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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晚清官吏形象。有庄宫保、史均甫那样的不谙世故而遗祸百姓的官员；更有如玉贤、刚弼那样自恃清廉，而肆意妄为的虐民之酷吏；也有屈居下僚，无所作为的好官白子寿等。在《老残游记》中好官无所作为，而酷吏昏官遍布，官场极端腐败与黑暗，反映出了刘鹗对晚清吏治的极端绝望。
关键词：官场；吏治；腐败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写的一部小说，成书于一九○六年。书中借老残的游历见闻，对当时吏治的黑暗痛加攻击，书中“攻击官吏之处亦多”，① 真实地揭露与批判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吏治的腐败，客观上帮助人民认识到对整个官僚集团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老残游记》对晚清官场的揭露与抨击是其被鲁迅先生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主要原因。刘鹗本人在河南治理河工及创办实业期间，亲身经历并目睹了清王朝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他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误民十分不满，于是便将这一切都写进了《老残游记》中，与晚清其它揭露官场黑暗的作品相比，《老残游记》并未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式的讥讽手法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②全书“揭人隐私，以嘲之辱之的讽刺色彩是极少的。”③刘鹗完全是怀着“补残”之志真实地描绘晚清官场，力图从理性的层面来思考吏治腐败的深层根源，从而道出如何“醒其睡”而救治的正面意向来。
《老残游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晚清大小官吏，有庄宫保、史均甫那样的不谙世故而遗祸百姓的官员；更有如玉贤、刚弼那样自恃清廉，而肆意妄为的虐民之酷吏；也有屈居下僚，无所作为的好官白子寿等人。《老残游记》中官官相护，买官卖官现象十分普及，真实再现了晚清已经极端腐败的吏治，显示了刘鹗对晚清官场的极端绝望，无怪乎他要发出“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的感慨。试看《老残游记》中，刘鹗是如何通过笔下的官吏形象来暴露晚清吏治的腐败。
一、玉贤、刚弼等酷吏形象
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看似清廉刚正，却害民非浅的晚清基层官吏。玉贤、刚弼二人清廉，不要钱，然而却残酷暴虐，杀人成性，令人发指，是彻头彻尾的酷吏。刘鹗揭发了所谓“不要钱”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做大官”（第六回）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刘鄂无情地剥去他们“清官”的外衣，淋漓尽致地揭露其名为“清官”，实为虐民之酷吏的本质，通过对酷吏的描写，谴责了封建官吏残忍的罪恶行径。鲁迅称其“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④胡适也称道：“《老残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⑤作者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第十六回自评中写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中国传统小说对封建官吏的描写，总是单一地将其分为清官与赃官，忠臣与奸臣，对前者歌颂，对后者则进行批判，使人们认定赃官一定是坏官，清官则一定是好官。这些清官，如包公、海瑞等，他们两袖清风，十分清廉，是地道的清官，他们同时又具备勤政爱民，为民做主，刚正不阿的优良品质，清官千百年来因为其为官的清正廉洁而被百姓虔诚信仰甚至顶礼膜拜。因而，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清官”简直就是完人的代名词，是神的化身。而刘鹗笔下却出现了新的艺术形象，即不贪钱实际上却为祸巨大的清官，他们对人民的危害大于一般的贪官。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刘鹗一改清官便是好官的思维定势，精心塑造了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大胆直露地揭清官之可恨，对清官作恶进行了批判。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思想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玉贤残暴凶恶，滥杀无辜，残害良民。这个酷吏令曹州百姓敢怒不敢言，冤屈难伸。然而他推行酷政的根本原因在于恃才好功，是急于做官而作恶。另一个清官刚弼，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做事所凭恃的只是思想上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清廉便“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其为自觉是君子而作恶。两人都清廉，并不贪腐，然而却欠下了累累血债，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官”实是虐民的酷吏！
受晚清新小说理论“写实主义”的影响，刘鹗是以写史的手法近乎实录式地来揭清官之可恶。他说：“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十三回原评），因而完全是以“补正史之缺”的目的来写小说的。玉贤、刚弼并非刘鹗的艺术虚构，而是有现实的化身。如玉贤是当时山西巡抚毓贤之化身，玉贤即是“毓贤”之谐音。玉贤谐音“愚贤”，刚弼谐音“刚愎”，此二词形象的勾勒了两位“清廉得格登登的”却又使辖内百姓生活惨淡的只顾自己政绩优秀升官发财的官吏形象。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清廉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问题，而为民做事则是掌握权力的必然要求。为官一任，基本技能就是借手中公器造福公众，而贪腐则是可以在制度的检查下避免的。可见对清廉和能力，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尽管“揭清官之可恶”的作品，历史上早已有之，然而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却难以和《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和刚弼相提并论，刘鹗揉合了自身疾恶如仇的思想，真实深刻地暴露了清官的酷吏本质，他笔下的清官形象，“不仅大大超越了以前同类题材的小说，而且成为我国小说史上闪耀异彩的一株奇葩，卓然特立于晚清小说之林，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⑥
二、以庄宫保为代表的高层官吏
庄宫保即太子少保，深居高官，表面上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作者对他也有肯定之处，在第十三回自评中说“庄勤果慈祥恺悌，齐人至今思之。”他爱才若渴，广集人才，“延揽海内各土，有见善若不及之势”，当知道老残有治河之才时，极力挽留。然而在这表面贤明、仁厚的高官的身上，却有着晚清官场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
首先，宫保十分爱才，但却不辨真伪，不体察民情。仅因听说玉贤能使 “几乎无一天无盗案”的曹州府出现“路不拾遗”的现象，便不去考察这其中是否有冤情，而是“听着很是喜欢，所以打算专折明保他”，正得益这样一位昏庸的高官的赏识与提拔，玉贤才更加为所欲为。
其次，宫保还十分护短。在老残向他汇报了玉贤的酷虐之后，他虽然对自己一手提拔的官员的如此行为“难受了好几天，说今以后，再不明保他了”，然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官声，却以“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来搪塞，而并不采取有效行动阻止玉贤的行为，刘鹗借小说中的姚云松之评价一语道破了其中道理：“岂有个才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抚谁不护短？这宫保已经是难得了。”（第十九回）
第三、宫保对于废黄河民埝退保大堤一事负有直接责任，是黄河水患的祸首。他禁不住“功垂竹帛，万世盛名”的诱惑，听信未经世故，缺少实践的儒生之言，使用了只是文章做得好，而没有办过河工的贾让的“不与水争地法”，并且不让堤内居民知道废民埝的事，致使黄河汛期大水泛滥，眼睁睁看着十万生灵涂炭，足见其昏聩与自私，刘鹗对宫保此举最为痛心与愤恨，在十三回自评中说“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谬，而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举，尤属荒谬之至。惨不忍闻，况目见乎，此作者所以寄泪也。”
庄宫保的身上折射出晚清官场高层官吏昏聩、无能的劣根性，作者对他是有批判与不满的，当然这种批判的力度是远不及玉贤等人之无情。
三、史均甫等不谙世故的官吏
《老残游记》围绕治黄问题，批判了以史均甫为代表的脱离实际，不谙世故的本本主义官员。黄河废民埝，凄绝悲惨，十几万灾民死死伤伤，无家可归，令人泪下，乃作者生平三大伤心事之一。可如此惨剧便是“史均甫史观察创的议”，这个史均甫，他依据贾让的《治河策》，毫不考察当时黄河水患的实际情况，盲目相信书中所写“不与水争地”法，“他就拿了一本什么书给抚台看，说这个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宽了不能安静，必得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第十三回）
正是这个南方有名的“才子”史均甫，只搬书本，纸上谈兵，不深入实践与调查研究，而造成这么一场惨不忍睹的黄河水患，令十几万人民流离失所，令良家妇女沦落风尘。他虽然不象玉贤那样逼民为盗，却间接地逼良为娼，同样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刘鹗借老残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么一群文官之弊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第十四回）史均甫及“王八蛋大人们”有着严重的本本主义，他们盲目地相信书本知识，而并不实践调研，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岂不是晚清吏治极为腐败的另一写照？
四、以白子寿为代表的正面官吏
《老残游记》中有残酷暴虐的酷吏，却也不乏白子寿、申东造、王子谨那样的好官，他们身上有着刘鹗所赏识的良好的官品。如白子寿做官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第十八回），审案能研究事实，考察证据，抛开成见，纠正刚弼制造的错案，洗去魏氏父女的罪名；齐东县官王子谨“虽是个进士出身，倒不糊涂”（第十五回），他十分爱民，为被冤的贾魏氏有了救星而欢喜，并极力相助老残侦破冤案；申东造为官正直，为居于酷吏玉贤属下而深感不安，“依他做，实在不忍；不依他做，又无良法”（第七回），并寻找能人老残密商良策，思考如何有效地治理盗案，为民除害。可以说，这些官员有着良好的民本思想，他们心中装着百姓，能思考着为民谋福，将人民置于重要的位置，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刘鹗心目中理想化官吏的良好素质，刘鹗对他们是颇为赞赏与肯定的。
然而尽管这些好官清正廉明，关心百姓，但他们却只能屈居下僚，并无多大作为。白子寿虽然纠正了错案，可并没有找出凶手，破案的重要工作却是由老残来完成的；申东造听从老残良策，竭力邀请武侠人物刘仁甫出山治理盗案，可并无多大成效；尽管王子谨是非分明，可是官品却不高，对冤案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作者无比惋惜地说：“惜乎老残，既不能见用于世，申东造亦仅一小小县令，无从展其骥足，世道之所以曰坏也夫！”（第七回自评）老残也罢，申东造也罢，还是白子寿都不能阻止更多冤案产生，百姓仍要象曹州百姓一样生活得战战兢兢，过着鸟雀不如的生活。
刘鹗笔下的官吏，上至宫保，下至地方县令，可以说，有丑化的倾向。好官无所作为，而酷吏昏官遍布，官场极端腐败与黑暗，也反映刘鹗对晚清吏治的极端绝望。无怪乎刘鹗要借老残来表白自己绝不做官的立场。
参考文献：
[1][2][4]鲁迅. 清末之谴责小说[M].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3][美]夏志清.《老残游记》新论[M]．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80.
[5]胡适．《老残游记》序[M]．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王立兴．刘鹗笔下的清官形象平议[M]．中国近代文学考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官场；吏治；腐败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写的一部小说，成书于一九○六年。书中借老残的游历见闻，对当时吏治的黑暗痛加攻击，书中“攻击官吏之处亦多”，① 真实地揭露与批判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吏治的腐败，客观上帮助人民认识到对整个官僚集团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老残游记》对晚清官场的揭露与抨击是其被鲁迅先生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主要原因。刘鹗本人在河南治理河工及创办实业期间，亲身经历并目睹了清王朝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他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误民十分不满，于是便将这一切都写进了《老残游记》中，与晚清其它揭露官场黑暗的作品相比，《老残游记》并未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式的讥讽手法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②全书“揭人隐私，以嘲之辱之的讽刺色彩是极少的。”③刘鹗完全是怀着“补残”之志真实地描绘晚清官场，力图从理性的层面来思考吏治腐败的深层根源，从而道出如何“醒其睡”而救治的正面意向来。
《老残游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晚清大小官吏，有庄宫保、史均甫那样的不谙世故而遗祸百姓的官员；更有如玉贤、刚弼那样自恃清廉，而肆意妄为的虐民之酷吏；也有屈居下僚，无所作为的好官白子寿等人。《老残游记》中官官相护，买官卖官现象十分普及，真实再现了晚清已经极端腐败的吏治，显示了刘鹗对晚清官场的极端绝望，无怪乎他要发出“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的感慨。试看《老残游记》中，刘鹗是如何通过笔下的官吏形象来暴露晚清吏治的腐败。
一、玉贤、刚弼等酷吏形象
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看似清廉刚正，却害民非浅的晚清基层官吏。玉贤、刚弼二人清廉，不要钱，然而却残酷暴虐，杀人成性，令人发指，是彻头彻尾的酷吏。刘鹗揭发了所谓“不要钱”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做大官”（第六回）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刘鄂无情地剥去他们“清官”的外衣，淋漓尽致地揭露其名为“清官”，实为虐民之酷吏的本质，通过对酷吏的描写，谴责了封建官吏残忍的罪恶行径。鲁迅称其“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④胡适也称道：“《老残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⑤作者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第十六回自评中写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中国传统小说对封建官吏的描写，总是单一地将其分为清官与赃官，忠臣与奸臣，对前者歌颂，对后者则进行批判，使人们认定赃官一定是坏官，清官则一定是好官。这些清官，如包公、海瑞等，他们两袖清风，十分清廉，是地道的清官，他们同时又具备勤政爱民，为民做主，刚正不阿的优良品质，清官千百年来因为其为官的清正廉洁而被百姓虔诚信仰甚至顶礼膜拜。因而，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清官”简直就是完人的代名词，是神的化身。而刘鹗笔下却出现了新的艺术形象，即不贪钱实际上却为祸巨大的清官，他们对人民的危害大于一般的贪官。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刘鹗一改清官便是好官的思维定势，精心塑造了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大胆直露地揭清官之可恨，对清官作恶进行了批判。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思想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玉贤残暴凶恶，滥杀无辜，残害良民。这个酷吏令曹州百姓敢怒不敢言，冤屈难伸。然而他推行酷政的根本原因在于恃才好功，是急于做官而作恶。另一个清官刚弼，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做事所凭恃的只是思想上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清廉便“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其为自觉是君子而作恶。两人都清廉，并不贪腐，然而却欠下了累累血债，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官”实是虐民的酷吏！
受晚清新小说理论“写实主义”的影响，刘鹗是以写史的手法近乎实录式地来揭清官之可恶。他说：“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十三回原评），因而完全是以“补正史之缺”的目的来写小说的。玉贤、刚弼并非刘鹗的艺术虚构，而是有现实的化身。如玉贤是当时山西巡抚毓贤之化身，玉贤即是“毓贤”之谐音。玉贤谐音“愚贤”，刚弼谐音“刚愎”，此二词形象的勾勒了两位“清廉得格登登的”却又使辖内百姓生活惨淡的只顾自己政绩优秀升官发财的官吏形象。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清廉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问题，而为民做事则是掌握权力的必然要求。为官一任，基本技能就是借手中公器造福公众，而贪腐则是可以在制度的检查下避免的。可见对清廉和能力，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尽管“揭清官之可恶”的作品，历史上早已有之，然而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却难以和《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和刚弼相提并论，刘鹗揉合了自身疾恶如仇的思想，真实深刻地暴露了清官的酷吏本质，他笔下的清官形象，“不仅大大超越了以前同类题材的小说，而且成为我国小说史上闪耀异彩的一株奇葩，卓然特立于晚清小说之林，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⑥
二、以庄宫保为代表的高层官吏
庄宫保即太子少保，深居高官，表面上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作者对他也有肯定之处，在第十三回自评中说“庄勤果慈祥恺悌，齐人至今思之。”他爱才若渴，广集人才，“延揽海内各土，有见善若不及之势”，当知道老残有治河之才时，极力挽留。然而在这表面贤明、仁厚的高官的身上，却有着晚清官场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
首先，宫保十分爱才，但却不辨真伪，不体察民情。仅因听说玉贤能使 “几乎无一天无盗案”的曹州府出现“路不拾遗”的现象，便不去考察这其中是否有冤情，而是“听着很是喜欢，所以打算专折明保他”，正得益这样一位昏庸的高官的赏识与提拔，玉贤才更加为所欲为。
其次，宫保还十分护短。在老残向他汇报了玉贤的酷虐之后，他虽然对自己一手提拔的官员的如此行为“难受了好几天，说今以后，再不明保他了”，然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官声，却以“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来搪塞，而并不采取有效行动阻止玉贤的行为，刘鹗借小说中的姚云松之评价一语道破了其中道理：“岂有个才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抚谁不护短？这宫保已经是难得了。”（第十九回）
第三、宫保对于废黄河民埝退保大堤一事负有直接责任，是黄河水患的祸首。他禁不住“功垂竹帛，万世盛名”的诱惑，听信未经世故，缺少实践的儒生之言，使用了只是文章做得好，而没有办过河工的贾让的“不与水争地法”，并且不让堤内居民知道废民埝的事，致使黄河汛期大水泛滥，眼睁睁看着十万生灵涂炭，足见其昏聩与自私，刘鹗对宫保此举最为痛心与愤恨，在十三回自评中说“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谬，而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举，尤属荒谬之至。惨不忍闻，况目见乎，此作者所以寄泪也。”
庄宫保的身上折射出晚清官场高层官吏昏聩、无能的劣根性，作者对他是有批判与不满的，当然这种批判的力度是远不及玉贤等人之无情。
三、史均甫等不谙世故的官吏
《老残游记》围绕治黄问题，批判了以史均甫为代表的脱离实际，不谙世故的本本主义官员。黄河废民埝，凄绝悲惨，十几万灾民死死伤伤，无家可归，令人泪下，乃作者生平三大伤心事之一。可如此惨剧便是“史均甫史观察创的议”，这个史均甫，他依据贾让的《治河策》，毫不考察当时黄河水患的实际情况，盲目相信书中所写“不与水争地”法，“他就拿了一本什么书给抚台看，说这个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宽了不能安静，必得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第十三回）
正是这个南方有名的“才子”史均甫，只搬书本，纸上谈兵，不深入实践与调查研究，而造成这么一场惨不忍睹的黄河水患，令十几万人民流离失所，令良家妇女沦落风尘。他虽然不象玉贤那样逼民为盗，却间接地逼良为娼，同样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刘鹗借老残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么一群文官之弊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第十四回）史均甫及“王八蛋大人们”有着严重的本本主义，他们盲目地相信书本知识，而并不实践调研，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岂不是晚清吏治极为腐败的另一写照？
四、以白子寿为代表的正面官吏
《老残游记》中有残酷暴虐的酷吏，却也不乏白子寿、申东造、王子谨那样的好官，他们身上有着刘鹗所赏识的良好的官品。如白子寿做官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第十八回），审案能研究事实，考察证据，抛开成见，纠正刚弼制造的错案，洗去魏氏父女的罪名；齐东县官王子谨“虽是个进士出身，倒不糊涂”（第十五回），他十分爱民，为被冤的贾魏氏有了救星而欢喜，并极力相助老残侦破冤案；申东造为官正直，为居于酷吏玉贤属下而深感不安，“依他做，实在不忍；不依他做，又无良法”（第七回），并寻找能人老残密商良策，思考如何有效地治理盗案，为民除害。可以说，这些官员有着良好的民本思想，他们心中装着百姓，能思考着为民谋福，将人民置于重要的位置，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刘鹗心目中理想化官吏的良好素质，刘鹗对他们是颇为赞赏与肯定的。
然而尽管这些好官清正廉明，关心百姓，但他们却只能屈居下僚，并无多大作为。白子寿虽然纠正了错案，可并没有找出凶手，破案的重要工作却是由老残来完成的；申东造听从老残良策，竭力邀请武侠人物刘仁甫出山治理盗案，可并无多大成效；尽管王子谨是非分明，可是官品却不高，对冤案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作者无比惋惜地说：“惜乎老残，既不能见用于世，申东造亦仅一小小县令，无从展其骥足，世道之所以曰坏也夫！”（第七回自评）老残也罢，申东造也罢，还是白子寿都不能阻止更多冤案产生，百姓仍要象曹州百姓一样生活得战战兢兢，过着鸟雀不如的生活。
刘鹗笔下的官吏，上至宫保，下至地方县令，可以说，有丑化的倾向。好官无所作为，而酷吏昏官遍布，官场极端腐败与黑暗，也反映刘鹗对晚清吏治的极端绝望。无怪乎刘鹗要借老残来表白自己绝不做官的立场。
参考文献：
[1][2][4]鲁迅. 清末之谴责小说[M].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3][美]夏志清.《老残游记》新论[M]．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80.
[5]胡适．《老残游记》序[M]．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王立兴．刘鹗笔下的清官形象平议[M]．中国近代文学考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