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北京“两会”期间与一些企业代表委员交流,感受到由黄宏生提出的 “保护企业家”的重要价值,也觉得以历史眼光理性看待和处理“出事”企业和企业家的重要性。
　　在香港的“虎山行”中被请去“喝咖啡”之后，创维集团不但没有像别的一些明星企业那样因为明星企业家的下台而“跳水”，反而得到了业界内外的支持。公司运作不但没有混乱，反而更加规范。这表明，创维的成功不是黄宏生的“数字游戏”，而是其制度化的成功。因而，它能够在高层出现波折时依然平稳运行。这种健康的制度化企业运作，一直为《董事会》杂志所推崇。
　　无疑，创维有“罪”。因为它触及了证券市场极为重要的诚信问题。但“创维事件”绝不是孤立的。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资本市场集中暴露出企业、证券和监管等三个方面的诚信危机。在上市公司方面，德隆、江苏琼花、伊利股份等事件连连曝光，高管人员神秘失踪更是频频发生。在证券公司问题上，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大鹏证券等因国债回购、投资损失、挪用客户资金等引发的危机暴露。在监管部门中，“王小石事件”严重影响了监管部门的权威。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甚至监管人员的诚信问题，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缺乏信心。事实证明，政府政策的利空利好还是以行政思维来管理市场，而不是用市场规律约束市场主体。
　　上述问题虽然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制度性缺陷有关，但也与企业家阶层息息相关，说明中国企业家整体素养还处于低下的水平。正如创维前董事长黄宏生所说，中国企业和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实就是企业家之间的差距。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首选进入企业界，中国的大学生首选出国或者进入政府机关衙门。
　　有必要指出的是, 社会财富是由企业和企业人创造出来的,而政府部门只是一个仲裁协调员而已。如果大家都当协调员，或者既是协调员又是企业人，经济市场环境绝对会出现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因而,《董事会》杂志认为，我们有必要提出营造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生态环境，更好地保护企业家这个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国企的企业家，还是对民企的企业家，其保护远远不到位。“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亲自发表演讲，名为号召加强公司治理，实为替美国企业打气。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企业百年老店比比皆是。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评选出来的“优秀企业家”及其企业，能够延续到如今的寥寥无几。企业家成了最容易“出事”的阶层。
　　国内外企业史说明，频繁地更替领导层的企业，很难常青不倒。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倘若以目前之法令、规章去拷问5年、10年或者20年前的经济现象，无疑有悖于辩证法则，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在某些个案中，由于制度不健全，监管也就存在不足。事实上，一些企业家当初确实并不知道犯规，因而在开拓过程中难免“踩地雷”。
　　因而，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犯事”企业和企业家，务必在制度设置上区别对待，为一些企业家设立“自我救赎”的机会。如果企业家掏空了公司资产，令公司面临倒闭，对银行、供应商、员工造成很大损失，应严格执法。如果对社会、对国家、对投资者都没有造成损失，而是因为企业内部的矛盾、纠纷造成“出事”，应予以保护。这种区分绝不是对违法犯罪的纵容,相反，这是检讨、改进和完善经济制度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需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企业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对今后“出事”的企业和企业家绝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