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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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环境严重污染现状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痛点。企业作为污染物的主要制造者，研究企业在既定约束下的环境行为，敦促企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路径。 本文以西北五省2012-2016年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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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环境严重污染现状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痛点。企业作为污染物的主要制造者，研究企业在既定约束下的环境行为，敦促企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路径。
本文以西北五省2012-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A股上市的采掘业和制造业两个行业76家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能源富集生态脆弱区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社会公众关注度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政府环境规制、债权压力影响不显著。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水平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而国企民企属性以及企业盈利能力不能区分企业环境行为的好坏。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个维度和层次提出政策建议:树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完善企业环境行为法律法规体系，增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供给和机制设计、加强宏观政策调控，提高企业环保门槛、提高环境执法水平、树立企业清洁生产理念、做好公司大股东环保意识激励工作、引导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环境行为水平、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完善公众监督渠道、发挥媒体环境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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