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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术史之所谓“画院”，傅抱石先生界定为“定一种制度官阶，有阶级的把画者集合拢来，供帝王的呼使，这个集体，就是‘画院’”。1但“画院”发展有其具体过程，其名称和内涵也多种不一。而自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始，“画院”也似为“图画院”或“翰林图画院（局）”之简称，但如以之包罗整个中国美术史中的古代皇家美术机构，就显然不够精确了，但为行文方便，本文姑且因之。
画院之始，一般均认为是在五代，至北宋而光大。如傅抱石所云“画院的胚胎，是南唐后主李煜肇始设置”。2“画院滥觞于南唐，而大备于宋。”3而其所作之“中国美术年表”中也有“翰林图画院，始于宋初”等语；4郑午昌也有相关论述如“其君主多好绘事，恩遇画士，故名家辈出，其在他方者，亦多相继来归，为翰林待诏”。“及宋，画院规模益宏。开国之初，即置翰林图画院。”6另外，俞剑华亦谓南唐“又设画院，以画家为翰林待诏”；“画院待诏中，多道释人物画家”；“至宋朝，更扩张其规模，设翰林图画院”。7以此，诸家均认为南唐时已有画院。
但一般史籍中有关南唐画院的记载却甚是稀少，即便为画史专著等也只是粗略提及，且历代因袭，人云亦云者居多。而其最早的记载也大都出于《五代名画补遗》、《图画见闻志》、《圣朝名画评》和《宣和画谱》等几部著作中，即便算上重复之记述，也大致只有这么几条，且相应集中在可数的几个画家身上，详情见于上表。
而且，以上资料历代史家广为征引，为认定南唐之有画院的证据。8如以这些记述分析，南唐确有以一定之制度官阶，招揽画者以服务宫廷之事实，但文中涉及画家职事身份，多见“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东川别驾”等名称，而并没有具体界定其所服务的机构为“画院”。如要说南唐有“画院”，其证据确凿者也只在于赵一人身上。原因有二：其一，如文献表述中有“事江南为画院学生”、“李煜时画院学士”及“事伪主李煜为画院学生”等；其二，在图证方面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江行初雪图》，上有“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状”，据传为李后主所题，9但这段题签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如果为真，则南唐有“画院”之机构即不存异议；反之，则有关南唐画院的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二
先以文献资料来看，《图画见闻志》等著录中赵“事江南为画院学生”之所谓“画院”，应当是简称，但其究竟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谓之“集贤画院”10，还是宋代之“翰林图画院（局）”呢？联系到《图画见闻志》等著作都为宋人著述，故文中所称之赵为“画院学生”之“画院”，未免与宋时“翰林图画院（局）”语义相当。而宋代确有“翰林图画院（局）”之机构，且其于国初便似乎有所建设。如《图画见闻志》载“王霭，京师人。……五代间以画闻。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授图画院祗候”。11另外，《圣朝名画评》也载曰：“王霭，京师人。……朱梁时以为翰林待诏，至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时霭与焦著、王仁寿为德光掠归。至宋有天下，放霭还国，复为待诏。”12由此看出，宋太祖开国时即有心网罗画家，且对画家又有具体分派。如王霭就曾奉太祖之命，出使南唐“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真”，以及“于定力院写宣祖（赵匡胤之父）及太后御容”等。13
但真正意义上的“画院”之确立是以软硬件都齐全为条件的，如按《宋会要辑稿·职官》所述“翰林图画院，雍熙元年置，在内中苑东门里。咸平元年移在右掖门外，以内侍二人勾当。待诏等旧无定员，今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为额。旧工匠十四人，今六人”。14这时已是北宋雍熙元年（984年）了，而且北宋之画院就其建立及存续期间的隶属关系也几经变 化，各方面的情况虽较为复杂，15但其“翰林图画院”之设却是有据可查的。所以 一般史家之所谓“画院”也多以北宋之“翰林图画院”为基本参照。
三
但南唐的具体情形却有所偏差。而要明析南唐画院之具体情形，如仅以前文所列之资料，为之颇难。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承上启下的联系，所以我们研究南唐画院问题既可以北宋的画院情况来推导；也可“因其前”而以唐代的相关制度来剖析，在唐代相关之绘画制度和北宋之翰林图画院（局）的具体连接处来找到研究五代（南唐）“画院”的突破口。
“画院”作为一种建制，其发展、形成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应当说“画院”之先导，是以服务于宫廷的画家（或画工）等相关人才之出现为标志，如汉代宫廷之“黄门画者”、“尚方画工”等；及至唐代，亦有绘画相关人才服务于宫廷，如《唐六典》载曰：
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吏部二人，兵部三人……集贤院能书六人、装书十四人、造笔四人，……秘书省图画一人、丹青五人、造笔一人。16
这种情形出现的时间，应在唐玄宗开元十三、十四年（725-726年），17且由文中所述可知秘书省有“图画、丹青和造笔”三类直官。秘书省在唐代是作为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机构，其职能与国家图书馆相当，其所置直官也皆与文化有关。至于三类直官中，“图画直”与“丹青直”的区别可能一为掌管图画之甄别和鉴赏，一为主持具体绘画之创作与复制。具体而言，“图画直”者，如《历代名画记》有云“开元五年月日……文林郎秘书省臣王知逸监……”，18文中王知逸既职掌国家收藏之历代名画，又监理历代名书法帖，由此推断，“图画直”实为古书、书法、绘画收藏与鉴定方面的官方最高专家。二“丹青直”可能便是参与具体绘画制作的人员。
另外，除秘书省外，同为唐代图书文化机构的弘文馆、崇文馆、史馆和集贤殿书院中也有画直之职。19如《历代名画记》卷九云：
杨宁、杨升（《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以上三人并善画人物。宁以开元十一年为史馆画直。
朱抱一，开元二十二年直集贤，善写貌。写张果先生真，为好事所传。
任贞亮，开元中直集贤，时有画直邵斋钦，书手吉旷皆解画。
吴道玄，阳翟人，好酒使气……因工画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初任兖州瑕丘县尉。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画。……官至宁王友。
而《新唐书·百官志》“掖庭局”条下载曰:
官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692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翰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上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由此可见内侍省下辖之掖庭局中也设有官教博士(又称“内教博士”)，以画家当直，吴道子即为一例。
另外有程修己者，虽职事品升为王府长史，但依然为集贤直院，其主要工作还是为应皇帝之需而作画（如绘犬、画竹障等）以及鉴赏法书名画和进行一些个人创作等。20
由此可见，唐代的画直分散在各相应机构中，他们主要从事一些鉴藏图书、绘制插图、应景写真等工作。但唐代有无聚集画家之相应机构抑或称之为“画院”的部门呢？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唐代似已有“画院”之设。详细记录如下：
（开元）十五年，王府大农李仙舟装背，内使尹奉祥监。是集贤画院书画。（明王世贞刻本“集贤画院”作“集贤书院”。）（卷二“叙自古跋尾押署”）
……法明，开元十一年敕令写貌丽正殿诸学士，欲画像书赞于含象亭，以车驾东幸，遂停。初，诏殷敏、季友、无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迟回未上绢。张燕公以画人手杂，图不甚精，乃奏（明王世贞刻本作“奉”）追法明，令独貌诸学士。法明尤工写貌，图成进之，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后数年，上更索此图所由，惶恐（王本作“不知所由”），赖康子元先得一本以进，上令却送画院。子元复自收之。子元卒，其子货之，莫知所在，今传榻本。(彦远自注：张说、徐坚、贺知章、赵东曦、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东方颢、李子钊、吕向、母、陆去泰、咸业、余钦、孙季良、都十七人，其官爵具韦述《集贤记》下卷。)”（卷九）
但翻阅唐代典籍，唐代只有“集贤殿书院”而并无“集贤画院”之设，至于“集贤殿书院”之沿革，《唐六典》卷九载曰：
开元十三年所置。汉、魏已来，其职具秘书省。……自汉廷熹至今，皆秘书掌图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及太宗在藩邸，有秦府学士十八人；其后，弘文馆、崇文馆皆有学士，则天时亦有珠英学士，皆其任也。今上即位，大收群书，以广儒术。洎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仍令右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置勘定官四人，以一人判事，其后因之。六年，驾幸东京；七年，于丽正殿安置，为修书使。褚、马既卒，元行冲为使，寻以张说代之。八年，置校理二十人。十二年，驾幸东都，于命妇院安置。十三年，召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于是改名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说为大学士，知院事。……其后，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诏官名，其来尚矣。汉朱买臣待诏公车。公车，卫尉之属官，掌天下之上书。东方朔、刘向、王褒、贾捐之等待诏金马门，宦署门也。今之待制，即其事焉。）学士，（五品以上为学士，每以宰相为学士者知院事。……）直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并开元十三年置。）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同直学士，无常员，以他官兼之。（又有留院官、检讨官，皆以学术，别敕留之。）中使一人……知书官八人……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画直八人，（开元七年敕，缘修杂图，访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为直院。）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
另外，《新唐书·百官志》也载曰：
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募能书者为书直及写御书人……又置画直。至十九年，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可见，集贤书院之发展，在其后逐渐取代了秘书省的修撰工作，如《新唐书·儒学传》所云:“开元八年(720年)，……由是秘书省罢撰辑，而学士皆在丽正矣。”而集贤殿书院的职能除了“勘缉古今之经籍”、“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之外也包括图画收集、鉴藏以及相关绘画之创作等工作，其工作人员中也包含“画直八人”以从事“缘修杂图”等工作。但综合以上材料并以唐代集贤殿书院（集贤书院）之发展史实来分析，集贤殿书院其下虽人员构成复杂（有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校理官、押院中使、书直及写御书人，画直、拓书手等），但并无专门的“画院”之设，或有与“集贤书院”并列之“集贤画院”的机构。21因此，李福顺先生就认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谓“集贤画院”的“画”字乃“书”字之误，而“后两处‘画院’是前者的简称，以误传误，前者疑释，后两处自然冰消”。22笔者也赞同此观点，但李福顺先生以《旧唐书·职官志》中“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的材料为证据，认为“唐时画工主要归翰林院管辖”，笔者对此观点却不尽赞同。
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翰林院的沿革，如《新唐书》有云：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23
另外，《旧唐书》也载曰：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以后……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24
以此看来，唐代创设之翰林院，是为内廷待诏之所。其地点无定且无固定不变的办事衙署，一般只是在皇帝起居和常去之处有相对固定的待诏地点，其时翰林院实皇帝的随行机构，以招揽人才（其中包括非正官而有各项专长者）在翰林院中值班，以便随时为皇帝服务。从其运作方式及位于禁中来看，最初应为皇帝私人直属机构，而不在正常官僚体制序列。即便如“翰林学士”也“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而“待诏”和“供奉”等只是差事的称谓，亦并非官职。“待诏”和“供奉”不在翰林院当值时各有其衙属或官职。
而所谓的“待诏”，其历史可上推汉代之“待诏掖庭”、“待诏金马门”等等。待诏中既有白身，亦有官身。在待诏及翰林院的发展之初，名儒学士虽“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这种情况在李肇《翰林志》中亦有所述：“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告，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时诏草制，未有名号。”而且，院中“名儒学士”犹与“卜、医、伎术之流”共处。其后“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应和文章”，而后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这是对“名儒学士”尊崇之意；而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至此，翰林院中“清流”和“伎艺杂流”开始分流，前者为参预政治而受帝王的重用的文士集群，而后者为不能参预政治而只以其技艺服务、娱乐于帝王的专门人才。
由此也可以看出：
其一，“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三者之间的更迭递进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翰林供奉”之设置，最先是为在众多待诏之中区分“文学之士”和其他翰林待诏（如医待诏、书待诏、画待诏、棋待诏等），其名似取自“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之意。但这仅是一个过渡性设置，到了“别置学士院”，“翰林供奉”改称“翰林学士”以“专掌内命”后，这时“翰林待诏”与“翰林供奉”虽然并存，但两者之别却渐趋缩小，其名号虽不同但职掌却渐趋合一。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有云“‘待诏翰林’又可名之曰‘翰林供奉’”。25以此来看，画家中号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者，似也只是称法不同，实质并无区别，而非一种官位序列。
其二，唐代翰林院中诸待诏者如“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即便如“翰林学士独无所属”而身份特殊者，也均为“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以备宴见”。所以，翰林院诸色人等只是临时性“直于别院”，而另有其本来衙署或官职，所以有学者说：“待诏人数的多寡无定员，选拔待诏亦无固定的标准，完全视皇帝的好尚而定，因此同为待诏，其官职可能相差很大。如吴道玄初入内廷时仅为‘从九品下’的内教博士，但已为‘内供奉’，‘非有诏不得画’；而程修己在为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时也为翰林院待诏。事实上只要皇帝赏识，无论出身贵贱、官职高低都可成为翰林待诏。画史中晚唐以前内廷画家为待诏或供奉的记述很少，但是如果了解待诏的性质、工作情况就可以知道，那些有受皇帝诏命作画记录的画家，如曹霸、陈闳、韩、韦无忝等，实际上都是翰林待诏。”26而且翰林待诏也基本上是由各部省之直官临时充任，其性质、制度较之“直官”更具不定性。
而考察唐代官制，所谓“直官”，既为 “宿值之官”，如《唐六典》载曰：“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27另外，直官也是指一种官制28。直官依其从事的职事可分为一般直官和伎术直两大类，具体而言，除尚书省直官、明法直、书直、学直、太常寺礼直、内侍省内直等之外，其余均为伎术直，而伎术直则包括广泛，有医术、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等种类。29唐代的直官是不同于“职”、“散”、“勋”、“爵”、“卫”的另一类官的，其在舆服、参朝、待遇、选拔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但直官也不像“职”、“散”、“勋”、“爵”、“卫”等有自己的品级、体系，较之诸官颇具临时差充的性质，但也并非如沈括所云“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30，而不能等同于“检校”、“试”、“判”、“知”、“摄”等，因为后者纯具临时差遣之性质而并尚未形成一套制度，而唐代直官是“诸司置直，皆有定制”31且有其特殊服饰、待遇、选拔和晋升标准的。而直官之中，画家（工）直于“史馆（隶秘书省）”、“集贤”等的机构的记载也可见于相关画史著作如《历代名画记》等。较之翰林待诏者，画直实为各有其本职，其人只是以技艺临时待诏于翰林院，所以唐代画家（工）的归属是较为分散的，事实上唐代尚无统一的绘画机构，所以画家也不是尽多归属于翰林院或集贤书院的。而明了这一点，对于具体分析直官中的“画直”（也即指具有画家身份）的一类人物，并由此推演唐代乃至其后五代、北宋之相关绘画机构及其制度是很有帮助的。
四
因此当我们再回到五代时期的相关绘画机构的体制方面时，我们会发现五代基本上也是承唐代之体制而无太大的变动。其画家（画工）或直于集贤书院，或直于翰林院，或直于其他部门。如《五代会要》卷十八“集贤院”条载曰：
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集贤院奏：“准敕书修创凌烟阁，又奉正月二十二日诏，问阁高下等级。谨案凌烟阁，都长安时，元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向……自西京倾陷，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已沦丧。集贤院元所管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自迁都洛京，并皆省废。今将起阁，特请先定佐命功臣人数，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八作，与画工相度间架修盖。缘院内有先写真官沈居隐、画真官王武琼二人身死，即日无人应用。伏候敕旨。”敕：“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院。余依所奏。”
此为五代集贤殿书院所设专为朝臣绘制肖像等任务的“写真官”和“画真官”之类画官的例子，从具体情况中也可知集贤殿书院中的画家不仅为本院服务，而且还参与了宫廷绘画建设的其他项目。
另外，十国中（如前后蜀）画家事迹记载中其实也并无明确的“画院”两字。即使如《益州名画录》卷二“黄筌”条中所载“……后唐庄宗同光年，孟令公（知祥）到府，厚礼见重。建元之后，授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至少主广政甲辰岁……寻加至内供奉、朝仪大夫、检校少府少监上柱国。”而证之于《图画见闻志》卷二所载“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十七岁事王蜀后主为待诏。”其中，黄筌之所为“待诏”、“权院事”，依其上下文之语义，也应当是指翰林院而言，而非“图画院”或其后北宋之专门之“翰林图画院”，所以西蜀并无画院之实体。32
至于南唐画家中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东川别驾”等，也应当并非在同一部门（如集贤院或翰林院等），因南唐既承唐之制，故其官制也基本一如既往，所以南唐画家也多为直于各部机构，而翰林院中，“待诏”、“供奉”、“司艺”等职事、官名、等第及人员数目等可能会因南唐文化建设而另有发展与变化，但此等职名之间究竟有何具体区别，却史载不详，因而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但因南唐基本是承唐之制的，如此则比照唐代体制来看，翰林院中“待诏”、“供奉”、“司艺”等职事、官名等应当也是区别不大的，因为“待诏”、“供奉”与“北苑副使”、“东川别驾”等都为以擅长绘事而当值的伎艺杂流，属于直官一类， 然考之不完全资料，南唐之翰林院比之唐代可能只是更多地集中了一些画家罢了。另外，或云画家官轶等第为由“待诏”、“供奉”、“司艺”至“学生” 而成一高低系列，但考之《宋会要辑稿·职官》，如云：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三日，翰林院祗候杜用德等言：“待诏等不递迁，欲乞将本院学生四十人，立定第一等、第二等各十人为额，第三等二十人，遇有阙即从上名下次挨排填阙，所有祗候亦乞将今来四人为额，候有阙于学生内拔填。其艺学元额六人，今后有阙，亦于祗候内拔填，已曾蒙许立定为额。今后有阙，理为抵迁，后来本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无以激劝，乞自将元额本院待诏以下至学生等，有阙即于以次等第内择试艺业高低，进呈取旨，充填入额。”从之。33
另外，邓椿《画继》亦有云：
祖宗旧制，凡待诏出身者，止有六种，如模勒、书丹、装背、界作、种飞白笔、描画栏界是也。徽宗虽好画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辄假名器，故画院得官者，止依仿旧制，以六种之名而命之，足以见圣意之所在也。34
可见，北宋画院中画家官轶等第，其由早期的“无定员”至中期的“有定额，且有阙以考试择优迁补”，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其在北宋早期既不明确，而在南唐则更显得无从揣测了。所以愚意以为南唐画家官轶等第虽史无详载，但尚未如北宋中期之后形成一定之制度而有“待诏至学生”这一高低系列。
然画家职事等其名虽难考，但其实迹也可见。如南唐画家职掌之事，也不过是应命而作画而已。如：“李后主有国日，尝令周文矩画《南庄图》，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精思详备，殆为绝格。”35还有上文所引“保大五年元日”作《赏雪图》事等，其中有高冲古、周文矩、朱澄、董源、徐崇嗣等人参与。而这些画家所属的机构与职名则各有区别，故南唐画家也非只属翰林院之一处。
至于《图画见闻志》等所谓赵为“画院学生”之“画院”者，恐作者多以宋代事实而有所附会36,如以唐代情况和南唐承唐之制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否定有此专署机构；且即便在南唐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机构，其“画院”也应在集贤院中，而所谓翰林待诏者，不过是临时应命而已，或由宋人之习惯而称号于画家也未可知，但惜乎别无旁证，只是个人浅见，还待商榷。
注 释
1.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 (附:中国美术年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47。
2.同上注。
3.同上注，p.49。
4.同上注，p.213。
5.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p.166。
6.同上注，p.201。
7.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册。
8.顾平《中国古代画院沿革考》（《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4年第1期）说：“……在后蜀孟昶称帝的第二年(935年)，‘翰林图画院’被正式创建，并于院中设待诏、祗候等职，从此宫廷之中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绘画机构。几年之后，南唐也在保大元年(943年)建立翰林图画院，内设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画院学生等更为全面的官职。”赵险峰《五代两宋时期的画院官》（《河北学刊》l997年第4期）中说“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李璟也创立了画院,内设翰林待诏(周文矩、顾闳中、厉昭庆、曹仲玄、董羽、高太冲、唐希雅等)、翰林司艺(解处中等)、内供奉(卫贤等)、翰林供奉(常粲等)、画院学生(赵‑等)等画院官，其中顾闳中、周文矩等人的创作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南唐画院虽不若西蜀更兴盛,但南唐画院官的设置却比后蜀画院更丰富,且呈现出待诏、供奉-司艺-学生这样一个层次体系,初露后来宣和画院官制的端倪。”另外，李澜在《论南唐画院》（《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中说:“南唐画院承唐启宋，在唐翰林院安置画家，称待诏，祗候、供奉的基础上增设翰林司艺、内供奉、画院学生等职，开始成为初具一定规模的宫廷组织机构。”而韩刚在《西蜀画院有无考辨》（《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2期）说“……唐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之间创设于集贤殿书院中的‘集贤画院’是中国绘画史上有正式画院之始。唐宋之间的南唐集贤院中也仿效唐代有画院之设。宋初(960年)宫廷中即有‘图画院’，不过，与唐代、南唐的画院隶属于集贤院不同的是，宋初及以后的画院是隶属于当时的‘翰林院’的……”诸家叙述虽有所不一，但都认定南唐有画院，而且也有一定之官轶等第。
9.也有一说为金章宗完颜亮所题，还有一说为宋徽宗所题（已被人否定），惜乎资料不全，无从考证。
10.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11.《图画见闻志》卷三“王霭”条。
12.《圣朝名画评》卷一“王霭”条。
13.同上注。
14.《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六之一○六，另见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p.833。
15.详情可参见蔡罕《北宋翰林图画院及其院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职掌”条。
17.此处时间的界定来源于李锦绣女士对这条令式的分析，详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2。
1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19.唐时此三馆及集贤殿书院职掌各有侧重，其中弘文、崇文两馆兼具教授生徒，史馆为修史机构，而集贤殿书院为国家内图书馆。详情参见《唐六典》卷九。
20.转引自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事见《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27“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修己）墓志序”，略云：“而于六法特异禀天锡，自顾陆以来，琼绝独出，唯公一人而已。大和中，陈丞相言公于昭献，因授浮梁尉，赐绯鱼袋，直集贤殿，累迁至太子中舍。凡七为王府长史……昭献常所幸犬名卢儿，一旦有弊盖之叹，上命公图其形，宫中畎犬见者皆俯伏。上宠礼特厚，留于秘院，凡九年。问民间事，公封口不对，唯取内府法书名画日夕指摘利病。上又令作竹障数十幅……公又为昭献画毛诗疏图，藏于内府。”
21.韩刚《唐代集贤画院与画直考》（《荣宝斋》2005年第4期），认为“从以上材料（指上文所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卷九之‘王府大农李仙舟装背’与‘法明’条）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唐代设有‘画院’是毋庸置疑的。其二，‘集贤画院’与‘画院’的主要功能为收藏书画，因以上关于画院的资料谈的是有关书画收藏的事宜。如:材料一中，‘是集贤画院书画’。材料二中，‘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上令却送画院’”。但其在结论部分又说“盖由于集贤画院本属集贤殿书院中专设的法书名画的收藏机构，画直本任职于集贤殿书院，管理、鉴定、修整、装梢、维护这些法书名画本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如果再在集贤画院中设立像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官职为待诏、祗候等专门的画家来做本来由画直即可很好地完成的工作，不免画蛇添足，殊无必要。这即是唐代画史中只见任职于集贤殿书院的画家，不见有任何画家任职于集贤画院的根本原因。集贤画院虽为极完美的书画收藏机构，但对于唐代画坛的影响来说，实风马牛不相及，是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仅出现画院三次，且均与书画收藏相关”。其结论部分本身就没有说服力。因为：其一，既有“画院”之机构，就必有画家（工）之任职，且“画院”与画直皆处于集贤书院中，不可能相互之间一点关联都没有。其二，把“集贤画院”之职能定位为“书画收藏机构”，而“画直本任职于集贤殿书院，管理、鉴定、修整、装梢、维护这些法书名画本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与情理不合。因为“收藏”并非只是“收求”、“典藏”，其过程中必然包含“管理、鉴定、修整、装梢、维护”等工作，而不能孤立为单一活动，画直之职掌也在于此。而任何之机构之建立，必有一定的人员构成和具体之任务，反观“集贤殿书院”就两者兼具。
22.参见李福顺《唐有无画院考》，《美术观察》，2004年第二期，p.90-91。
23.《新唐书》卷五一“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24.《旧唐书》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职官二”。
2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四“翰林”条。
26.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三期，p.12。
27.《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
28.有关直官制度的研究可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详见《唐六典》。
30.沈括《梦溪笔谈》卷二“故事”条。
31.《新唐书》卷五一“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32.相关考证还可参见韩刚《西蜀画院有无考辨》，《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二期。
33.转引自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p.834。
34.邓椿《画继》卷十，“论近”。
35.《图画见闻志》卷六“南庄图”条。
36.《图画见闻志》成书之年如按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所注，其撰成年代为“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而阮璞《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p.157）认为其书“限断之年并非成书之年”，但总的来讲，其书成于北宋中叶。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载，《圣朝名画评》大约成书于嘉（1056-1063）前后；《五代名画补遗》成书于嘉四年（1059）；《宣和画谱》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综之，此四部书中成书最早者也至少距南唐约八十年，而北宋“翰林图画院”之正式确立如以《宋会要·职官》所述，是在雍熙元年（984年），在七十年后之北宋中后期，“画院”之称恐已深入人心了。即如《图画见闻志》中“王霭”条提及“画院”而北宋初年却尚无“翰林图画院”之具体衙署和隶属之记述，其所谓“赵……事江南为画院学生”恐也为不严谨的称法。而笔者在具体研究中也发现《图画见闻志》与其他史籍在叙述同一事上有相当多处出入，他日当作版本考订、校勘而细析之。
施建中，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系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导师推介语：
施建中的《南唐画家地籍分异及其画风流变》一文，以历史地理方法结合美术史之研究，依托地域文化、人文环境，对五代南唐画家、画作进行了综合分析，察其流变，因时就地对南唐绘画历史作了全面的研究。
作为断代画史研究，南唐又为五代的一个部分，目前学界尚未细化至南唐绘画史，所以本论文以南唐画史来作为研究的目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竭泽而渔，努力将现存南唐画史资料挖掘出来；二是突破以往研究方法、思路上的局限，努力整合有限的史料，使研究具有新意。本文在这两个方面都作了开拓，尤其是找到地理研究方法与美术史研究方法的结合点，使本论文较之以往五代、南唐画史的研究者，有了新视角、新突破。
本论文在研究中还注意到一些老问题的突破，集中体现于第四章《几个相关问题的研究》中，颇见作者下力处，其成果亦具学术价值，若“董源籍贯考”、“职事考”、“南唐画院考”等，皆有助于揭开画史中若干谜点。
此处节选文字，系从中国美术史中关于“画院”的基本界定出发，以有关南唐“画院”的基本史料为依据，从唐、宋宫廷绘画机构的相关制度这两个角度，提出了南唐“画院”名实不符及其内部相关情况还应存疑待考的看法，其考可论。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美术史之所谓“画院”，傅抱石先生界定为“定一种制度官阶，有阶级的把画者集合拢来，供帝王的呼使，这个集体，就是‘画院’”。1但“画院”发展有其具体过程，其名称和内涵也多种不一。而自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始，“画院”也似为“图画院”或“翰林图画院（局）”之简称，但如以之包罗整个中国美术史中的古代皇家美术机构，就显然不够精确了，但为行文方便，本文姑且因之。
画院之始，一般均认为是在五代，至北宋而光大。如傅抱石所云“画院的胚胎，是南唐后主李煜肇始设置”。2“画院滥觞于南唐，而大备于宋。”3而其所作之“中国美术年表”中也有“翰林图画院，始于宋初”等语；4郑午昌也有相关论述如“其君主多好绘事，恩遇画士，故名家辈出，其在他方者，亦多相继来归，为翰林待诏”。“及宋，画院规模益宏。开国之初，即置翰林图画院。”6另外，俞剑华亦谓南唐“又设画院，以画家为翰林待诏”；“画院待诏中，多道释人物画家”；“至宋朝，更扩张其规模，设翰林图画院”。7以此，诸家均认为南唐时已有画院。
但一般史籍中有关南唐画院的记载却甚是稀少，即便为画史专著等也只是粗略提及，且历代因袭，人云亦云者居多。而其最早的记载也大都出于《五代名画补遗》、《图画见闻志》、《圣朝名画评》和《宣和画谱》等几部著作中，即便算上重复之记述，也大致只有这么几条，且相应集中在可数的几个画家身上，详情见于上表。
而且，以上资料历代史家广为征引，为认定南唐之有画院的证据。8如以这些记述分析，南唐确有以一定之制度官阶，招揽画者以服务宫廷之事实，但文中涉及画家职事身份，多见“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东川别驾”等名称，而并没有具体界定其所服务的机构为“画院”。如要说南唐有“画院”，其证据确凿者也只在于赵一人身上。原因有二：其一，如文献表述中有“事江南为画院学生”、“李煜时画院学士”及“事伪主李煜为画院学生”等；其二，在图证方面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江行初雪图》，上有“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状”，据传为李后主所题，9但这段题签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如果为真，则南唐有“画院”之机构即不存异议；反之，则有关南唐画院的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二
先以文献资料来看，《图画见闻志》等著录中赵“事江南为画院学生”之所谓“画院”，应当是简称，但其究竟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谓之“集贤画院”10，还是宋代之“翰林图画院（局）”呢？联系到《图画见闻志》等著作都为宋人著述，故文中所称之赵为“画院学生”之“画院”，未免与宋时“翰林图画院（局）”语义相当。而宋代确有“翰林图画院（局）”之机构，且其于国初便似乎有所建设。如《图画见闻志》载“王霭，京师人。……五代间以画闻。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授图画院祗候”。11另外，《圣朝名画评》也载曰：“王霭，京师人。……朱梁时以为翰林待诏，至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时霭与焦著、王仁寿为德光掠归。至宋有天下，放霭还国，复为待诏。”12由此看出，宋太祖开国时即有心网罗画家，且对画家又有具体分派。如王霭就曾奉太祖之命，出使南唐“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真”，以及“于定力院写宣祖（赵匡胤之父）及太后御容”等。13
但真正意义上的“画院”之确立是以软硬件都齐全为条件的，如按《宋会要辑稿·职官》所述“翰林图画院，雍熙元年置，在内中苑东门里。咸平元年移在右掖门外，以内侍二人勾当。待诏等旧无定员，今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为额。旧工匠十四人，今六人”。14这时已是北宋雍熙元年（984年）了，而且北宋之画院就其建立及存续期间的隶属关系也几经变 化，各方面的情况虽较为复杂，15但其“翰林图画院”之设却是有据可查的。所以 一般史家之所谓“画院”也多以北宋之“翰林图画院”为基本参照。
三
但南唐的具体情形却有所偏差。而要明析南唐画院之具体情形，如仅以前文所列之资料，为之颇难。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承上启下的联系，所以我们研究南唐画院问题既可以北宋的画院情况来推导；也可“因其前”而以唐代的相关制度来剖析，在唐代相关之绘画制度和北宋之翰林图画院（局）的具体连接处来找到研究五代（南唐）“画院”的突破口。
“画院”作为一种建制，其发展、形成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应当说“画院”之先导，是以服务于宫廷的画家（或画工）等相关人才之出现为标志，如汉代宫廷之“黄门画者”、“尚方画工”等；及至唐代，亦有绘画相关人才服务于宫廷，如《唐六典》载曰：
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吏部二人，兵部三人……集贤院能书六人、装书十四人、造笔四人，……秘书省图画一人、丹青五人、造笔一人。16
这种情形出现的时间，应在唐玄宗开元十三、十四年（725-726年），17且由文中所述可知秘书省有“图画、丹青和造笔”三类直官。秘书省在唐代是作为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机构，其职能与国家图书馆相当，其所置直官也皆与文化有关。至于三类直官中，“图画直”与“丹青直”的区别可能一为掌管图画之甄别和鉴赏，一为主持具体绘画之创作与复制。具体而言，“图画直”者，如《历代名画记》有云“开元五年月日……文林郎秘书省臣王知逸监……”，18文中王知逸既职掌国家收藏之历代名画，又监理历代名书法帖，由此推断，“图画直”实为古书、书法、绘画收藏与鉴定方面的官方最高专家。二“丹青直”可能便是参与具体绘画制作的人员。
另外，除秘书省外，同为唐代图书文化机构的弘文馆、崇文馆、史馆和集贤殿书院中也有画直之职。19如《历代名画记》卷九云：
杨宁、杨升（《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以上三人并善画人物。宁以开元十一年为史馆画直。
朱抱一，开元二十二年直集贤，善写貌。写张果先生真，为好事所传。
任贞亮，开元中直集贤，时有画直邵斋钦，书手吉旷皆解画。
吴道玄，阳翟人，好酒使气……因工画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初任兖州瑕丘县尉。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画。……官至宁王友。
而《新唐书·百官志》“掖庭局”条下载曰:
官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692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翰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上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由此可见内侍省下辖之掖庭局中也设有官教博士(又称“内教博士”)，以画家当直，吴道子即为一例。
另外有程修己者，虽职事品升为王府长史，但依然为集贤直院，其主要工作还是为应皇帝之需而作画（如绘犬、画竹障等）以及鉴赏法书名画和进行一些个人创作等。20
由此可见，唐代的画直分散在各相应机构中，他们主要从事一些鉴藏图书、绘制插图、应景写真等工作。但唐代有无聚集画家之相应机构抑或称之为“画院”的部门呢？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唐代似已有“画院”之设。详细记录如下：
（开元）十五年，王府大农李仙舟装背，内使尹奉祥监。是集贤画院书画。（明王世贞刻本“集贤画院”作“集贤书院”。）（卷二“叙自古跋尾押署”）
……法明，开元十一年敕令写貌丽正殿诸学士，欲画像书赞于含象亭，以车驾东幸，遂停。初，诏殷敏、季友、无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迟回未上绢。张燕公以画人手杂，图不甚精，乃奏（明王世贞刻本作“奉”）追法明，令独貌诸学士。法明尤工写貌，图成进之，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后数年，上更索此图所由，惶恐（王本作“不知所由”），赖康子元先得一本以进，上令却送画院。子元复自收之。子元卒，其子货之，莫知所在，今传榻本。(彦远自注：张说、徐坚、贺知章、赵东曦、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东方颢、李子钊、吕向、母、陆去泰、咸业、余钦、孙季良、都十七人，其官爵具韦述《集贤记》下卷。)”（卷九）
但翻阅唐代典籍，唐代只有“集贤殿书院”而并无“集贤画院”之设，至于“集贤殿书院”之沿革，《唐六典》卷九载曰：
开元十三年所置。汉、魏已来，其职具秘书省。……自汉廷熹至今，皆秘书掌图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及太宗在藩邸，有秦府学士十八人；其后，弘文馆、崇文馆皆有学士，则天时亦有珠英学士，皆其任也。今上即位，大收群书，以广儒术。洎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仍令右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置勘定官四人，以一人判事，其后因之。六年，驾幸东京；七年，于丽正殿安置，为修书使。褚、马既卒，元行冲为使，寻以张说代之。八年，置校理二十人。十二年，驾幸东都，于命妇院安置。十三年，召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于是改名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说为大学士，知院事。……其后，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诏官名，其来尚矣。汉朱买臣待诏公车。公车，卫尉之属官，掌天下之上书。东方朔、刘向、王褒、贾捐之等待诏金马门，宦署门也。今之待制，即其事焉。）学士，（五品以上为学士，每以宰相为学士者知院事。……）直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并开元十三年置。）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同直学士，无常员，以他官兼之。（又有留院官、检讨官，皆以学术，别敕留之。）中使一人……知书官八人……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画直八人，（开元七年敕，缘修杂图，访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为直院。）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
另外，《新唐书·百官志》也载曰：
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募能书者为书直及写御书人……又置画直。至十九年，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可见，集贤书院之发展，在其后逐渐取代了秘书省的修撰工作，如《新唐书·儒学传》所云:“开元八年(720年)，……由是秘书省罢撰辑，而学士皆在丽正矣。”而集贤殿书院的职能除了“勘缉古今之经籍”、“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之外也包括图画收集、鉴藏以及相关绘画之创作等工作，其工作人员中也包含“画直八人”以从事“缘修杂图”等工作。但综合以上材料并以唐代集贤殿书院（集贤书院）之发展史实来分析，集贤殿书院其下虽人员构成复杂（有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校理官、押院中使、书直及写御书人，画直、拓书手等），但并无专门的“画院”之设，或有与“集贤书院”并列之“集贤画院”的机构。21因此，李福顺先生就认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谓“集贤画院”的“画”字乃“书”字之误，而“后两处‘画院’是前者的简称，以误传误，前者疑释，后两处自然冰消”。22笔者也赞同此观点，但李福顺先生以《旧唐书·职官志》中“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的材料为证据，认为“唐时画工主要归翰林院管辖”，笔者对此观点却不尽赞同。
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翰林院的沿革，如《新唐书》有云：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23
另外，《旧唐书》也载曰：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以后……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24
以此看来，唐代创设之翰林院，是为内廷待诏之所。其地点无定且无固定不变的办事衙署，一般只是在皇帝起居和常去之处有相对固定的待诏地点，其时翰林院实皇帝的随行机构，以招揽人才（其中包括非正官而有各项专长者）在翰林院中值班，以便随时为皇帝服务。从其运作方式及位于禁中来看，最初应为皇帝私人直属机构，而不在正常官僚体制序列。即便如“翰林学士”也“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而“待诏”和“供奉”等只是差事的称谓，亦并非官职。“待诏”和“供奉”不在翰林院当值时各有其衙属或官职。
而所谓的“待诏”，其历史可上推汉代之“待诏掖庭”、“待诏金马门”等等。待诏中既有白身，亦有官身。在待诏及翰林院的发展之初，名儒学士虽“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这种情况在李肇《翰林志》中亦有所述：“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告，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时诏草制，未有名号。”而且，院中“名儒学士”犹与“卜、医、伎术之流”共处。其后“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应和文章”，而后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这是对“名儒学士”尊崇之意；而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至此，翰林院中“清流”和“伎艺杂流”开始分流，前者为参预政治而受帝王的重用的文士集群，而后者为不能参预政治而只以其技艺服务、娱乐于帝王的专门人才。
由此也可以看出：
其一，“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三者之间的更迭递进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翰林供奉”之设置，最先是为在众多待诏之中区分“文学之士”和其他翰林待诏（如医待诏、书待诏、画待诏、棋待诏等），其名似取自“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之意。但这仅是一个过渡性设置，到了“别置学士院”，“翰林供奉”改称“翰林学士”以“专掌内命”后，这时“翰林待诏”与“翰林供奉”虽然并存，但两者之别却渐趋缩小，其名号虽不同但职掌却渐趋合一。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有云“‘待诏翰林’又可名之曰‘翰林供奉’”。25以此来看，画家中号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者，似也只是称法不同，实质并无区别，而非一种官位序列。
其二，唐代翰林院中诸待诏者如“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即便如“翰林学士独无所属”而身份特殊者，也均为“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以备宴见”。所以，翰林院诸色人等只是临时性“直于别院”，而另有其本来衙署或官职，所以有学者说：“待诏人数的多寡无定员，选拔待诏亦无固定的标准，完全视皇帝的好尚而定，因此同为待诏，其官职可能相差很大。如吴道玄初入内廷时仅为‘从九品下’的内教博士，但已为‘内供奉’，‘非有诏不得画’；而程修己在为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时也为翰林院待诏。事实上只要皇帝赏识，无论出身贵贱、官职高低都可成为翰林待诏。画史中晚唐以前内廷画家为待诏或供奉的记述很少，但是如果了解待诏的性质、工作情况就可以知道，那些有受皇帝诏命作画记录的画家，如曹霸、陈闳、韩、韦无忝等，实际上都是翰林待诏。”26而且翰林待诏也基本上是由各部省之直官临时充任，其性质、制度较之“直官”更具不定性。
而考察唐代官制，所谓“直官”，既为 “宿值之官”，如《唐六典》载曰：“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27另外，直官也是指一种官制28。直官依其从事的职事可分为一般直官和伎术直两大类，具体而言，除尚书省直官、明法直、书直、学直、太常寺礼直、内侍省内直等之外，其余均为伎术直，而伎术直则包括广泛，有医术、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等种类。29唐代的直官是不同于“职”、“散”、“勋”、“爵”、“卫”的另一类官的，其在舆服、参朝、待遇、选拔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但直官也不像“职”、“散”、“勋”、“爵”、“卫”等有自己的品级、体系，较之诸官颇具临时差充的性质，但也并非如沈括所云“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30，而不能等同于“检校”、“试”、“判”、“知”、“摄”等，因为后者纯具临时差遣之性质而并尚未形成一套制度，而唐代直官是“诸司置直，皆有定制”31且有其特殊服饰、待遇、选拔和晋升标准的。而直官之中，画家（工）直于“史馆（隶秘书省）”、“集贤”等的机构的记载也可见于相关画史著作如《历代名画记》等。较之翰林待诏者，画直实为各有其本职，其人只是以技艺临时待诏于翰林院，所以唐代画家（工）的归属是较为分散的，事实上唐代尚无统一的绘画机构，所以画家也不是尽多归属于翰林院或集贤书院的。而明了这一点，对于具体分析直官中的“画直”（也即指具有画家身份）的一类人物，并由此推演唐代乃至其后五代、北宋之相关绘画机构及其制度是很有帮助的。
四
因此当我们再回到五代时期的相关绘画机构的体制方面时，我们会发现五代基本上也是承唐代之体制而无太大的变动。其画家（画工）或直于集贤书院，或直于翰林院，或直于其他部门。如《五代会要》卷十八“集贤院”条载曰：
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集贤院奏：“准敕书修创凌烟阁，又奉正月二十二日诏，问阁高下等级。谨案凌烟阁，都长安时，元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向……自西京倾陷，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已沦丧。集贤院元所管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自迁都洛京，并皆省废。今将起阁，特请先定佐命功臣人数，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八作，与画工相度间架修盖。缘院内有先写真官沈居隐、画真官王武琼二人身死，即日无人应用。伏候敕旨。”敕：“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院。余依所奏。”
此为五代集贤殿书院所设专为朝臣绘制肖像等任务的“写真官”和“画真官”之类画官的例子，从具体情况中也可知集贤殿书院中的画家不仅为本院服务，而且还参与了宫廷绘画建设的其他项目。
另外，十国中（如前后蜀）画家事迹记载中其实也并无明确的“画院”两字。即使如《益州名画录》卷二“黄筌”条中所载“……后唐庄宗同光年，孟令公（知祥）到府，厚礼见重。建元之后，授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至少主广政甲辰岁……寻加至内供奉、朝仪大夫、检校少府少监上柱国。”而证之于《图画见闻志》卷二所载“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十七岁事王蜀后主为待诏。”其中，黄筌之所为“待诏”、“权院事”，依其上下文之语义，也应当是指翰林院而言，而非“图画院”或其后北宋之专门之“翰林图画院”，所以西蜀并无画院之实体。32
至于南唐画家中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东川别驾”等，也应当并非在同一部门（如集贤院或翰林院等），因南唐既承唐之制，故其官制也基本一如既往，所以南唐画家也多为直于各部机构，而翰林院中，“待诏”、“供奉”、“司艺”等职事、官名、等第及人员数目等可能会因南唐文化建设而另有发展与变化，但此等职名之间究竟有何具体区别，却史载不详，因而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但因南唐基本是承唐之制的，如此则比照唐代体制来看，翰林院中“待诏”、“供奉”、“司艺”等职事、官名等应当也是区别不大的，因为“待诏”、“供奉”与“北苑副使”、“东川别驾”等都为以擅长绘事而当值的伎艺杂流，属于直官一类， 然考之不完全资料，南唐之翰林院比之唐代可能只是更多地集中了一些画家罢了。另外，或云画家官轶等第为由“待诏”、“供奉”、“司艺”至“学生” 而成一高低系列，但考之《宋会要辑稿·职官》，如云：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三日，翰林院祗候杜用德等言：“待诏等不递迁，欲乞将本院学生四十人，立定第一等、第二等各十人为额，第三等二十人，遇有阙即从上名下次挨排填阙，所有祗候亦乞将今来四人为额，候有阙于学生内拔填。其艺学元额六人，今后有阙，亦于祗候内拔填，已曾蒙许立定为额。今后有阙，理为抵迁，后来本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无以激劝，乞自将元额本院待诏以下至学生等，有阙即于以次等第内择试艺业高低，进呈取旨，充填入额。”从之。33
另外，邓椿《画继》亦有云：
祖宗旧制，凡待诏出身者，止有六种，如模勒、书丹、装背、界作、种飞白笔、描画栏界是也。徽宗虽好画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辄假名器，故画院得官者，止依仿旧制，以六种之名而命之，足以见圣意之所在也。34
可见，北宋画院中画家官轶等第，其由早期的“无定员”至中期的“有定额，且有阙以考试择优迁补”，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其在北宋早期既不明确，而在南唐则更显得无从揣测了。所以愚意以为南唐画家官轶等第虽史无详载，但尚未如北宋中期之后形成一定之制度而有“待诏至学生”这一高低系列。
然画家职事等其名虽难考，但其实迹也可见。如南唐画家职掌之事，也不过是应命而作画而已。如：“李后主有国日，尝令周文矩画《南庄图》，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精思详备，殆为绝格。”35还有上文所引“保大五年元日”作《赏雪图》事等，其中有高冲古、周文矩、朱澄、董源、徐崇嗣等人参与。而这些画家所属的机构与职名则各有区别，故南唐画家也非只属翰林院之一处。
至于《图画见闻志》等所谓赵为“画院学生”之“画院”者，恐作者多以宋代事实而有所附会36,如以唐代情况和南唐承唐之制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否定有此专署机构；且即便在南唐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机构，其“画院”也应在集贤院中，而所谓翰林待诏者，不过是临时应命而已，或由宋人之习惯而称号于画家也未可知，但惜乎别无旁证，只是个人浅见，还待商榷。
注 释
1.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 (附:中国美术年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47。
2.同上注。
3.同上注，p.49。
4.同上注，p.213。
5.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p.166。
6.同上注，p.201。
7.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册。
8.顾平《中国古代画院沿革考》（《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4年第1期）说：“……在后蜀孟昶称帝的第二年(935年)，‘翰林图画院’被正式创建，并于院中设待诏、祗候等职，从此宫廷之中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绘画机构。几年之后，南唐也在保大元年(943年)建立翰林图画院，内设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后苑副使、画院学生等更为全面的官职。”赵险峰《五代两宋时期的画院官》（《河北学刊》l997年第4期）中说“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李璟也创立了画院,内设翰林待诏(周文矩、顾闳中、厉昭庆、曹仲玄、董羽、高太冲、唐希雅等)、翰林司艺(解处中等)、内供奉(卫贤等)、翰林供奉(常粲等)、画院学生(赵‑等)等画院官，其中顾闳中、周文矩等人的创作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南唐画院虽不若西蜀更兴盛,但南唐画院官的设置却比后蜀画院更丰富,且呈现出待诏、供奉-司艺-学生这样一个层次体系,初露后来宣和画院官制的端倪。”另外，李澜在《论南唐画院》（《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中说:“南唐画院承唐启宋，在唐翰林院安置画家，称待诏，祗候、供奉的基础上增设翰林司艺、内供奉、画院学生等职，开始成为初具一定规模的宫廷组织机构。”而韩刚在《西蜀画院有无考辨》（《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2期）说“……唐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之间创设于集贤殿书院中的‘集贤画院’是中国绘画史上有正式画院之始。唐宋之间的南唐集贤院中也仿效唐代有画院之设。宋初(960年)宫廷中即有‘图画院’，不过，与唐代、南唐的画院隶属于集贤院不同的是，宋初及以后的画院是隶属于当时的‘翰林院’的……”诸家叙述虽有所不一，但都认定南唐有画院，而且也有一定之官轶等第。
9.也有一说为金章宗完颜亮所题，还有一说为宋徽宗所题（已被人否定），惜乎资料不全，无从考证。
10.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11.《图画见闻志》卷三“王霭”条。
12.《圣朝名画评》卷一“王霭”条。
13.同上注。
14.《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六之一○六，另见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p.833。
15.详情可参见蔡罕《北宋翰林图画院及其院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职掌”条。
17.此处时间的界定来源于李锦绣女士对这条令式的分析，详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2。
1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19.唐时此三馆及集贤殿书院职掌各有侧重，其中弘文、崇文两馆兼具教授生徒，史馆为修史机构，而集贤殿书院为国家内图书馆。详情参见《唐六典》卷九。
20.转引自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事见《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27“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修己）墓志序”，略云：“而于六法特异禀天锡，自顾陆以来，琼绝独出，唯公一人而已。大和中，陈丞相言公于昭献，因授浮梁尉，赐绯鱼袋，直集贤殿，累迁至太子中舍。凡七为王府长史……昭献常所幸犬名卢儿，一旦有弊盖之叹，上命公图其形，宫中畎犬见者皆俯伏。上宠礼特厚，留于秘院，凡九年。问民间事，公封口不对，唯取内府法书名画日夕指摘利病。上又令作竹障数十幅……公又为昭献画毛诗疏图，藏于内府。”
21.韩刚《唐代集贤画院与画直考》（《荣宝斋》2005年第4期），认为“从以上材料（指上文所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卷九之‘王府大农李仙舟装背’与‘法明’条）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唐代设有‘画院’是毋庸置疑的。其二，‘集贤画院’与‘画院’的主要功能为收藏书画，因以上关于画院的资料谈的是有关书画收藏的事宜。如:材料一中，‘是集贤画院书画’。材料二中，‘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上令却送画院’”。但其在结论部分又说“盖由于集贤画院本属集贤殿书院中专设的法书名画的收藏机构，画直本任职于集贤殿书院，管理、鉴定、修整、装梢、维护这些法书名画本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如果再在集贤画院中设立像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官职为待诏、祗候等专门的画家来做本来由画直即可很好地完成的工作，不免画蛇添足，殊无必要。这即是唐代画史中只见任职于集贤殿书院的画家，不见有任何画家任职于集贤画院的根本原因。集贤画院虽为极完美的书画收藏机构，但对于唐代画坛的影响来说，实风马牛不相及，是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仅出现画院三次，且均与书画收藏相关”。其结论部分本身就没有说服力。因为：其一，既有“画院”之机构，就必有画家（工）之任职，且“画院”与画直皆处于集贤书院中，不可能相互之间一点关联都没有。其二，把“集贤画院”之职能定位为“书画收藏机构”，而“画直本任职于集贤殿书院，管理、鉴定、修整、装梢、维护这些法书名画本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与情理不合。因为“收藏”并非只是“收求”、“典藏”，其过程中必然包含“管理、鉴定、修整、装梢、维护”等工作，而不能孤立为单一活动，画直之职掌也在于此。而任何之机构之建立，必有一定的人员构成和具体之任务，反观“集贤殿书院”就两者兼具。
22.参见李福顺《唐有无画院考》，《美术观察》，2004年第二期，p.90-91。
23.《新唐书》卷五一“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24.《旧唐书》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职官二”。
2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四“翰林”条。
26.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三期，p.12。
27.《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
28.有关直官制度的研究可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详见《唐六典》。
30.沈括《梦溪笔谈》卷二“故事”条。
31.《新唐书》卷五一“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32.相关考证还可参见韩刚《西蜀画院有无考辨》，《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年第二期。
33.转引自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p.834。
34.邓椿《画继》卷十，“论近”。
35.《图画见闻志》卷六“南庄图”条。
36.《图画见闻志》成书之年如按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所注，其撰成年代为“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而阮璞《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p.157）认为其书“限断之年并非成书之年”，但总的来讲，其书成于北宋中叶。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载，《圣朝名画评》大约成书于嘉（1056-1063）前后；《五代名画补遗》成书于嘉四年（1059）；《宣和画谱》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综之，此四部书中成书最早者也至少距南唐约八十年，而北宋“翰林图画院”之正式确立如以《宋会要·职官》所述，是在雍熙元年（984年），在七十年后之北宋中后期，“画院”之称恐已深入人心了。即如《图画见闻志》中“王霭”条提及“画院”而北宋初年却尚无“翰林图画院”之具体衙署和隶属之记述，其所谓“赵……事江南为画院学生”恐也为不严谨的称法。而笔者在具体研究中也发现《图画见闻志》与其他史籍在叙述同一事上有相当多处出入，他日当作版本考订、校勘而细析之。
施建中，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系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导师推介语：
施建中的《南唐画家地籍分异及其画风流变》一文，以历史地理方法结合美术史之研究，依托地域文化、人文环境，对五代南唐画家、画作进行了综合分析，察其流变，因时就地对南唐绘画历史作了全面的研究。
作为断代画史研究，南唐又为五代的一个部分，目前学界尚未细化至南唐绘画史，所以本论文以南唐画史来作为研究的目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竭泽而渔，努力将现存南唐画史资料挖掘出来；二是突破以往研究方法、思路上的局限，努力整合有限的史料，使研究具有新意。本文在这两个方面都作了开拓，尤其是找到地理研究方法与美术史研究方法的结合点，使本论文较之以往五代、南唐画史的研究者，有了新视角、新突破。
本论文在研究中还注意到一些老问题的突破，集中体现于第四章《几个相关问题的研究》中，颇见作者下力处，其成果亦具学术价值，若“董源籍贯考”、“职事考”、“南唐画院考”等，皆有助于揭开画史中若干谜点。
此处节选文字，系从中国美术史中关于“画院”的基本界定出发，以有关南唐“画院”的基本史料为依据，从唐、宋宫廷绘画机构的相关制度这两个角度，提出了南唐“画院”名实不符及其内部相关情况还应存疑待考的看法，其考可论。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