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大学是如何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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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我们继续为您展示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精彩。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以及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要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除了为人才培养营造创新的环境以外,还需要在教学上有所创新,要加强与行业、产业的联系,同时要形成一个以卓越为目标的评价体系。
  
  融合国际经验建设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本科教学模式
  
  【演讲摘要】
  
  2009年9月,南京大学开始在一年级新生中启用了新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由于以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为特征,实行三个培养阶段和三个发展途径,故被称为“三三制”。
  第一个“三”,即三个培养阶段,实际上就是把本科四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大类培养阶段,主要由新生研讨课程计划和通识教育课程计划两部分组成,在学生一年级的时候施行;第二个阶段就是专业教育培养阶段,主要由学科大类平台课程计划和专业课程计划两部分组成;第三个阶段就是多元培养阶段,实行的是个性化培养课程计划,学生可以在本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学术类和就业创业类这三个层面上进行选择。如果学生选择本专业学术类路径,将会被按照本专业研究生的要求设计培养方案,包括参加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参加教授的课题,参加顶峰课程学习等;如果学生选择跨专业方向,在完成规定的本专业课程,也就是获得原来专业的准入和准出资格以后,可以修读第二学位;如果选择就业创业类,就要将一部分时间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培养他们的创业就业能力。所以,可以看出“三三制”的模式实际上是南京大学的传统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有机融合的结果。
  
  ☆南京大学“三三制”模式运作的主要原理
  
  “三三制”教学模式的原理,概括起来,就是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融通的教育思想,进一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把新生研讨课与通识教育课程实行共建、互补。新生研讨课是实行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南大新生研讨课的功能和国外同类课程相比有所不同,学校的新生研讨课,部分发挥了通识教育的一个功能,因为教师都是在专业教育的背景下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当中能够很快开出高水平通识教育的人还比较少,一下子很难构建覆盖文学艺术、中外历史文化、社会科学、哲学等人类知识各大领域理想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鼓励教师发挥特长,以灵活多样的新生研讨会形式为起点,逐步过渡到通识教育的课程阶段,最后发展成完整的通识教育体系。通过半年的时间,我感到,这个新生研讨课的意义还在于让学生转换学习方式,弥补了学生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接受应试教育的不足,并为大学生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做好心理准备。
  第二,就是继承与发扬我国专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之间的比例调整,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在积极的探索与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模式接轨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在专业教育上我们已经形成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个层次的教学经验模式,重视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具体做法就是,在第一阶段,我们要特别强调基础课程,当然这些基础课程里面包含了一些准入课程,有些学生必须要完成准入课程,然后才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为学生准备深厚的专业基础课,作为准出课程;在第三阶段,为那些选择专业学术类的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专业课程,为学生的专业发展作出贡献。这样就会确保我们培养的毕业生,具有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的特征。
  第三,就是着力培养学生的优异个性。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创建人才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克服我国传统教育模式弊端的关键。大学教学模式既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优异个性,又要使大多数的学生能够适应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需要。根据这个思路,南大的本科生在四年期间实际上有三次自主选择的机会,第一次选择是按照学科和大类专业招生以后,学生能够自主的选择通识教育课程的模块,第二次是在二年级左右,然后通过制定专业的准人和准出标准,使学生自主地选择专业教育的主体方向;第三次是在完成前两个阶段之后,要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自主地选择他们未来的发展途径。通过这三次选择,把自主权交给学生。
  
  现场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下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陈校长刚才在讲的过程中提到了学生的三次选择,我想就第一次选择请陈校长帮助解释一下,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选择是怎么回事?第二个问题:在整个学生培养方案当中,都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你们的教学实践环节,主要安排在哪个阶段,都安排在第三阶段,还是之前也有所考虑?
  陈骏校长:我们第一个阶段的选择,主要是在文化素质的课程、通识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当中选择。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学生的自由选择余地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新生研讨课程,学生进来以后,这个方面课程是在全校范围内选择,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学生,你想去听哪一门课就可以选择哪一门课,我们71门课程是对全校的新生统一开设的。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某一个系的教授开设的新生研讨课,最后听课的没有一个是他的系里的学生。因为我们规定一门新生研讨课学生不能超过20个人,而有时候报名的就有70、80人,但是最后只选出20个,选出来的结果往往是没有什么本系的学生选他们自己系的新生研讨课。
  关于实践类课程,在第二阶段专业教育阶段,我们会有一些课间实习;但我们希望重点将实践课程放在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作为实践教育的主要阶段,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多元化培养的阶段。
  ◎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请问南京大学“三三制”教学模式中的三个阶段里,第三个阶段,个性化这一部分占的比重是多少?多样性方面,学生进行专业的选择面有多宽?有多大的比例在学科间进行自由选择?跨专业可以跨到什么程度?
  陈骏校长:我们个性化培养阶段课程比例。实际上大概要占到1/4到1/3。因为我们总学分是150分,这个阶段的学分总数会占到35-40分。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预测将来可能有25%的学生会留在本专业继续攻读,25%的学生会跨学科跨专业,50%的学生会选择就业创业。对于跨专业跨学科的选择,我们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你符合准出的标准,你就可以拿到你原来主修的学位,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专业,攻读第二学位。我们的学生,比如学数学的,原来想进金融系学习是不可能的,现在如果想到金融系学习,是没有限制的。如果你不要求学位,想读几门金融方面的课程也行,如果你要想拿第二学位,你就必须把金融学的准出标准完成,才能拿到第二学位,所以这个宽度是不限的。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宽和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学生来讲,会不会造成课程压力很大的状况,特别是现在在学习中强调加入实践的环节。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讲到在改革过程当中,课程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回过头来 讲,如果学生在选择的时候,对于某些冷门的专业课程,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课程富余的状况,就是有些教师课程反而没有学生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学校怎么处理和解决的?
  陈骏校长:您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宽和专的问题。我们通过这个改革,学分总数是降低了,而不是增加了,我们压缩掉了很多非必要的课程,特别是一些专业课。实际上把专业课延伸到研究生阶段去了。过去。老师老是担心学生的专业课程不够,所以把很多研究生课程提到本科生阶段来上,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的课程。我们把这方面的课程压缩了很多,腾出时间让学生接受很宽的通识课程教育,这种选择是必需的。因为这是学生的背景要求的。我们知道,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接受的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即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知识面是相当窄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通识教育阶段,来弥补高中阶段,甚至初中阶段教育的不足。所以,这个宽,虽然要占很大的时间,但我们通过这个阶段来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等,让他们形成一种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的精神等。为使他们建立全部知识的构架,这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只能用压缩专业课程的办法。关于俞校长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刚刚开始,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可能以后会出现。有些专业课程富余,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生,或者是很窄的专业,不需要全校学生去上,只需要少量去上,我们在以后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加强大学和社会的互动,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演讲摘要】
  ☆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不应该牺牲学术的卓越性
  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大学、产业、整个社会、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都会从中受益。但是,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不应该牺牲学术的卓越性,而要使与社会相关的学科的学术性、卓越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要应对未来的挑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学校和社会进行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大学与社会联系的范例——瑞典皇家理工大学
  学生报考某一专业,可能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也可能觉得接受完教育之后会有较好的就业前景。作为一所技术类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大学与行业的互动非常紧密,既能让行业参与课程设置或学生毕业论文设计,也能让学生直接到企业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推出了CDIO模型,就是概念、设计、实施和操作。学校所有项目都贯彻这个理念,学校所做的就是把企业或职业的方方面面纳入教学中,并且系统地去做这件事情。打个比方说,一个工程师所需要的相关技能,学校就要在相关的学术项目中有所反映,包括口头演讲、书面报告、团队合作、管理技巧、职业规划、语言能力、团队合作或项目领导力、创造力、系统观等。
  另外,博士生项目也和社会紧密联系。现有75%的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研究机构工作。还有一些产业的研究生,受产业雇佣,有大量的时间做研究。学校约有50家卓越中心,由中心协调员管理,另外还有管理委员会,对重大的决定进行讨论和决策。另外,欧洲委员会推出了欧洲创新和技术研究院,希望能提高欧洲的竞争力。这个研究院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我们称之为三个知识和创新社区。皇家理工大学参与了其中两个领域的研究,一是通信技术,一是可持续能源领域。我们所做的就是创新、教育和研究,重点在创新上。在通信技术方面,皇家理工大学和爱立信等运营商开展合作,欧洲其他节点的合作伙伴则有诺基亚、夏普等公司。在可持续能源项目下的节点,除了皇家理工大学外,瑞典还有一些大学和公司。通过加强大学与社会的合作,大学把注意力放在创新上,同时把教学和研究结合在创新之中。
  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和行业、产业的合作,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推出了一个产业教园的项目,旨在帮助产业研究员进行研究。在过去几年,一些副教授在大学兼职授课和研究,同时也受雇于企业。通过合作,产业研究员积极参与大学的活动,加强了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学和他们定期召开会议,他们为大学提供支持和意见。
  ☆外部对大学的影响助力大学竞争力
  当然,社会和大学之间的互动,也会涉及其他方面。比如学校董事会,大多数校董来自外部,董事会主席也是外部成员,还有一些大型行业、控股公司的CEO和投资公司等企业的成员。应该说,外部对大学的影响非常积极,有助于加强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不仅是董事会有外部成员,校内的各团体中也有大学、学生以及行业的代表,在决定开展教育活动时,上述三方面的成员都会参与其中。一直以来,皇家理工大学与社会的合作非常紧密,也产生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工程项目,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这样一个成功的体系,不仅存在于皇家理工大学,同时也是其他大学的要素。
  随着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皇家理工大学必须要发展这个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加强。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学生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也就是说,不仅大学对学生有更高的要求,社会和企业对学生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学生也会对大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学在提供课程服务时,要充分考虑如何满足学生要求,大学的教育工作者要考虑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创新能力,进而形成解决未来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终身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终身学习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在这个方面,大学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的社会和大学之间的整合会进一步加强,大学和社会、行业、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也会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和科研项目、企业项目会在更大程度上进行整合。
  
  【现场交流】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是大学和行业合作的典范。您刚才讲到,如何去评估应用研究。我想问两个问题,一是贵校博士生和行业进行合作,他们通常会写什么样的论文?二是大学和企业合作,知识产权如何处理?
  古德蒙顿校长:大部分博士生在大学工作,有少数在行业工作。不论他们是在大学工作,还是在行业工作,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一视同仁的,他们所面临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个问题是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和企业的任何合作项目开始之前,都有详细的谈判,知识产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谈判,把有关的事情事先讲清楚。
  ◎湖南大学校长钟志华:您刚才讲到的CDIO概念,对我们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我想提3个问题。第一,CDIO这个概念是不是在所有学科都应用?第二,学生从哪一年开始实施CDIO项目?第三,采用CDIO概念,对教师有什么具体要求?
  古德蒙顿校长:十年前我们开始CDIO概念时,只在汽车工程项目中应用,现在已经扩展到很多其他领域。而且都是从学生入学第一年就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老师和学生都要参与,项目管理者会去协调相关工作。这是一个“一体4k5”的项目,需要去整合协调各方面的人员。 包括教师、学生。因此,每个具体项目都有一个项目协调人员,我们叫项目管理员。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房喻:您的大学是西欧最好的大学之一,在理工科方面非常强。中国有不少类似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想变成综合性大学,对于这种现象,您有什么建议或对此作一个评论。如果您觉得应该转变成为综合性的大学,那么瑞典皇家理工大学为什么不转变成综合性大学?
  古德蒙顿校长:我们大学是不想扩展到其他的一些学科,但是我们和医学院、人文类的大学等都有很好合作,有很多项目的共享和智慧、知识的共享。我们大学还是专注于理工科项目,但同时也要和兄弟院校紧密合作。卓越大学的评价与形成
  
  【演讲摘要】
  
  “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对不同的高校来讲,
  “卓越”的含义不同,比如一些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高校,就应该把本科生的教学做到卓越。
  ☆如何衡量大学的“卓越”
  斯坦福大学用了五个指标衡量“卓越”:一是教职员工的生产率,包括引文和出版物的情况。二是研究的影响。人们所做的好的研究有很多,但重要的研究并不多,区别好的研究和重要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包括这个行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同行有没有受到影响。当然要衡量一个研究的影响有很多的指标,比如技术转移、引文的数量、对行业的影响等。三是奖项和同行的评估。这是衡量教职员工声誉的一个最好方法,这个方法有时候很主观,但很重要。在著名的研究型大学,25%的教职员工决定大学在某一个学科的影响力声誉,当然这25%的教职员工的工作离不开75%的同事的支持,所以,有时候很难预测一个35岁的年轻人将来会不会成为大师,所以我们要去招聘那些优秀的教师,并且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发展。四是学生的质量,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质量。学生质量是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教师的质量和学生的质量是紧密相连的,好的学生会来找好的教师,好的教师也会培养出好的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名校。五是教学质量。对于所有的名校来讲,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包括研究型大学。好的教学和好的研究并不矛盾,这两者都可以实现,只是同时实现的话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另外还有5个次要的因素。一是获得的科研经费。如果没有经费的话是没有办法开展研究的。二是设施。如果你希望成为科学和工程或者是医学方面的名校的话,你就需要有设施,这是非常昂贵的。三是校友网络和获得的支持。是指学校会从校友那儿获得多少捐赠,校友是否会帮助提升大学的声誉,还有就是大学的毕业生是否会形成一个网络。四是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都需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卓越是昂贵的。五是对公众的影响。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校友,我们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行业,改变政府,改变非营利机构;如果我们的大学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声誉。
  
  ☆大学如何提升卓越
  有五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要有一个体系能保证自由的探寻和由教师引导的研究,要由教师来决定他们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重点。当然可以通过研究经费的分配来影响研究的方向和战略领域,但具体如何开展研究,应该由教师来定。
  二是任人唯贤。这是评价教师的一个重要原则,不应该论资排辈,不应该任人唯亲,而应该重视个人所做出来的成绩。另外还要重视榜样的力量,如果表现好和贡献大的话,我们就奖励他们在教学或者是科研方面的表现,把他们作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
  三是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大学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在每件事上都做得非常完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适用于大学内部和大学系统中的各个院校,在每个国家都是可以使用的。曾担任教务长的弗雷德特曼说过,要把最顶尖的教师作为榜样,要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做到世界一流。这就要做出选择,要在卓越和公平方面做出一个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说“不”,有的时候很难拒绝对某个领域投资,但是我们要有重点。我们还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卓越和公平是互不兼容的。如果说每个院校都同等重要,每个系都同等重要,那就很难在某个领域建立起卓越,所以对公共大学系统来讲你要做困难的选择。
  四是要使用一些积极的奖励措施,使用胡萝h而不是用大棒。同行认可是一个很强大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薪酬或是其他的方式来奖励优秀的科研人员,对优秀的教学人员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提拔为一个领导;还有就是终身教职也是可以发挥激励作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内部认可的机制给优秀的教学人员以奖励。如果要改变方向的话可以使用激励措施,这会激励一些教职员工转向新的研究领域,这样能够实现卓越。
  五是要实现卓越就需要有胆识的领导。我们要有前瞻性,要想一些新的东西。科尔教授所写《美国名校》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对五、六十年代斯坦福大学的领导力的研究。对斯坦福大学来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刻,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四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当联邦政府开始对理工科的研究进行资助时,我们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投资;我们把医学院变成了一个研究机构,并把它移到了主校区,这个研究机构后来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奖励斯坦福的工业园,它是硅谷的一个创始地,同时也是惠普公司的诞生地。这些活动的风险非常高,所幸的是最后都取得了成功。
  
  【现场交流】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美国的发展阶段是非常不同的。您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教育的发展阶段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也不同,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需求,中国政府如何去监管、管理好不同地区的需求?
  汉尼斯校长:大学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想表明的是,不仅仅是那些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比如很多硅谷的公司创始于斯坦福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圣塔非大学、圣芭芭拉大学、uc伯克利大学等高校人才的支持,这些公司也是做不成的。我们需要所有这些高等学府都做出他们的贡献,不仅是那些顶级的研究性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处理好地区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相信不同的地区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发展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区域之间差距过大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不团结。怎么平衡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成功。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您提到大学校长会做一些非常大胆甚至是非常艰难的抉择,您也提到了一个尖塔的模式,如果一所大学的资源有限的话,一方面有非常年轻的很有潜力的教职员工需要您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声望很高的中年教职工,您会支持哪一个团体呢?
  汉尼斯校长:我会支持年轻的有价值的员工,他们代表的是未来。在我们做战略规划时,包括在做不同的系、学院战略规划时,我有一个委员会由50岁以下的员工参与,那些快要退休的人的利益在于我们企业,在于我们这 个大学的过去,而年轻人的利益在于我们学院的未来(杨卫校长补充:我不是说50岁快要退休的人,而是说已经有了一些建树的中年人),我想这涉及终身教职的问题。对一所大学来说面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让一个教授成为一个终身教职的标准;如果标准不高反而会对大家起到危害作用,都能得到终身教职就不能起到激励作用了。
  ◎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您在发言当中提到了未来,之前杨卫校长也提到了怎么对资源进行分配,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去甄选出那些最具有价值的年轻的教职员工,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
  汉尼斯校长:在他们进入我似这个甄选过程时,当然需要看一看他们之前的学术表现,是否有一些独立研究的成果,要看他们过去的表现记录。他们应有很多的自由时间,不需要做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这样他们就有时间证明他们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正确评估的几率就比较高。让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证明他们的领导能力。我们也会去征询他们所在领域的那些领先的学者的观点。你觉得这个人在十年之后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领先的研究者,这也是我们去进行评估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也会犯一些错误,有时候我们会看走眼,那没办法,但很多时候我们选出来的人还是j}常好的。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一个大学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任何一个大学都有自己所追求的标准和特色,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斯坦福大学发现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学科可能做得不好,或者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要求和目标,你们是如何对待这些学科的。
  汉尼斯校长: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方案。一种可能是,我们的项目设置有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使得这个项目做好。斯坦福就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以前我们也有护士方面的项目,也有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在60年代我们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你觉得在这个领域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针对那个领域或者那个系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需要怎么建呢?我们可能需要新的领导。首先要在非常强有力的领导力上面进行系或者是领域的重建。我们认为首先要有好的、强有力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然后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这样才能使那个系、那个领域成为一个一流的系或者领域。
  
  论坛妙语
  
  我坚决反对学校去办企业,因为高校主要职责是培养人才。哈工大是这样做的:第一,学校可以参与企业的行为,但仅限于成果转让,坚决不控股,只做技术转让。第二,教师不能成为一个企业的兼职人员。学校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绝不是企业文化的引入造成的,而是学校自己没有把好关。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历史证明,城市和城镇与大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容共生关系。一个城市要想在当代诸多的挑战中抓住机遇,在发展中抢占先机,占领发展制高点,就必然依托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要依托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需要现代大学的支持。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
  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大学获得了大量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美国大学成为吸引世界人才的一块巨大的磁铁。但是,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得越来越严格了。这样一种移民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必定会削弱美国教育体系的潜在优势。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芝奠尔
  大学的功能第一就是要培养合格的高水平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大学就不叫大学,那是公司。第二,大学还是要继续创造知识。第三,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就是大学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第五,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社会服务。
  ——同济大学校长裴钢
  本科生是最需要关注的。对于研究型的大学本科生的个性化指导而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最拔尖的导师走进本科生的讲堂,走到低年级的课堂中去,这需要有硬性的规定和规则。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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