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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堂乐歌”是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近代新体诗歌，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杂糅性，其中既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亦具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可视为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标识。因具音乐的美感效应，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白话新诗，更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关键词：学堂乐歌；中国新诗；近代转型
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晚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的音乐科目，以教授中小学生唱新式歌曲。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亦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民国政府于1912年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必修课。“学堂乐歌”即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创的歌曲。留学的知识分子把一些日本和欧美流行的曲调填上新的“歌词”，编成新的歌曲。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学堂乐歌在音乐发展史上的地位已被业内人士充分认可，但其“歌词”写作在中国诗歌发展演变进程中的意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诗体建构
长期以来，学界将胡适及其同仁发动的白话新诗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标志，胡适的《尝试集》甚至被认为是“新诗在创作实绩上的第一块界碑” [1]。各类形形色色的文学史（诗歌史）的书写基本上遵循这一学术“常识”。实际上，这个学术论断有其偏狭之处，因其忽略了中国近代音乐艺术创作中的“歌词”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如将时间上早十多年的学堂乐歌的“歌词”与“五四”白话新诗文本作对比，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思想内涵或是话语表达方式，前者明显具有现代新诗的诗体特征。就思想内涵而言，学堂乐歌的兴起恰逢内外交困的清末，整个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豆剥的危机，面对民族危亡的特殊形势，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以爱国、励志、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为主，其目的是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如在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河》、《中国男儿》、《军歌》、《汉族历史歌》、《十八省地理历史》以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政治呼吁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等。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歌词方面注入了现代新观念、新思想，他们把歌曲看作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重要手段，当成是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的形象化教材，重在通过歌曲对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教育和道德情操的培养。比如《格致》、《劈占验》等宣传学习科学的思想；《缠足苦》、《文明婚》等主张妇女解放；《勉女权》、《婚姻祝词》等提倡男女平等；《赛船》、《体操—兵操》等强调体育锻炼。学堂乐歌用优美的艺术唤醒广大民众，重铸国民精魂，反映了当时人们走向文明新生代的文化态度与觉醒意识。
从学堂乐歌“歌词”的语言表达形式来看，许多学堂乐歌歌词的句法、章法及语言的格调等都有了不同于旧诗词的全新的变化，明显体现出一种新的诗歌文本形态和诗语特征。如沈心工于1902年留学日本时创作的《体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这首作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唱起来琅琅上口，明显具有现代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曾志忞于1904年翻译的日本歌曲《手戏》的歌词——“小小皮球圆又圆，轻巧又好玩。小小铁锤真玲珑，敲着响丁当”——似乎也符合胡适拟定的白话诗原则：“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 [2]就整体艺术风貌而言，学堂乐歌的歌词在语言体式上已摆脱“律化”诗语的句法、章法形式，展现了现代新诗语言的旋律美，符合鲁迅所说的白话新诗的艺术审美标准：“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3]
二、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古典情味
学堂乐歌的歌词写作，在整体趋向上是朝白话新诗方向发展的，但并未完全斩断传统诗歌的文化脐带。从歌词的文本形态来看，许多学堂乐歌歌词饱含古典诗歌的韵致，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继承。在题材选择方面，学堂乐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咏物，如《隋堤柳》、《雪》、《枫叶》、《杨柳花》等歌曲都是咏物名歌；而从歌名来看，这些歌词所选用的基本上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如赵铭传作词的《梅花》写道：“池塘雪后晚晴天，碧纱窗外，白玉阑前。南檐破晓日初明，铜瓶水暖，纸帐香清。大地寒多几霜霰。此花偏在春先发，逗春光，露春色，陇头早报春消息。我愿青阳遍亚洲，处处春花处处游，回转东风世界新，梅花独冠群英首。”这首歌词虽然表达了走向新世界的时代宏愿，但其所用的意象却是传统的梅花，其中延续了国人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爱梅的历史文化心理。又如王良弼作词的《四时乐》：
春色最宜人，杨柳深青，桃杏娉婷，湖光山色，未免有情。图画天开，淡妆浓抹多佳境。如云胜友，修禊会兰亭。
首夏犹清和，阴浓庭树，香满池荷，读书之乐，其乐如何。暑假期临，纳凉五湖真活泼。同撑小艇，高唱采莲歌。
秋气自清明，小池暑退，高树凉生，洞庭秋月，荡漾湖心。赏菊东篱，浅斟细酌添吟兴，纵横雁影，几阵过疏林。
冬岭尚青青，孤松挺秀，老柏森森。不有岁寒，谁识真心？独占花魁，数点腊梅传风信。诗成天雪，并作十分春。
由上可见，《四时乐》的歌词创作在题材、意象、情韵、格调等方面均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春天的杨柳、桃杏，夏天的庭树、池荷，秋天的秋月、雁影，冬天的孤松、腊梅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人惯用的题材意象。在句式表达上，描写每一季度景致所用的字数均为“五、四、四、四、四、四、七、四、五”格式，由此造成一种古典诗词格律规范、整饬的艺术效果。 在词作的艺术风格上，许多学堂乐歌注重营造中国传统诗词的那种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意境。以广为传唱的李叔同的《送别》为例，《送别》的曲谱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其歌词写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整首《送别》，沿婉约一派，清新淡雅，情真意挚，凄美柔婉，歌词造句长短参差，句式充满变化。那种痴情，那种哀怨，那种眷恋，统一于《送别》的歌吟中，珠联璧合，画意诗情，相得益彰，意蕴悠长。由此，整首歌曲《送别》传达出一种浓浓的中国情味，今天的普通听众恐怕难以体察它的西洋身份。
学堂乐歌的填词者大多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故他们在填创歌词时擅于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词和曲。学堂乐歌在唱出新时代精神的同时，在艺术品位上也传承了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这种中西会通、新旧兼融的艺术创新精神在后来的歌词创作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当代流行歌曲小天王周杰伦之所以红得发紫，得益于他演唱的《东风破》、《发如雪》、《千里之外》等“中国风”歌曲，而所谓的“中国风”，实即将现代音乐与中国与古典诗词接轨，撷取古典诗词的精华诠释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使现代流行歌曲具有古典诗词的格调和意境。藉此而言，学堂乐歌于无心插柳之中起到了开“中国风”歌曲先河的作用。
三、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音乐精神
由中国诗歌发展史可见，中国诗歌的音乐性特征突出，“诗”（文字）与“歌”（音乐）合为一体。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诗歌是歌词、音乐、舞蹈三者合为一体的“乐”。汉代的乐府诗实际上是乐府歌词，它通过音乐性的弘扬而促成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一次嬗变。从齐梁时代的“声病”说到唐诗的严谨声律格式，一方面强化了诗歌的纯文学性，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诗歌的音乐美质。宋词的勃兴，也是随着“歌唱”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长短句。元曲作为一种新诗体，同样与新的音乐形式——胡曲番乐有关。而在明代，当古典诗歌丧失艺术活力时，文人士大夫则把民歌作为“真诗”，所谓“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语）。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并未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其文学性，从诗歌的原始性质来看，它是音乐性的，其审美体验方式是咏叹的、节奏化的形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性意味着一种公众性，即诗歌通过音乐造成的感官刺激而产生情绪运动的节奏，这种节奏具有强烈的召唤和共鸣效果，也就是荀子在论乐时所说的“和”的效果。荀子曰：“诗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音乐性的效果是感染公众，即所谓“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
但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随着诗歌的“纯”文学性的倡导，诗歌的音乐性质逐渐减弱。学堂乐歌的一些倡导者表达了对诗歌过于强调文学性而忽视音乐性的强烈不满。曾志忞于1904年给《教育唱歌集》所作的“序”中以“告诗人”为题，批评“古今诗人之特性”：“好为微妙幽深之语，务使妇孺皆不知，惟词章家独知之，其诗乃得传于世。……诗人之诗……皆非教育的、音乐的者
也。” [4]学堂乐歌的兴起，再次唤醒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固有的音乐精神，但它的音乐资源则是取径日本和西方，即主要采用外国的现成歌调填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学堂乐歌的编创者多数留学国外，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西乐比中国音乐更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如沈心工的一首《燕燕》：“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这首歌是根据日本歌曲《日本三景》填写的，体现了现代音乐精神与诗歌话语表达方式的有机交融。由于有了音乐的美感效果，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白话新诗，更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诗歌的音乐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诗歌接受的公众性和广泛性，由此更能够广泛扩散诗歌的精神能量。学堂乐歌主要是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这种集体合唱形式更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同时也为后来蓬勃发展的校园民谣以及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社会基础。如石更作词、辛汉配曲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又如梁启超填词的《从军乐》：“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从军乐，前敌时。枪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此类政治宣传鼓动性质的歌曲在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学堂乐歌歌曲以铿锵有力的艺术豪情，力图唤醒中华民众，共同抵御外侮侵略，这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政治启蒙。
结语
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标志的。尽管学堂乐歌的旨归在于变革音乐艺术，但其歌词作为一种泛诗歌文体，可算得上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一种初步尝试。由于学堂乐歌的兴盛之期正是中国文学观念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近代新体诗歌，明显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杂糅性，其中既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亦具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可视为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标识。有论者指出，“‘学堂乐歌’的广义内涵，既是中国现代性新声乐和新声乐教育的第一浪潮，也是中国‘新诗’开创阶段‘新声诗’发展的第一浪潮。” [5]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新诗”，对它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认识中国新诗近代转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134.
[2]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1.
[3]鲁迅.鲁迅全集（1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4]曾志忞.告诗人——〈教育唱歌集〉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77.
[5]黄丹纳.学堂乐歌：中国“新诗”历史的开端[J] .贵州社会科学，2010（8）：67.
（作者单位：广东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河源 517000）
“学堂乐歌”是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近代新体诗歌，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杂糅性，其中既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亦具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可视为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标识。因具音乐的美感效应，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白话新诗，更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关键词：学堂乐歌；中国新诗；近代转型
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晚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的音乐科目，以教授中小学生唱新式歌曲。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亦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民国政府于1912年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必修课。“学堂乐歌”即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创的歌曲。留学的知识分子把一些日本和欧美流行的曲调填上新的“歌词”，编成新的歌曲。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学堂乐歌在音乐发展史上的地位已被业内人士充分认可，但其“歌词”写作在中国诗歌发展演变进程中的意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诗体建构
长期以来，学界将胡适及其同仁发动的白话新诗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标志，胡适的《尝试集》甚至被认为是“新诗在创作实绩上的第一块界碑” [1]。各类形形色色的文学史（诗歌史）的书写基本上遵循这一学术“常识”。实际上，这个学术论断有其偏狭之处，因其忽略了中国近代音乐艺术创作中的“歌词”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如将时间上早十多年的学堂乐歌的“歌词”与“五四”白话新诗文本作对比，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思想内涵或是话语表达方式，前者明显具有现代新诗的诗体特征。就思想内涵而言，学堂乐歌的兴起恰逢内外交困的清末，整个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豆剥的危机，面对民族危亡的特殊形势，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以爱国、励志、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为主，其目的是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如在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河》、《中国男儿》、《军歌》、《汉族历史歌》、《十八省地理历史》以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政治呼吁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等。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歌词方面注入了现代新观念、新思想，他们把歌曲看作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重要手段，当成是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的形象化教材，重在通过歌曲对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教育和道德情操的培养。比如《格致》、《劈占验》等宣传学习科学的思想；《缠足苦》、《文明婚》等主张妇女解放；《勉女权》、《婚姻祝词》等提倡男女平等；《赛船》、《体操—兵操》等强调体育锻炼。学堂乐歌用优美的艺术唤醒广大民众，重铸国民精魂，反映了当时人们走向文明新生代的文化态度与觉醒意识。
从学堂乐歌“歌词”的语言表达形式来看，许多学堂乐歌歌词的句法、章法及语言的格调等都有了不同于旧诗词的全新的变化，明显体现出一种新的诗歌文本形态和诗语特征。如沈心工于1902年留学日本时创作的《体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这首作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唱起来琅琅上口，明显具有现代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曾志忞于1904年翻译的日本歌曲《手戏》的歌词——“小小皮球圆又圆，轻巧又好玩。小小铁锤真玲珑，敲着响丁当”——似乎也符合胡适拟定的白话诗原则：“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 [2]就整体艺术风貌而言，学堂乐歌的歌词在语言体式上已摆脱“律化”诗语的句法、章法形式，展现了现代新诗语言的旋律美，符合鲁迅所说的白话新诗的艺术审美标准：“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3]
二、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古典情味
学堂乐歌的歌词写作，在整体趋向上是朝白话新诗方向发展的，但并未完全斩断传统诗歌的文化脐带。从歌词的文本形态来看，许多学堂乐歌歌词饱含古典诗歌的韵致，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继承。在题材选择方面，学堂乐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咏物，如《隋堤柳》、《雪》、《枫叶》、《杨柳花》等歌曲都是咏物名歌；而从歌名来看，这些歌词所选用的基本上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如赵铭传作词的《梅花》写道：“池塘雪后晚晴天，碧纱窗外，白玉阑前。南檐破晓日初明，铜瓶水暖，纸帐香清。大地寒多几霜霰。此花偏在春先发，逗春光，露春色，陇头早报春消息。我愿青阳遍亚洲，处处春花处处游，回转东风世界新，梅花独冠群英首。”这首歌词虽然表达了走向新世界的时代宏愿，但其所用的意象却是传统的梅花，其中延续了国人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爱梅的历史文化心理。又如王良弼作词的《四时乐》：
春色最宜人，杨柳深青，桃杏娉婷，湖光山色，未免有情。图画天开，淡妆浓抹多佳境。如云胜友，修禊会兰亭。
首夏犹清和，阴浓庭树，香满池荷，读书之乐，其乐如何。暑假期临，纳凉五湖真活泼。同撑小艇，高唱采莲歌。
秋气自清明，小池暑退，高树凉生，洞庭秋月，荡漾湖心。赏菊东篱，浅斟细酌添吟兴，纵横雁影，几阵过疏林。
冬岭尚青青，孤松挺秀，老柏森森。不有岁寒，谁识真心？独占花魁，数点腊梅传风信。诗成天雪，并作十分春。
由上可见，《四时乐》的歌词创作在题材、意象、情韵、格调等方面均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春天的杨柳、桃杏，夏天的庭树、池荷，秋天的秋月、雁影，冬天的孤松、腊梅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人惯用的题材意象。在句式表达上，描写每一季度景致所用的字数均为“五、四、四、四、四、四、七、四、五”格式，由此造成一种古典诗词格律规范、整饬的艺术效果。 在词作的艺术风格上，许多学堂乐歌注重营造中国传统诗词的那种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意境。以广为传唱的李叔同的《送别》为例，《送别》的曲谱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其歌词写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整首《送别》，沿婉约一派，清新淡雅，情真意挚，凄美柔婉，歌词造句长短参差，句式充满变化。那种痴情，那种哀怨，那种眷恋，统一于《送别》的歌吟中，珠联璧合，画意诗情，相得益彰，意蕴悠长。由此，整首歌曲《送别》传达出一种浓浓的中国情味，今天的普通听众恐怕难以体察它的西洋身份。
学堂乐歌的填词者大多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故他们在填创歌词时擅于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词和曲。学堂乐歌在唱出新时代精神的同时，在艺术品位上也传承了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这种中西会通、新旧兼融的艺术创新精神在后来的歌词创作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当代流行歌曲小天王周杰伦之所以红得发紫，得益于他演唱的《东风破》、《发如雪》、《千里之外》等“中国风”歌曲，而所谓的“中国风”，实即将现代音乐与中国与古典诗词接轨，撷取古典诗词的精华诠释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使现代流行歌曲具有古典诗词的格调和意境。藉此而言，学堂乐歌于无心插柳之中起到了开“中国风”歌曲先河的作用。
三、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音乐精神
由中国诗歌发展史可见，中国诗歌的音乐性特征突出，“诗”（文字）与“歌”（音乐）合为一体。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诗歌是歌词、音乐、舞蹈三者合为一体的“乐”。汉代的乐府诗实际上是乐府歌词，它通过音乐性的弘扬而促成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一次嬗变。从齐梁时代的“声病”说到唐诗的严谨声律格式，一方面强化了诗歌的纯文学性，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诗歌的音乐美质。宋词的勃兴，也是随着“歌唱”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长短句。元曲作为一种新诗体，同样与新的音乐形式——胡曲番乐有关。而在明代，当古典诗歌丧失艺术活力时，文人士大夫则把民歌作为“真诗”，所谓“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语）。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并未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其文学性，从诗歌的原始性质来看，它是音乐性的，其审美体验方式是咏叹的、节奏化的形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性意味着一种公众性，即诗歌通过音乐造成的感官刺激而产生情绪运动的节奏，这种节奏具有强烈的召唤和共鸣效果，也就是荀子在论乐时所说的“和”的效果。荀子曰：“诗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音乐性的效果是感染公众，即所谓“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
但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随着诗歌的“纯”文学性的倡导，诗歌的音乐性质逐渐减弱。学堂乐歌的一些倡导者表达了对诗歌过于强调文学性而忽视音乐性的强烈不满。曾志忞于1904年给《教育唱歌集》所作的“序”中以“告诗人”为题，批评“古今诗人之特性”：“好为微妙幽深之语，务使妇孺皆不知，惟词章家独知之，其诗乃得传于世。……诗人之诗……皆非教育的、音乐的者
也。” [4]学堂乐歌的兴起，再次唤醒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固有的音乐精神，但它的音乐资源则是取径日本和西方，即主要采用外国的现成歌调填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学堂乐歌的编创者多数留学国外，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西乐比中国音乐更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如沈心工的一首《燕燕》：“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这首歌是根据日本歌曲《日本三景》填写的，体现了现代音乐精神与诗歌话语表达方式的有机交融。由于有了音乐的美感效果，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白话新诗，更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诗歌的音乐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诗歌接受的公众性和广泛性，由此更能够广泛扩散诗歌的精神能量。学堂乐歌主要是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这种集体合唱形式更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同时也为后来蓬勃发展的校园民谣以及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社会基础。如石更作词、辛汉配曲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又如梁启超填词的《从军乐》：“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从军乐，前敌时。枪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此类政治宣传鼓动性质的歌曲在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学堂乐歌歌曲以铿锵有力的艺术豪情，力图唤醒中华民众，共同抵御外侮侵略，这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政治启蒙。
结语
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标志的。尽管学堂乐歌的旨归在于变革音乐艺术，但其歌词作为一种泛诗歌文体，可算得上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一种初步尝试。由于学堂乐歌的兴盛之期正是中国文学观念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近代新体诗歌，明显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杂糅性，其中既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亦具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可视为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标识。有论者指出，“‘学堂乐歌’的广义内涵，既是中国现代性新声乐和新声乐教育的第一浪潮，也是中国‘新诗’开创阶段‘新声诗’发展的第一浪潮。” [5]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新诗”，对它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认识中国新诗近代转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134.
[2]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1.
[3]鲁迅.鲁迅全集（1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4]曾志忞.告诗人——〈教育唱歌集〉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77.
[5]黄丹纳.学堂乐歌：中国“新诗”历史的开端[J] .贵州社会科学，2010（8）：67.
（作者单位：广东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河源 51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