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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与卡夫卡不约而同地选择后现代的角度进行创作，并通过截然不同的思考途径：一为诗化，一为异化，殊途同归地表达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追求——自然、健康、和谐、美好的人性生态。
关键词：沈从文 卡夫卡 后现代 人性生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认为，所谓的“后现代精神”就是摆脱机械思想对于人的控制，将人的福祉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另一美国学者E·拉兹洛曾预言“后现代是生态学的时代”。生态学是在反思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过分膨胀的人类主体性的一种反拨，它主张人类与宇宙其他生物种类的平衡、协调发展。生态学的反思主要侧重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现代主体性否定人本身与其他人或事物的内在本质联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我对立，人际关系异化。现代生态学通过对现代主体性的颠覆，旨在重建人与人之间真正和谐的秩序，反对现代文明过分注重物质发展所造成的人性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
在各自的小说作品中，沈从文与卡夫卡都关注人性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异化，表达了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他们通过截然不同的思考途径——诗化和异化，殊途同归地表达了共同的人性追求——自然、健康、和谐的美好人性生态。本文拟从人际和情爱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比较解读。
一 沈从文、卡夫卡笔下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性的一个核心内容。把沈从文与卡夫卡纳入现代生态学的视野蠡测，我们发现：两位作家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表达了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他们极力肯定人与人之间自然、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否定那种畸形、变态、异化的人际关系。
沈从文通过城市病态社会与乡村理想社会的二元对比，侧重于表现湘西世界人们的和谐、健康、合乎人性的关系，而卡夫卡则着重于揭示西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那种疏离、冷漠、异化的关系。
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构成了湘西世界社会生态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沈从文描写的边地风俗，特别是人情风俗，弥漫着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气氛。他的代表作《边城》所描绘的茶峒，就是一个自然、和谐、融洽的理想社会。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少均善良、淳朴、宽厚。在这个边城社会中，人人古道热肠，质朴善良，处处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与爱护。正是这些具有美好人性的人们，共同构成了边城爱意融融、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社会。
在沈从文的其他小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湘西人们之间的友爱、融洽、和睦的脉脉温情。例如，在《船上岸上》中，卖梨子的妇人因为我们多给了钱，趁我们不备，就多添给我们一堆梨；在《长河》里，人们重义轻利，橘子在当地只许吃不肯卖，赶路的人只管摘来解渴而无需担心受责；在《雪》中，都市的“我”偶然有个机会，来到一位乡下朋友的家里做客，感受到的是一种乡村人特有的待人接物的真诚与关爱：
“到这来了又得叔远两弟兄的妈把当作一个从远处归来的儿子看待，从一种富厚慈善的乡下老太太心中出来的母性体贴，只使我自己俨然是可以到此就得永久住下去的趋势。我想我这个冬天，真过了一个好运年。”
叔远的母亲对“我”的关爱和体贴使“我”在大雪纷飞的隆冬天气中，依然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与之相反，在卡夫卡的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陌生的、隔阂的、遥远的、无法沟通的，甚至受金钱关系的支配而异化了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例如，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足了养家的金币并得到了家人的爱戴，但是，他自己的肉体却受到了摧残，精神也受到了折磨，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那就是：有一天，他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再也无法为家人挣钱了。令人悲叹的是，格里高尔·萨姆沙这时却变成了家人眼中可恶的累赘，就连他深爱的母亲和他最亲近的妹妹也是如此看待他的。最后，格里高尔在伤痛和绝望中凄凉地死去，而他的家人却感到“新鲜空气中的一丝暖意”，随后决定举家郊外闲逛，他们憧憬着摆脱负担后的美好未来。又如，在《判决》中，乔治和他父亲无法沟通交流，虽然乔治仍爱着他的父亲，但粗暴的父亲却始终把他当作敌人，任意辱骂，势不两立：父亲拉拢儿子的朋友，诋毁儿子的女友，搜罗儿子的客户名单。最后因一点小事，父亲的话导致了儿子的投河自尽。又如，在《致科学院的报告》中，“我”本是黄金海岸的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猿，不慎落入猎人之手，受尽了折磨。在外界的压迫下，“我”为摆脱牢笼，进化成了人，过上了人的生活。但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我”的进化又何尝不是异化：“我”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却完全迷失了猿的本性，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虚伪地送往迎来，忍受着内心孤独。
二 沈从文、卡夫卡笔下的两性情爱
两性情爱是人性生态的核心展现。俄国诗人勃洛克说过，爱情是真、善、美的至高境界，一个人在享有爱情的同时，也拥有了自由、善良、真诚和美。个体如果能实现真善美一致的爱情，必然地就具备了健康的人性。
洋溢在沈从文作品中的是原始的、粗野的、热烈的、真挚的男女之情，可谓真善美一致的爱情，相反，卡夫卡笔下的男女关系大多是丑陋的、畸形的、病态的。
情爱与性爱是解读人类生命本质的基本象征之一。沈从文笔下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情爱关系表达了人类最美的自然人性。《神巫之爱》、《龙珠》、《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等小说，集中体现了沈从文对自然性爱关系的赞赏。在这些作品中，青年男女爱得真诚，爱得狂热，他们的情爱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出现在沈从文作品当中的人物，摈弃了现代文明社会物质化世俗化的功利心和等级观念，一切都那么的自然，一切都那么的纯真。例如，《龙朱》里的男女，“抓住自己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又如，《媚子、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他们为了那种真挚热烈的爱情愿为对方奉献自己的生命，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自由的情爱，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诗化形式。沈从文笔下的情爱故事，就是如此诗意般地再现湘西苗人对爱的崇高价值的追求和对性自由原生态观念的张扬。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张扬形成为社会习俗，为那个社会所允许，为那些苗人所接纳。这一方水土的男女可以自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男欢女爱，在湘西边城苗人的世界中，可以无所顾忌、无人阻挡地爱我所爱。比如，大老二老宁愿放弃丰裕的碾坊，而选择风吹日晒的渡船，他们完全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不受任何外在势力的影响，不受任何束缚生命的道德戒律或习俗惯例的遏制。 沈从文的作品极力张扬青年男女之间自由、开放、蓬勃的性爱意识，这里面蕴含着的意义或许就像苏雪林所指出的那样——“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而且，对那些触犯人间律法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只要是出于“真诚”、“自由”、“美”、旺盛的生命力的性爱，沈从文也都给予了大胆的赞美。例如，以《从文自传·清乡所见》中“卖豆腐的年轻男子”被杀头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沈从文重新安排了年青人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性爱，沈从文拥有超越于世俗和时代，超越于固有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情怀。再如《八骏图》，沈从文以一种理性而人道的态度对待人的种种欲望。在他看来，性欲应该给予自然的满足，不需要太多的道德参与。如果以道德压制甚至扼杀欲望，结果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病态人格。鉴于当时社会现实造成的某些性爱残缺的现象，沈从文写了很多作品，为这些畸形性爱之合理性寻找言说的空间，如《参军》、《夜》、《道师与道场》、《柏子》等。
与沈从文赞赏原始、粗野、热烈、率真、奔放的爱情相区别，卡夫卡向往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情。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精神被极度扭曲的背景下，灵肉一致的爱情是无处寻觅的。“同女人在一起生活是很难的。人们这么做，那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虚荣逼迫出来的。只在深处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称得上爱情，这爱情是找不到的，它转眼即逝”。在卡夫卡作品中，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肮脏的，并且这些女性往往是男人灾难的起源。比如《城堡》中，城堡周围的姑娘都以能做城堡官员的情妇为荣。一心想着进入城堡的K，他接近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并订了婚，结果这门婚姻给他带来了灾难。又如，《判决》中，粗暴的父亲与可怜的儿子发生反目成仇的原因之一，是父亲认为儿子订婚是因为受到女方的引诱，儿子“玷污了对母亲的怀念，背叛了这个朋友”。而在《审判》中，约瑟夫·K的叔叔阿尔贝特带K去找胡尔德律师求助，就在大家谈论案子的关键时刻，女佣故意将一个盘子打碎引诱K与她幽会。等到暴怒的叔叔阿尔贝特找到K时，案件已失去了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以上那些例子充分说明：呈现在卡夫卡笔下的性是肮脏的、罪恶的、异化的、灵肉分离的，是污秽的极致，是爱的对立面。或者说，卡夫卡笔下所描写的性爱是肮脏的、苍白无力、没有一丝儿亮色。审视卡夫卡的男主角们在小说里的性爱场面，我们可以说，那都是性爱挫败的暗示。以《城堡》为例，作品透露了——伴随躯体的不是淋漓销魂，而是痛苦绝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K无法摸清更难以进入城堡的大门，这样的叙述一方面反映了主人公在那些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进退失据，另一方面又真实并具象化地再现了卡夫卡对于性爱曾经有过的那种冲动、狼狈、肮脏的体验。《城堡》中，在酒吧柜台下和女人做爱的情节，还有K与长官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他们居然躺在长官克拉姆的房门前“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做爱，作品是这样描写的：“他们两个人像一个人似地呼吸着，两颗心像一颗心一样地跳动着，在这段时间里，Ｋ只觉得自己迷失了路，或者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都远，这个国度是那么奇异，甚至连空气都跟他故乡的大不相同，在这儿，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奇异而死去，可是这种奇异又是这么富于魅力，使你只能继续向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最终在没有归路的状态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本性。这些情节的描写，无一例外地揭示了性爱的龌龊与灵肉的分离。
三 结语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尽情地赞美天然无邪、质朴纯真的人际关系与两性情爱，从正面呼唤人性的回归；卡夫卡通过他的小说无情地控诉冷漠严酷、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与两性情爱，从反面揭示人性的迷失。两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现代的角度，通过截然不同的思考途径：一为诗化，一为异化，饱含深意地剖析人生世态，殊途同归地表达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追求——自然、健康、和谐、美好的人性生态。
参考文献：
[1]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与社会》，《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E·拉兹洛：《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0期。
[3] 孙振华：《生命的礼赞与悲悯——京派小说创作主题探析》，《云梦学刊》，1995年第1期。
[4] 范震威：《世纪才女——苏雪林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 卡夫卡，阎嘉译：《卡夫卡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学思：《卡夫卡文集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邹承辉，男，1971—，江西赣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沈从文 卡夫卡 后现代 人性生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认为，所谓的“后现代精神”就是摆脱机械思想对于人的控制，将人的福祉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另一美国学者E·拉兹洛曾预言“后现代是生态学的时代”。生态学是在反思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过分膨胀的人类主体性的一种反拨，它主张人类与宇宙其他生物种类的平衡、协调发展。生态学的反思主要侧重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现代主体性否定人本身与其他人或事物的内在本质联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我对立，人际关系异化。现代生态学通过对现代主体性的颠覆，旨在重建人与人之间真正和谐的秩序，反对现代文明过分注重物质发展所造成的人性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
在各自的小说作品中，沈从文与卡夫卡都关注人性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异化，表达了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他们通过截然不同的思考途径——诗化和异化，殊途同归地表达了共同的人性追求——自然、健康、和谐的美好人性生态。本文拟从人际和情爱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比较解读。
一 沈从文、卡夫卡笔下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性的一个核心内容。把沈从文与卡夫卡纳入现代生态学的视野蠡测，我们发现：两位作家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表达了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他们极力肯定人与人之间自然、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否定那种畸形、变态、异化的人际关系。
沈从文通过城市病态社会与乡村理想社会的二元对比，侧重于表现湘西世界人们的和谐、健康、合乎人性的关系，而卡夫卡则着重于揭示西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那种疏离、冷漠、异化的关系。
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构成了湘西世界社会生态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沈从文描写的边地风俗，特别是人情风俗，弥漫着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气氛。他的代表作《边城》所描绘的茶峒，就是一个自然、和谐、融洽的理想社会。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少均善良、淳朴、宽厚。在这个边城社会中，人人古道热肠，质朴善良，处处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与爱护。正是这些具有美好人性的人们，共同构成了边城爱意融融、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社会。
在沈从文的其他小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湘西人们之间的友爱、融洽、和睦的脉脉温情。例如，在《船上岸上》中，卖梨子的妇人因为我们多给了钱，趁我们不备，就多添给我们一堆梨；在《长河》里，人们重义轻利，橘子在当地只许吃不肯卖，赶路的人只管摘来解渴而无需担心受责；在《雪》中，都市的“我”偶然有个机会，来到一位乡下朋友的家里做客，感受到的是一种乡村人特有的待人接物的真诚与关爱：
“到这来了又得叔远两弟兄的妈把当作一个从远处归来的儿子看待，从一种富厚慈善的乡下老太太心中出来的母性体贴，只使我自己俨然是可以到此就得永久住下去的趋势。我想我这个冬天，真过了一个好运年。”
叔远的母亲对“我”的关爱和体贴使“我”在大雪纷飞的隆冬天气中，依然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与之相反，在卡夫卡的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陌生的、隔阂的、遥远的、无法沟通的，甚至受金钱关系的支配而异化了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例如，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足了养家的金币并得到了家人的爱戴，但是，他自己的肉体却受到了摧残，精神也受到了折磨，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那就是：有一天，他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再也无法为家人挣钱了。令人悲叹的是，格里高尔·萨姆沙这时却变成了家人眼中可恶的累赘，就连他深爱的母亲和他最亲近的妹妹也是如此看待他的。最后，格里高尔在伤痛和绝望中凄凉地死去，而他的家人却感到“新鲜空气中的一丝暖意”，随后决定举家郊外闲逛，他们憧憬着摆脱负担后的美好未来。又如，在《判决》中，乔治和他父亲无法沟通交流，虽然乔治仍爱着他的父亲，但粗暴的父亲却始终把他当作敌人，任意辱骂，势不两立：父亲拉拢儿子的朋友，诋毁儿子的女友，搜罗儿子的客户名单。最后因一点小事，父亲的话导致了儿子的投河自尽。又如，在《致科学院的报告》中，“我”本是黄金海岸的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猿，不慎落入猎人之手，受尽了折磨。在外界的压迫下，“我”为摆脱牢笼，进化成了人，过上了人的生活。但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我”的进化又何尝不是异化：“我”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却完全迷失了猿的本性，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虚伪地送往迎来，忍受着内心孤独。
二 沈从文、卡夫卡笔下的两性情爱
两性情爱是人性生态的核心展现。俄国诗人勃洛克说过，爱情是真、善、美的至高境界，一个人在享有爱情的同时，也拥有了自由、善良、真诚和美。个体如果能实现真善美一致的爱情，必然地就具备了健康的人性。
洋溢在沈从文作品中的是原始的、粗野的、热烈的、真挚的男女之情，可谓真善美一致的爱情，相反，卡夫卡笔下的男女关系大多是丑陋的、畸形的、病态的。
情爱与性爱是解读人类生命本质的基本象征之一。沈从文笔下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情爱关系表达了人类最美的自然人性。《神巫之爱》、《龙珠》、《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等小说，集中体现了沈从文对自然性爱关系的赞赏。在这些作品中，青年男女爱得真诚，爱得狂热，他们的情爱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出现在沈从文作品当中的人物，摈弃了现代文明社会物质化世俗化的功利心和等级观念，一切都那么的自然，一切都那么的纯真。例如，《龙朱》里的男女，“抓住自己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又如，《媚子、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他们为了那种真挚热烈的爱情愿为对方奉献自己的生命，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自由的情爱，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诗化形式。沈从文笔下的情爱故事，就是如此诗意般地再现湘西苗人对爱的崇高价值的追求和对性自由原生态观念的张扬。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张扬形成为社会习俗，为那个社会所允许，为那些苗人所接纳。这一方水土的男女可以自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男欢女爱，在湘西边城苗人的世界中，可以无所顾忌、无人阻挡地爱我所爱。比如，大老二老宁愿放弃丰裕的碾坊，而选择风吹日晒的渡船，他们完全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不受任何外在势力的影响，不受任何束缚生命的道德戒律或习俗惯例的遏制。 沈从文的作品极力张扬青年男女之间自由、开放、蓬勃的性爱意识，这里面蕴含着的意义或许就像苏雪林所指出的那样——“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而且，对那些触犯人间律法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只要是出于“真诚”、“自由”、“美”、旺盛的生命力的性爱，沈从文也都给予了大胆的赞美。例如，以《从文自传·清乡所见》中“卖豆腐的年轻男子”被杀头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沈从文重新安排了年青人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性爱，沈从文拥有超越于世俗和时代，超越于固有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情怀。再如《八骏图》，沈从文以一种理性而人道的态度对待人的种种欲望。在他看来，性欲应该给予自然的满足，不需要太多的道德参与。如果以道德压制甚至扼杀欲望，结果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病态人格。鉴于当时社会现实造成的某些性爱残缺的现象，沈从文写了很多作品，为这些畸形性爱之合理性寻找言说的空间，如《参军》、《夜》、《道师与道场》、《柏子》等。
与沈从文赞赏原始、粗野、热烈、率真、奔放的爱情相区别，卡夫卡向往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情。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精神被极度扭曲的背景下，灵肉一致的爱情是无处寻觅的。“同女人在一起生活是很难的。人们这么做，那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虚荣逼迫出来的。只在深处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称得上爱情，这爱情是找不到的，它转眼即逝”。在卡夫卡作品中，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肮脏的，并且这些女性往往是男人灾难的起源。比如《城堡》中，城堡周围的姑娘都以能做城堡官员的情妇为荣。一心想着进入城堡的K，他接近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并订了婚，结果这门婚姻给他带来了灾难。又如，《判决》中，粗暴的父亲与可怜的儿子发生反目成仇的原因之一，是父亲认为儿子订婚是因为受到女方的引诱，儿子“玷污了对母亲的怀念，背叛了这个朋友”。而在《审判》中，约瑟夫·K的叔叔阿尔贝特带K去找胡尔德律师求助，就在大家谈论案子的关键时刻，女佣故意将一个盘子打碎引诱K与她幽会。等到暴怒的叔叔阿尔贝特找到K时，案件已失去了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以上那些例子充分说明：呈现在卡夫卡笔下的性是肮脏的、罪恶的、异化的、灵肉分离的，是污秽的极致，是爱的对立面。或者说，卡夫卡笔下所描写的性爱是肮脏的、苍白无力、没有一丝儿亮色。审视卡夫卡的男主角们在小说里的性爱场面，我们可以说，那都是性爱挫败的暗示。以《城堡》为例，作品透露了——伴随躯体的不是淋漓销魂，而是痛苦绝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K无法摸清更难以进入城堡的大门，这样的叙述一方面反映了主人公在那些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进退失据，另一方面又真实并具象化地再现了卡夫卡对于性爱曾经有过的那种冲动、狼狈、肮脏的体验。《城堡》中，在酒吧柜台下和女人做爱的情节，还有K与长官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他们居然躺在长官克拉姆的房门前“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做爱，作品是这样描写的：“他们两个人像一个人似地呼吸着，两颗心像一颗心一样地跳动着，在这段时间里，Ｋ只觉得自己迷失了路，或者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都远，这个国度是那么奇异，甚至连空气都跟他故乡的大不相同，在这儿，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奇异而死去，可是这种奇异又是这么富于魅力，使你只能继续向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最终在没有归路的状态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本性。这些情节的描写，无一例外地揭示了性爱的龌龊与灵肉的分离。
三 结语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尽情地赞美天然无邪、质朴纯真的人际关系与两性情爱，从正面呼唤人性的回归；卡夫卡通过他的小说无情地控诉冷漠严酷、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与两性情爱，从反面揭示人性的迷失。两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现代的角度，通过截然不同的思考途径：一为诗化，一为异化，饱含深意地剖析人生世态，殊途同归地表达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追求——自然、健康、和谐、美好的人性生态。
参考文献：
[1]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与社会》，《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E·拉兹洛：《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0期。
[3] 孙振华：《生命的礼赞与悲悯——京派小说创作主题探析》，《云梦学刊》，1995年第1期。
[4] 范震威：《世纪才女——苏雪林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 卡夫卡，阎嘉译：《卡夫卡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学思：《卡夫卡文集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邹承辉，男，1971—，江西赣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