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收藏的名人墨宝中，有两轴郭沫若行书八言联。
　　对联上联为：谋在于众，断在于独；下联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落款郭沫若，下鈐篆书“郭沫若”白文印，“鼎堂”朱文印。
　　郭沫若，号鼎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大师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周扬语）。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诸方面也有特殊贡献。与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合称“甲骨四堂”，极一时之盛。他还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他自幼习书取法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苏（轼）各体，汇而为一，形成雄健洒脱、气韵生动的“郭体”，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感和豪气，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为世称誉。
　　郭沫若不仅钟情于书法艺术实践，而且注重书法理论研究。1965年夏，我国文坛上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伪进行的一场大辩论，主角就是郭沫若。
　　《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三传统修禊日，为当时名流“曲水流觞”雅集作的序。临流一序，熠耀千古。“天下第一行书”就此诞生。《兰亭序》全篇324字，28行，文辞优美，书法精绝。序中凡是重复的字个个不同。其中20个“之”，变化迥异，无一相类。作者对人生问题、生死大事的深层思考，化作笔下刚柔相济、飘逸灵动的线条。透过那不激不厉、温文娴雅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晋人落拓不羁、风流潇洒的奕奕神采和翩翩风度。《兰亭序》是王羲之神闲务逸、心手相应、即兴发挥的神来之笔。他对此十分珍爱，作为家珍代代相传。直至传到第七代智永和尚的徒弟辨才，被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骗走，最后陪葬昭陵。并由此引发人们长久探寻的兴趣和数不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之后《光明日报》转载。该文认为，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晋代）来看，《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内容看，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与晋人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径庭，作者是否是王羲之值得怀疑。再者，《兰亭序》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二字，像是后人加上去的。据此，郭推断《兰亭序》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所作。
　　郭文发表后，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书法家高二适不以为然，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与郭争论。该文认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后人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序》却近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序》非晋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王字本身有个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能称之为“书圣”。再者，从美学观点看，《兰亭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风貌也相吻合。从上所述，高文认为《兰亭序》仍是王手笔，并非后人伪作，观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然而高文写好后，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刊登。原因在于郭是学术界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更令人望而生畏。高在一筹莫展之时，就把文章寄给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时期重庆诗友章士钊先生。章看后，认为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精于鉴赏，故赞同高的观点。遂后并把高文推荐给毛泽东“评鉴”，以求“得以公表”。毛泽东看过高的文章，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给郭发去一信，内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在毛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均先后刊发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手稿。郭针对高文再次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由于领导重视和鼓励，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除郭、高二位外，还有龙潜、启功、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严北溟等。肯定派以高为首，否定派以郭为首。两派争论不休，但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
　　岁月悠悠。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动向。近年来，臧否历史人物之风甚盛。正像所有名人一样，郭沫若的生平是非，千秋功过，人们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毁誉不一。但是当年郭以学者身份，平等地参与讨论，不以势压人，所体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之风，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