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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决定利益，而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身份的构成不仅取决于自我认知，也存在于行为体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之中，是一种主体间性认同。本文借鉴建构主义及社会学中的身份认知理论，以《大外交》中对戴高乐主义的叙述为例，试图分析国家身份认知与美法分歧间的因果机制。
关键词：身份建构;身份认知;戴高乐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决定利益，而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身份的构成不仅取决于自我认知，也存在于行为体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之中，是一种主体间性认同。国家的物质实力是其身份选择的客观基础，但国际体系结构会对其身份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温特区分了行为体的个体身份和角色身份。多数情况下，行为体对自身个体身份和角色身份的认知与他者的认知是一致的。但是在身份认知出现偏差时，如《大外交》里，基辛格基于美国本位立场，对法国在戴高乐时期调整结盟策略，推行独立外交的行为，评述成一种在自身地位衰落，美国主导欧陆的背景下的失落感和自大心理，其实质可以理解为，由对个体身份的组成要素的评估出发，法国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地区领导者，将美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地位平等的同盟;而美国将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全球领导者，将法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其领导下的同盟。双方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知间存在差异。
一、国家身份与身份认知分歧
温特对“身份”的定义是：行为体“通过参与到集体意义当中获得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预期”这一定义不仅包括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的定位，更强调了国家身份是相对于他者而存在的----身份是一种行为体间的主体性认同，只有在行为体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行为体身份才有意义。秦亚青进而认为，国家身份可以被理解成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地位。从此观点出发，行为体身份的构成因素可分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国家的物质实力是行为体进行身份选择的基础，此外，国际结构，国内政治，决策者等变量都可对国家身份建构产生影响。其中，建构主义所指的国际体系结构，即社会共有观念的分配，才是对国家身份具有最深层次制约作用的因素。不同性质的社会共有观念，决定了国家间自我对待他者的方式和他者对待自我的方式，从而决定了国家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决定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家利益决定不同的国家行为。
既然行为体的身份是在社会性互动中界定的，行为体无疑具有多重身份。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将国家身份主要分为4种。其中，个体身份是指行为体区别于他者的内在特征，包括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如国家在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所独具的特性。角色身份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关系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依赖于共有观念而存在，并只能存在于相对于他者的关系中。要拥有一种角色身份，一个行为体就需要在社会结构当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并且在同具有反向的他者的互动中要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由于角色身份只能以他者的评价为参照，因此，按照社会学认同理论的观点，如果来自他者的反馈和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压力。显然无论是个体身份还是角色身份，国家均需要得到他者的认同，并追求身份相对于自身和他者间的契合。
这种身份的契合，建立在身份认知的基础之上。身份认知是指行为体对身份的认同和感知，也是影响国际行为体行为的一个核心变量。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知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不乏出现认知偏差的情况，所谓认知偏差，即行为体自身认知主观与客观不符，或是行为体双方认知之间有所差异。可以将其分为行为体对自身和他者个体身份认知的偏差，和行为体对自身和他者角色身份认知的偏差。现有研究表明，身份认知是否正确往往会对国际关系有所影响，并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国际后果。
二、身份认知与美法分歧的由来：以《大外交》中对戴高乐主义的叙述为例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曾两度称雄欧洲大陆。彪炳显赫的国家历史和高度发达的法兰西文明带给国人天然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优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新秩序产生之后，在法国由绥靖政策到依附美国，随着国力一蹶不振，外交也一步步丧失了自主权之后，更像是法国人心中的伤疤。对于这种隐痛，基辛格在他的权力政治经典著作《大外交》中，如此写道：“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从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一战时尚还是欧陆首屈一指强国，三十年后便任人刀俎，国家安危系于他人之手，对于拿破仑三世时便致力恢复欧陆霸权至今的法国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然而和平并没有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
可以说，上述史实构成了戴高乐在二战后逐步推行独立外交，决心重振欧洲雄风的背景。当时，法国安全上完全依赖美英领导的北约组织，而经济上则是同样依靠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在国际关系结构中，法国的角色之于美国确是无足轻重。事实上，二戰时期，戴高乐就曾公开表示对美国之于自由法国的冷淡和轻蔑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美国取代法国填补了中东的权力真空后更是加剧。如前所述，身份决定利益，而利益决定国家行为。笔者试图从《大外交》的文本中，推断美法身份认知的偏差，利益的分歧，以及由此决定的美法国家行为分歧，探讨身份认知与美法分歧间的内在联系。
三、美法个体身份和身份角色的认知
由于个体身份的构成要素根植于国家内部，因此美法对于自身和他者的个体身份认知主要依赖于评估对方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由于两者均对自身的文化和历史深以为豪，一方自诩“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一方标榜“自由的灯塔”，促使双方均倾向于高估自身的物质和精神要素，低估对方的物质和精神要素。戴高乐就曾对美苏英主导战后秩序直言不讳：“人类任何的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也都是不稳固的。”“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在若干历史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在《大外交》里，基辛格透露了当时的美国对法国的个体身份认知，“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他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她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综上，从双方均高估自身，低估他者的个体身份出发，双方对彼此的角色身份认知因此出现偏差。由于角色身份的构建也是动态的，行为体必须在社会共有观念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围绕相关机制进行互动，并且需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以当时双方互动的主要途径北约为例，在《大外交》里，指明法国对北约的态度是，“北大西洋同盟内部关系的调整，受到美，法之间对大西洋关系的观点的长期角力所主宰。美国以统合的旗帜掌握住北约组织。法国则高唱欧洲独立，促成了欧盟。”
1958年，在法国要求北约领导权的提议遭到美英拒绝后，法国开始采取实际步骤逐渐退出北约的工作，并于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究其根本，是因为北约作为双方互动的机制，在这种互动中，法国的对自身和美国的角色身份认知与美国对自身和法国的角色身份认知间有偏差。法国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地区领导者，将美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地位平等的同盟;而美国将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全球领导者，将法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其领导下的同盟。这种分歧决定了法國无法遵循美国预期中其领导下的同盟角色应该遵循的规范，并按照其角色身份相应的方式与美国互动。这从戴高乐冷漠孤高的外交姿态中可窥一二。斯蒂尔认为，实现本体性安全的前提条件是呈现统一的身份，因此戴高乐用这种骄恣来与民心的不安全感相平衡，以呈现其所需要的大国身份，于是，“美国领袖各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之间的心理鸿沟。”
四、利益的分歧
由于法国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地区领导者”，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和欧洲格局，法国的国家利益就是重振国人信心，恢复法国的欧洲地位乃至全球地位。《大外交》里提到，“戴高乐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法国和美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明显，美国曾明确提出一系列好处来换取法国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二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
作为个体身份自身认知的“地区领导者”，法国在核问题上不仅追求实质，也追求形式，这促使其断然拒绝美国，独立发展自身核力量。毫无疑问，掌握核技术是大国身份的标配，才能够使法国不必唯美国是瞻，也唯有如此，才符合其恢复国家地位与士气的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个体身份，决定其国家利益在于垄断核优势，这与法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零和性质，从而加剧了美法分歧。
五、国家行为的分歧
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行为，可以解释为何戴高乐要舍弃英美，推进法德轴心。事实上，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也是法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后一以贯之的外交风格。基辛格如此评价这种结盟策略，“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
普法战争后，德国对于法国始终是巨大的隐患。然而，能够让法国摒弃历史陈见和美苏阻扰与德国结盟，归根结底，法国无法平衡自我和他者身份认知间的偏差，因此在与美英的同盟中感到“屈人一等”，不能按照自身身份认知与他者进行相对应的互动。基辛格说，法国的外交作风时常让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
戴维莱克认为，能否拥有独立同盟是衡量国家在国际关系安全等级的重要指标。一国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其对外依附的程度就越弱，就越有资格关注制衡强国或威胁⒆。依据此观点，比起在美国所主导的大西洋同盟做一个与身份和利益不符的“被领导者”，法国更愿意寄希望于德国和当时还一无所有的欧洲联盟，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法国才能领导欧洲，并凭借核优势平衡德国的经济力量，其“地区领导者”的自我和他者身份认知才有可能相契合。
六、结论
如前所述，美法之间可追溯至戴高乐主义萌芽时期的身份认知偏差一直是美法关系间的痼疾。美国始终无法按照法国对自身个体和角色身份的认知“地位平等的同盟”来对待法国，而法国也不能够遵循美国所期望的“领导的同盟”的规范去对待美国。两者在互动中，法国始终存在一种“反美主义”。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期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法国的政策。”
本文以戴高乐主义为例，揭示美法间的身份认知和两国分歧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机制。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间的身份认知偏差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国际后果，即国家行为体不同的身份以及所持有的不同观念会赋予权力和利益以不同的含义，他们之间可通过建构良性的认知来促进彼此合作，而消极的认知则会成为合作的障碍，加剧彼此的矛盾，而矛盾的产生的则会反过来又会对建构合作者之间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从多方面着手构建一个正面积极的身份认同对于国际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文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秦亚.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2012.
[4]米克尔.法国史[M].商务印书馆，1985.
[5]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柳思思.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2）：114-127.
[7]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J].世界历史，2003（6）：2-22.
[8]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22-29.
[9]杨少华.当代不对称冲突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
[10]张猛.试论戴高乐主义[D].湘潭大学，2005.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关键词：身份建构;身份认知;戴高乐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决定利益，而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身份的构成不仅取决于自我认知，也存在于行为体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之中，是一种主体间性认同。国家的物质实力是其身份选择的客观基础，但国际体系结构会对其身份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温特区分了行为体的个体身份和角色身份。多数情况下，行为体对自身个体身份和角色身份的认知与他者的认知是一致的。但是在身份认知出现偏差时，如《大外交》里，基辛格基于美国本位立场，对法国在戴高乐时期调整结盟策略，推行独立外交的行为，评述成一种在自身地位衰落，美国主导欧陆的背景下的失落感和自大心理，其实质可以理解为，由对个体身份的组成要素的评估出发，法国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地区领导者，将美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地位平等的同盟;而美国将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全球领导者，将法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其领导下的同盟。双方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知间存在差异。
一、国家身份与身份认知分歧
温特对“身份”的定义是：行为体“通过参与到集体意义当中获得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预期”这一定义不仅包括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的定位，更强调了国家身份是相对于他者而存在的----身份是一种行为体间的主体性认同，只有在行为体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行为体身份才有意义。秦亚青进而认为，国家身份可以被理解成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地位。从此观点出发，行为体身份的构成因素可分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国家的物质实力是行为体进行身份选择的基础，此外，国际结构，国内政治，决策者等变量都可对国家身份建构产生影响。其中，建构主义所指的国际体系结构，即社会共有观念的分配，才是对国家身份具有最深层次制约作用的因素。不同性质的社会共有观念，决定了国家间自我对待他者的方式和他者对待自我的方式，从而决定了国家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决定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家利益决定不同的国家行为。
既然行为体的身份是在社会性互动中界定的，行为体无疑具有多重身份。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将国家身份主要分为4种。其中，个体身份是指行为体区别于他者的内在特征，包括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如国家在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所独具的特性。角色身份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关系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依赖于共有观念而存在，并只能存在于相对于他者的关系中。要拥有一种角色身份，一个行为体就需要在社会结构当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并且在同具有反向的他者的互动中要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由于角色身份只能以他者的评价为参照，因此，按照社会学认同理论的观点，如果来自他者的反馈和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压力。显然无论是个体身份还是角色身份，国家均需要得到他者的认同，并追求身份相对于自身和他者间的契合。
这种身份的契合，建立在身份认知的基础之上。身份认知是指行为体对身份的认同和感知，也是影响国际行为体行为的一个核心变量。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体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知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不乏出现认知偏差的情况，所谓认知偏差，即行为体自身认知主观与客观不符，或是行为体双方认知之间有所差异。可以将其分为行为体对自身和他者个体身份认知的偏差，和行为体对自身和他者角色身份认知的偏差。现有研究表明，身份认知是否正确往往会对国际关系有所影响，并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国际后果。
二、身份认知与美法分歧的由来：以《大外交》中对戴高乐主义的叙述为例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曾两度称雄欧洲大陆。彪炳显赫的国家历史和高度发达的法兰西文明带给国人天然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优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新秩序产生之后，在法国由绥靖政策到依附美国，随着国力一蹶不振，外交也一步步丧失了自主权之后，更像是法国人心中的伤疤。对于这种隐痛，基辛格在他的权力政治经典著作《大外交》中，如此写道：“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从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一战时尚还是欧陆首屈一指强国，三十年后便任人刀俎，国家安危系于他人之手，对于拿破仑三世时便致力恢复欧陆霸权至今的法国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然而和平并没有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
可以说，上述史实构成了戴高乐在二战后逐步推行独立外交，决心重振欧洲雄风的背景。当时，法国安全上完全依赖美英领导的北约组织，而经济上则是同样依靠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在国际关系结构中，法国的角色之于美国确是无足轻重。事实上，二戰时期，戴高乐就曾公开表示对美国之于自由法国的冷淡和轻蔑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美国取代法国填补了中东的权力真空后更是加剧。如前所述，身份决定利益，而利益决定国家行为。笔者试图从《大外交》的文本中，推断美法身份认知的偏差，利益的分歧，以及由此决定的美法国家行为分歧，探讨身份认知与美法分歧间的内在联系。
三、美法个体身份和身份角色的认知
由于个体身份的构成要素根植于国家内部，因此美法对于自身和他者的个体身份认知主要依赖于评估对方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由于两者均对自身的文化和历史深以为豪，一方自诩“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一方标榜“自由的灯塔”，促使双方均倾向于高估自身的物质和精神要素，低估对方的物质和精神要素。戴高乐就曾对美苏英主导战后秩序直言不讳：“人类任何的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也都是不稳固的。”“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在若干历史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在《大外交》里，基辛格透露了当时的美国对法国的个体身份认知，“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他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她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综上，从双方均高估自身，低估他者的个体身份出发，双方对彼此的角色身份认知因此出现偏差。由于角色身份的构建也是动态的，行为体必须在社会共有观念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围绕相关机制进行互动，并且需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以当时双方互动的主要途径北约为例，在《大外交》里，指明法国对北约的态度是，“北大西洋同盟内部关系的调整，受到美，法之间对大西洋关系的观点的长期角力所主宰。美国以统合的旗帜掌握住北约组织。法国则高唱欧洲独立，促成了欧盟。”
1958年，在法国要求北约领导权的提议遭到美英拒绝后，法国开始采取实际步骤逐渐退出北约的工作，并于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究其根本，是因为北约作为双方互动的机制，在这种互动中，法国的对自身和美国的角色身份认知与美国对自身和法国的角色身份认知间有偏差。法国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地区领导者，将美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地位平等的同盟;而美国将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全球领导者，将法国角色身份认知为其领导下的同盟。这种分歧决定了法國无法遵循美国预期中其领导下的同盟角色应该遵循的规范，并按照其角色身份相应的方式与美国互动。这从戴高乐冷漠孤高的外交姿态中可窥一二。斯蒂尔认为，实现本体性安全的前提条件是呈现统一的身份，因此戴高乐用这种骄恣来与民心的不安全感相平衡，以呈现其所需要的大国身份，于是，“美国领袖各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之间的心理鸿沟。”
四、利益的分歧
由于法国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为“地区领导者”，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和欧洲格局，法国的国家利益就是重振国人信心，恢复法国的欧洲地位乃至全球地位。《大外交》里提到，“戴高乐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法国和美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明显，美国曾明确提出一系列好处来换取法国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二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
作为个体身份自身认知的“地区领导者”，法国在核问题上不仅追求实质，也追求形式，这促使其断然拒绝美国，独立发展自身核力量。毫无疑问，掌握核技术是大国身份的标配，才能够使法国不必唯美国是瞻，也唯有如此，才符合其恢复国家地位与士气的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个体身份，决定其国家利益在于垄断核优势，这与法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零和性质，从而加剧了美法分歧。
五、国家行为的分歧
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行为，可以解释为何戴高乐要舍弃英美，推进法德轴心。事实上，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也是法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后一以贯之的外交风格。基辛格如此评价这种结盟策略，“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
普法战争后，德国对于法国始终是巨大的隐患。然而，能够让法国摒弃历史陈见和美苏阻扰与德国结盟，归根结底，法国无法平衡自我和他者身份认知间的偏差，因此在与美英的同盟中感到“屈人一等”，不能按照自身身份认知与他者进行相对应的互动。基辛格说，法国的外交作风时常让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
戴维莱克认为，能否拥有独立同盟是衡量国家在国际关系安全等级的重要指标。一国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其对外依附的程度就越弱，就越有资格关注制衡强国或威胁⒆。依据此观点，比起在美国所主导的大西洋同盟做一个与身份和利益不符的“被领导者”，法国更愿意寄希望于德国和当时还一无所有的欧洲联盟，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法国才能领导欧洲，并凭借核优势平衡德国的经济力量，其“地区领导者”的自我和他者身份认知才有可能相契合。
六、结论
如前所述，美法之间可追溯至戴高乐主义萌芽时期的身份认知偏差一直是美法关系间的痼疾。美国始终无法按照法国对自身个体和角色身份的认知“地位平等的同盟”来对待法国，而法国也不能够遵循美国所期望的“领导的同盟”的规范去对待美国。两者在互动中，法国始终存在一种“反美主义”。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期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法国的政策。”
本文以戴高乐主义为例，揭示美法间的身份认知和两国分歧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机制。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间的身份认知偏差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国际后果，即国家行为体不同的身份以及所持有的不同观念会赋予权力和利益以不同的含义，他们之间可通过建构良性的认知来促进彼此合作，而消极的认知则会成为合作的障碍，加剧彼此的矛盾，而矛盾的产生的则会反过来又会对建构合作者之间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从多方面着手构建一个正面积极的身份认同对于国际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文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秦亚.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2012.
[4]米克尔.法国史[M].商务印书馆，1985.
[5]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柳思思.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2）：114-127.
[7]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J].世界历史，2003（6）：2-22.
[8]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22-29.
[9]杨少华.当代不对称冲突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
[10]张猛.试论戴高乐主义[D].湘潭大学，2005.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