗的节奏诗学相契合。以任钧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从诗歌传播等现实因素出发首次提倡将诗歌朗诵发展成为运动,他们也书写了许多经典的朗诵诗歌。以邓中夏、恽代英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秉持现实政治的考量,创作的一些诗歌符合朗诵性诗歌的一般特征。对照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的“朗诵诗”艺术形式,结合对左翼朗诵诗的相关研究,从具体文本艺术呈现来看,早期诗歌朗诵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朗诵性诗歌,这些诗歌以押韵为基本条件,具有声音蒙太奇、循环重复、象声词布置安排、第一人称复数、短句呼吁等“朗诵诗”的典型特征,朗诵性技艺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音乐效果,更易实现听众与诗歌内容的有效互动。这些早期新诗朗诵活动的成果为后来的经典“朗诵诗”创作提供了必要的艺术积淀,展现了朗诵性诗歌在文学创作上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