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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通常都“有牌可打、有利可图”。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破解美国所打的“中国牌”,特别是美国那种以虚换实牌。人民币汇率问题或将是2010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难以回避的话题
北京时间2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举行仅限中方参与的记者圆桌会。使馆的新闻官员说,这并非专门就对台军售举行的记者会,而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安排的既定日程,只是时间点巧合而已。
洪博培大使对记者说,2010年只是奥巴马总统处理对华关系的第二年。第一年是奥巴马政府确立双方关系的“框架”年,这第二年则是新中美关系的“测试”年。中美30年来的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单个问题的重要性。
对台军售事件前后
2010年1月最后一周。中美外交博弈分别在北京、伦敦和华盛顿展开。
华盛顿当地时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军事安全合作局正式对外宣布,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武器。美国政治中有一项潜规则就是,为避免媒体过于关注,对于相关敏感计划的公布,时间一般都会选择在周五晚些时候。
北京时间1月30日一大早,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被召往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向洪博培提出“严正交涉”。随即,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一系列后续反应相继出台,分别发表措辞强硬的谴责与抗议声明。何亚非对洪博培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提出严正抗议。”
1月30日,正在塞浦路斯出访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再次重申中国对台军售一贯立场。此前1月28日,利用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间隙,杨洁篪在伦敦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会晤。
北京时间1月29日,何亚非陪同李克强副总理访问瑞士刚返回北京。这一天,来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总统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数名高级官员即将完成他们在北京的使命,准备回国。这些美国高官来京是为即将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
同一天,来自美国商务部和USTR两位高级官员在北京举行一场半公开活动,其前提是不许录音、不许报道。还是在这一天,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推动计划:在未来30年,中美经济关系要实现三个“1万亿美元”:到2039年,实现美国对中国年度出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公司在华年度销售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这其中,推动放松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是其重要活动目标。
两大直接挑战
2010年初,中美面临的两大直接挑战就是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是否会见达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深专家袁征博士认为,对台军售这一历史遗留而又久拖不决的问题,目前仍然处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量变正在不断增加,但仍没有质的突破。在表达强烈抗议的同时,中国人对此应该有理性的、本质的认识。
至于奥巴马是否会见达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说,奥巴马已经两次推迟会见达赖,这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同时,奥巴马在国内还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战略情报公司副总裁罗杰·贝克尔也说,奥巴马眼前面临的更直接问题是,很多人已纷纷撤出对奥巴马的支持资金。
袁鹏认为,中国对此也一直保持克制,但一旦奥巴马会见达赖,中国就要面临新的挑战。其实,“中国面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破解美国的‘中国牌’,特别是如何破解美国对付中国的那种以虚换实牌。见不见达赖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姿态,那是虚的,但是,美国通过这种虚的外交往来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
近期三大反差现象
观察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可以发现以下三个反差现象:一是中美关系冷,而议论中美关系很热;二是媒体和智库很起劲,但中美双方官员都低调;三是局外人认为“不行”,而圈内人认为“可控”。
2010年,首先吹响中美关系悲观论调的当属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3日,该报发表题为《美中关系行将打寒战》一文,指出由于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可能会见达赖等议题,2010年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
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智库也持续跟进中美关系,使之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都曾专题讨论。美国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英国广播公司(BBC)联袂现场直播一场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谈及中美关系时,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甚至说,2010年的中美关系将很可能“分道扬镳”。1月28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曾专题讨论中美关系。
在这段时间内,中美两国政府官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各自都对双边关系出言谨慎。在对台军售前后一段时间内,在京活动的美国高级官员均不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也不举行记者会。只有国务院两位高级官员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内对部分美国媒体进行内部吹风。1月27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以私人身份访问山东时,更是低调,不但不接受采访,在非常有限的演讲中连中美关系都不谈。
在小布什总统时代,财政部长鲍尔森因深得总统信任而获得中美关系主导权。有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奥巴马2009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为争夺对中美关系主导权而发生摩擦。在2009年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之前,财政部和国务院双方都“打得”很厉害。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财政部想延续这种主导权,而希拉里领导的国务院又非常强势。不过,美方这种内部争执在2009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尘埃落定。国务院重新拿回了中美关系的主导权。正是因为美方内部的利益矛盾,也导致美方官员不愿意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不过,在眼下外界一些人认为中美关系“不行”的时候,双方高级官员均认为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仍然是“可控的”。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30多位来自两国政府、顶级智库、商界及研究机构的“圈内人”看来,第一,这之前,中美关系目前的状态都已经预判到;第二,这些问题都还是可控的;第三,对于不可预测的问题,需要强化危机管理。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透露,美国官方几位资深官员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与以上三点趋于一致。另据消息人士介绍,美方认为,中美关系2010年上半年会出现诸多摩擦,但下半年会渐入佳境,其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战略经济对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2010中美博弈清单
中美之间究竟有多少问题?恐怕没有一个专家能够说清楚。
袁征认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大致能划出四大板块:
一是结构性问题。中美之间一直存在而又悬而未决的争议,以台湾问题最典型,其他还涉及西藏、新疆、意识形态等议题。
二是经济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复杂,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显现,包括人民币、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不平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等。
三是第三方问题。主要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问题,比如朝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问题。
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海上通道、资源获取以及最新出现的网络安全争议等。
对于上述问题,一些专家认为,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美经济问题更具竞争性、复杂性和渗透性。两国经济关系已经从原来的互补型逐渐演化成竞争型。这种竞争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市场准入和资源获取两大方面。
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博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未来几年,“美中关系至关重要的挑战将是美国指责中国成为美国经济问题原因的政治压力”。美国战略情报公司副总裁罗杰·贝克尔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袁鹏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未来中美经济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三大核心议题是: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和市场经济地位。这些都是中美之间的老问题,但会进行新“炒作”。经济危机后,美国更加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美国问题的关键之一。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美国财政部特派一名代表杜大伟常驻中国。杜大伟近乎专职在中国各种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主张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2009年12月9日,杜大伟在北京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同台辩论,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浓。2010年1月22日,杜大伟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再次重申了其一贯立场。
袁鹏认为,本质上,这三大核心议题涉及美国增长模式的转变。美国要改变其消费内需型的经济结构,大力倡导出口贸易,同时要求世界其他国家扩大内需。美国的具体做法包括,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增加美国对华出口,重拾很久不被重视的汽车制造业等。
感冒后还得继续
如果说目前的中美关系是着凉了,那么感冒之后,双边关系还得继续。这符合双方的最根本利益。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博士曾作为中方核心咨询成员参与中美多项对话机制。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美固有矛盾的爆发比预料的早。“去年达成的协议无法落实,目前的中美关系正在空转。”孙哲说,即使如此,今年中美合作的基础仍在,双方仍互相需要。目前美方的态度仍是积极的,比如已派战略经济对话先遣组来华。“双方均需要明白一点,大局不能搞乱,不宜夸大中美冲突,合作仍然是中美间的主题。”
至于中美都关切的几大经济议题,一些接受采访的中外资深人士认为,人民币问题或将是2010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难以回避的话题。目前,中国国内专家对此意见存在较大分歧,有人主张一次升值10%,一步到位;有人主张恢复2008年前窄幅波动、小幅攀升状态;也有人认为出口企业已达极限,不能继续升值。孙哲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节点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在战略经济对话前,但这种可能相对较小;另一种是按兵不动,等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了再说。
袁鹏认为,有关市场经济地位,也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美国以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身份看待人民币升值,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以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身份为由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腹背吃亏。
孙哲认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会在短期内解决,但在2016年可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而自动解决。据孙哲了解,在2010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可能不会讨论这个问题。根据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附加条款,在反倾销案件中,中国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期限为15年。“由于美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需走复杂的流程,费时费力,因此,美方更加倾向于让这一问题在2016年自然解决。事实上,目前美方也并未启动这一程序。”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目前来看,有关政府采购协议谈判、投资与市场开放协议等问题,2010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本刊记者金旼旼对此文也有贡献)
北京时间2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举行仅限中方参与的记者圆桌会。使馆的新闻官员说,这并非专门就对台军售举行的记者会,而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安排的既定日程,只是时间点巧合而已。
洪博培大使对记者说,2010年只是奥巴马总统处理对华关系的第二年。第一年是奥巴马政府确立双方关系的“框架”年,这第二年则是新中美关系的“测试”年。中美30年来的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单个问题的重要性。
对台军售事件前后
2010年1月最后一周。中美外交博弈分别在北京、伦敦和华盛顿展开。
华盛顿当地时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军事安全合作局正式对外宣布,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武器。美国政治中有一项潜规则就是,为避免媒体过于关注,对于相关敏感计划的公布,时间一般都会选择在周五晚些时候。
北京时间1月30日一大早,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被召往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向洪博培提出“严正交涉”。随即,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一系列后续反应相继出台,分别发表措辞强硬的谴责与抗议声明。何亚非对洪博培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提出严正抗议。”
1月30日,正在塞浦路斯出访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再次重申中国对台军售一贯立场。此前1月28日,利用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间隙,杨洁篪在伦敦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会晤。
北京时间1月29日,何亚非陪同李克强副总理访问瑞士刚返回北京。这一天,来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总统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数名高级官员即将完成他们在北京的使命,准备回国。这些美国高官来京是为即将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
同一天,来自美国商务部和USTR两位高级官员在北京举行一场半公开活动,其前提是不许录音、不许报道。还是在这一天,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推动计划:在未来30年,中美经济关系要实现三个“1万亿美元”:到2039年,实现美国对中国年度出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公司在华年度销售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这其中,推动放松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是其重要活动目标。
两大直接挑战
2010年初,中美面临的两大直接挑战就是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是否会见达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深专家袁征博士认为,对台军售这一历史遗留而又久拖不决的问题,目前仍然处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量变正在不断增加,但仍没有质的突破。在表达强烈抗议的同时,中国人对此应该有理性的、本质的认识。
至于奥巴马是否会见达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说,奥巴马已经两次推迟会见达赖,这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同时,奥巴马在国内还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战略情报公司副总裁罗杰·贝克尔也说,奥巴马眼前面临的更直接问题是,很多人已纷纷撤出对奥巴马的支持资金。
袁鹏认为,中国对此也一直保持克制,但一旦奥巴马会见达赖,中国就要面临新的挑战。其实,“中国面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破解美国的‘中国牌’,特别是如何破解美国对付中国的那种以虚换实牌。见不见达赖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姿态,那是虚的,但是,美国通过这种虚的外交往来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
近期三大反差现象
观察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可以发现以下三个反差现象:一是中美关系冷,而议论中美关系很热;二是媒体和智库很起劲,但中美双方官员都低调;三是局外人认为“不行”,而圈内人认为“可控”。
2010年,首先吹响中美关系悲观论调的当属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3日,该报发表题为《美中关系行将打寒战》一文,指出由于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可能会见达赖等议题,2010年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
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智库也持续跟进中美关系,使之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都曾专题讨论。美国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英国广播公司(BBC)联袂现场直播一场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谈及中美关系时,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甚至说,2010年的中美关系将很可能“分道扬镳”。1月28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曾专题讨论中美关系。
在这段时间内,中美两国政府官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各自都对双边关系出言谨慎。在对台军售前后一段时间内,在京活动的美国高级官员均不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也不举行记者会。只有国务院两位高级官员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内对部分美国媒体进行内部吹风。1月27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以私人身份访问山东时,更是低调,不但不接受采访,在非常有限的演讲中连中美关系都不谈。
在小布什总统时代,财政部长鲍尔森因深得总统信任而获得中美关系主导权。有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奥巴马2009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为争夺对中美关系主导权而发生摩擦。在2009年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之前,财政部和国务院双方都“打得”很厉害。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财政部想延续这种主导权,而希拉里领导的国务院又非常强势。不过,美方这种内部争执在2009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尘埃落定。国务院重新拿回了中美关系的主导权。正是因为美方内部的利益矛盾,也导致美方官员不愿意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不过,在眼下外界一些人认为中美关系“不行”的时候,双方高级官员均认为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仍然是“可控的”。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30多位来自两国政府、顶级智库、商界及研究机构的“圈内人”看来,第一,这之前,中美关系目前的状态都已经预判到;第二,这些问题都还是可控的;第三,对于不可预测的问题,需要强化危机管理。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透露,美国官方几位资深官员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与以上三点趋于一致。另据消息人士介绍,美方认为,中美关系2010年上半年会出现诸多摩擦,但下半年会渐入佳境,其重要的观察点就是战略经济对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2010中美博弈清单
中美之间究竟有多少问题?恐怕没有一个专家能够说清楚。
袁征认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大致能划出四大板块:
一是结构性问题。中美之间一直存在而又悬而未决的争议,以台湾问题最典型,其他还涉及西藏、新疆、意识形态等议题。
二是经济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复杂,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显现,包括人民币、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不平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等。
三是第三方问题。主要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问题,比如朝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问题。
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海上通道、资源获取以及最新出现的网络安全争议等。
对于上述问题,一些专家认为,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美经济问题更具竞争性、复杂性和渗透性。两国经济关系已经从原来的互补型逐渐演化成竞争型。这种竞争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市场准入和资源获取两大方面。
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埃德温·福伊尔纳博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未来几年,“美中关系至关重要的挑战将是美国指责中国成为美国经济问题原因的政治压力”。美国战略情报公司副总裁罗杰·贝克尔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袁鹏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未来中美经济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三大核心议题是: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和市场经济地位。这些都是中美之间的老问题,但会进行新“炒作”。经济危机后,美国更加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美国问题的关键之一。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美国财政部特派一名代表杜大伟常驻中国。杜大伟近乎专职在中国各种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主张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2009年12月9日,杜大伟在北京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同台辩论,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浓。2010年1月22日,杜大伟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再次重申了其一贯立场。
袁鹏认为,本质上,这三大核心议题涉及美国增长模式的转变。美国要改变其消费内需型的经济结构,大力倡导出口贸易,同时要求世界其他国家扩大内需。美国的具体做法包括,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增加美国对华出口,重拾很久不被重视的汽车制造业等。
感冒后还得继续
如果说目前的中美关系是着凉了,那么感冒之后,双边关系还得继续。这符合双方的最根本利益。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博士曾作为中方核心咨询成员参与中美多项对话机制。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美固有矛盾的爆发比预料的早。“去年达成的协议无法落实,目前的中美关系正在空转。”孙哲说,即使如此,今年中美合作的基础仍在,双方仍互相需要。目前美方的态度仍是积极的,比如已派战略经济对话先遣组来华。“双方均需要明白一点,大局不能搞乱,不宜夸大中美冲突,合作仍然是中美间的主题。”
至于中美都关切的几大经济议题,一些接受采访的中外资深人士认为,人民币问题或将是2010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难以回避的话题。目前,中国国内专家对此意见存在较大分歧,有人主张一次升值10%,一步到位;有人主张恢复2008年前窄幅波动、小幅攀升状态;也有人认为出口企业已达极限,不能继续升值。孙哲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节点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在战略经济对话前,但这种可能相对较小;另一种是按兵不动,等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了再说。
袁鹏认为,有关市场经济地位,也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美国以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身份看待人民币升值,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以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身份为由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腹背吃亏。
孙哲认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会在短期内解决,但在2016年可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而自动解决。据孙哲了解,在2010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可能不会讨论这个问题。根据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附加条款,在反倾销案件中,中国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期限为15年。“由于美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需走复杂的流程,费时费力,因此,美方更加倾向于让这一问题在2016年自然解决。事实上,目前美方也并未启动这一程序。”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目前来看,有关政府采购协议谈判、投资与市场开放协议等问题,2010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本刊记者金旼旼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