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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人凯瑟琳·米莱写的回忆录《凯瑟琳·M的性生活》已被译成26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性生活回忆录。泰晤士报记者斯图尔特·韦维尔最近采访了凯瑟琳，下面是采访实录——
清晨坐在飞机上，我并不想阅读什么关于肉欲的书，可是我发现我前面的椅子背上放着一本女人写的最大胆的关于性生活的书。我打开一看，里面关于纵欲的详尽描述不断地向我袭来。
我感到很有点恶心，因为我得去采访这本《凯瑟琳·M的性生活》的作者凯瑟琳·米莱。这个法国女人的书已被译成26种文字，成为《泰晤士报》的畅销书，它还在排行榜上不断地上升。
我的一个同小前几天坐飞机回英国。她惊奇地发现机上大多数女乘客都在看这本书。
奇怪的是，女权主义者倒没有说她屈从于男人的性欲要求。她耸耸肩，“我确实是顺从了对方的要求，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我一点也没有屈从的感觉。”
凯瑟琳·米莱似乎开了风气之先，领导了性生活回忆录的时尚。紧跟着她的书是西西里女学生梅丽莎的回忆录，她生动地记录了她在意大利的遭遇，把这个国家说得丑恶不堪。在英国，澳大利亚女演员梅丽蒂写了一本《那里面有一头熊》，回忆她在悉尼一家妓院里当接待女郎的生活，把英国佬气得血压升高。24岁的亚当的一部小说《政治》刚出版。书中描写一个“三角家庭”，其淫秽程度决不在前面几本书之下。
根据上星期的一个调查，约有三分之一的男人和一半以上的女人已失去性欲。阅读这类书似乎可以取代性生活。
凯瑟琳在书中承认她跟好几百个男人有过性关系，不过有好感的才49人。她自豪地说她对男人是“来者不拒”，并且总是主动的。
她的办公室在巴黎安静的西南区，离福西拉地铁站不远。一个接待员指引我到二楼。在那里有一位面目严峻的妇女坐在办公桌后面，她就是凯瑟琳·米莱。她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是《艺术杂志》的主编。那是一本趣味高雅的现代艺术评论杂志，是她30年前创办的。
很难把这个略显得矮胖的55岁的女人跟那个在乱交俱乐部里闻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她曾被叫做“永不满足的性机器”，曾一次连续跟30个男人车轮大战。
在经过一番寒暄以后，我打算跟她套近乎，就谈起我听说她患头痛。她说是的，她患偏头痛已好久了。她说：“这使我很苦恼。”我马上顺着说，对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影响很大的。她开始认真地回答。这时候她发现已经上了我的钩，就一下笑了起来。她的笑声有点刺耳，跟她诚挚的外表不相称。
关系融洽起来，我们就开始谈到正题。凯瑟琳的回忆录是应一个出版商之邀而写的。那人是她的朋友兼邻居。有的评论家说她写这本暴露她私人生活的书，其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性享受。她坚决否认。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事。我对自己说，‘你在写什么东西呀?谁会感兴趣?”’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书在法国一出版就销了50多万本。凯瑟琳自己也说不出这本书的吸引力在哪儿，只不过她写得很直率和诚实。许多不同年龄的读者给她写信，把他们的心里话告诉她，这使她很感动。
“我感到许多年轻的女人在对待爱情和性欲的态度上依然遵守老的模式。我觉得这是文化给她们的影响。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女人很容易把爱情和性欲分开。”
。
凯瑟琳被批评家批评得很厉害。使她觉得很奇怪的是攻击不是来自普通的新闻界而是来自跟她一样的出版商的知识分子。
“最粗鲁的东西是自以为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写的。他们拼命吹毛求疵，说得我一无是处，说我是追求商业目的，说我追求性欲享受等等。我觉得，对于我的许多同行来说，这本书超出了他们所规定的自由范围。所以他们便受不了啦。”
奇怪的是，女权主义者倒没有说她屈从于男人的性欲要求。她耸耸肩，“我确实是顺从了对方的要求，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我一点也没有屈从的感觉。”
不过我提醒她，他们这样做法多少也有点违法的。他们就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来躲避警察。“小小的违法而已。”她又发出刺耳的笑声
她说她小时候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子。在12岁之前她是“完全纯洁的”。这时她的月经来了。她到18岁才有第一次性经验。那么这样一个乖女孩怎么会把乱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呢?
她儿童时期在巴黎的生活比较困难。她家的公寓很狭小。她的父母相互不忠诚。在她离家独立生活之前她一直跟母亲睡一张床。这时候她发现性生活可以取代感情交流。
“我把性行为当作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使我不至于在别人的注视和提问时感到尴尬。所以这就无所谓我采取主动的问题。再说，我是完全随叫随到，不论是什么时间或什么地方，我一点也不感到勉强。”
在纵欲时她觉得很开心。她赤身裸体，不报姓名，很乐意地从一个男人转到另一个男人床上。这些纵欲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像她这样出身低微的是罕见的。
其他的女人呢?“经常有男女一起来的，有的还是夫妻，当然多数是男方出的主意。有意思的是成对而来的人很少向对方隐瞒自己的活动。”有时年轻的女人急于找男人就由凯瑟琳拉皮条。
她这一帮放荡的男女追求性自由完全是为了享受，跟那些有意违犯法律的不一样。“那些人爱做违法的事，他们把违法当作刺激。”
不过我提醒她，他们这样做法多少也有点违法的。他们就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来躲避警察。“小小的违法而已，”她又发出刺耳的笑声。
她现在能不能安心地坐下来读读爱情小说?她的回答是惊人的。“我最爱看的一本书是讲两个从不碰对方的情人。”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笑
他们从这种做法中得到很大的乐趣。“我很高兴你从书中看到我们的把戏。如今的法国人还想念我们的幽默做法。这就像孩子玩捉迷藏，或是警察抓小偷。”
她那本书里还谈到那位免费为她镶牙的好色的牙医生。他的诊所里有一间单独的特别讲究的候诊室。只要凯瑟琳一来，这个牙医马上放下手头的病人跟她在这个房间里做“三人游戏”，然后又匆匆地出去治病人。
“现在我的牙齿很健康，这得感谢他，”她说。
她的话里有一个矛盾之处。那就是她在35岁之前她并不企盼从性活动里获得享受，乐趣不过是一个副产品。驱使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她的某种特殊的欲望：通过满足男人的需要来控制男人。后来她成了一位受尊敬的艺术评论家家和编辑，没有必要再用这种方法来自我肯定，那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干下去?
“这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她耸耸肩，“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逐渐地我在其中找到其他乐趣。后来我获得了社：会承认，有了更多的自我肯定。”
她的性伴侣中有许多成了她的好朋友。那个牙医也是吗?“不，我跟他失去了联系。”她格格地笑道。
性是为了逃避现实?不，是为了产生幻觉；她回答道。生活告诉她性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如今她已远离那放荡的生活。她跟丈夫已同居23年，结婚13年，而最近11年来她一直忠实于丈夫。那用人叫雅克·亨利，是作家兼摄影师。他们是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他们在初夜时雅克问她跟多少男人上过床。“很多人，”她回答道。“妈的，”亨利说，“我爱上了一个跟许多用人睡过觉的女人。”
她跟雅克以外的男人逐渐中断了关系。对于一个在性交上很“慷慨”而爱情上很“吝啬”的女人，嫉妒最后冒头了。“雅克若对我有不忠，我就嫉妒得厉害。我的许多乱交的朋友也有很强烈的嫉妒心。他们跟普通人一样的。”
她现在能不能安心地坐下来读读爱情小说?她的回答是惊人的。“我最爱看的一本书是讲两个从不碰对方的情人。”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笑。(编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清晨坐在飞机上，我并不想阅读什么关于肉欲的书，可是我发现我前面的椅子背上放着一本女人写的最大胆的关于性生活的书。我打开一看，里面关于纵欲的详尽描述不断地向我袭来。
我感到很有点恶心，因为我得去采访这本《凯瑟琳·M的性生活》的作者凯瑟琳·米莱。这个法国女人的书已被译成26种文字，成为《泰晤士报》的畅销书，它还在排行榜上不断地上升。
我的一个同小前几天坐飞机回英国。她惊奇地发现机上大多数女乘客都在看这本书。
奇怪的是，女权主义者倒没有说她屈从于男人的性欲要求。她耸耸肩，“我确实是顺从了对方的要求，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我一点也没有屈从的感觉。”
凯瑟琳·米莱似乎开了风气之先，领导了性生活回忆录的时尚。紧跟着她的书是西西里女学生梅丽莎的回忆录，她生动地记录了她在意大利的遭遇，把这个国家说得丑恶不堪。在英国，澳大利亚女演员梅丽蒂写了一本《那里面有一头熊》，回忆她在悉尼一家妓院里当接待女郎的生活，把英国佬气得血压升高。24岁的亚当的一部小说《政治》刚出版。书中描写一个“三角家庭”，其淫秽程度决不在前面几本书之下。
根据上星期的一个调查，约有三分之一的男人和一半以上的女人已失去性欲。阅读这类书似乎可以取代性生活。
凯瑟琳在书中承认她跟好几百个男人有过性关系，不过有好感的才49人。她自豪地说她对男人是“来者不拒”，并且总是主动的。
她的办公室在巴黎安静的西南区，离福西拉地铁站不远。一个接待员指引我到二楼。在那里有一位面目严峻的妇女坐在办公桌后面，她就是凯瑟琳·米莱。她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是《艺术杂志》的主编。那是一本趣味高雅的现代艺术评论杂志，是她30年前创办的。
很难把这个略显得矮胖的55岁的女人跟那个在乱交俱乐部里闻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她曾被叫做“永不满足的性机器”，曾一次连续跟30个男人车轮大战。
在经过一番寒暄以后，我打算跟她套近乎，就谈起我听说她患头痛。她说是的，她患偏头痛已好久了。她说：“这使我很苦恼。”我马上顺着说，对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影响很大的。她开始认真地回答。这时候她发现已经上了我的钩，就一下笑了起来。她的笑声有点刺耳，跟她诚挚的外表不相称。
关系融洽起来，我们就开始谈到正题。凯瑟琳的回忆录是应一个出版商之邀而写的。那人是她的朋友兼邻居。有的评论家说她写这本暴露她私人生活的书，其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性享受。她坚决否认。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事。我对自己说，‘你在写什么东西呀?谁会感兴趣?”’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书在法国一出版就销了50多万本。凯瑟琳自己也说不出这本书的吸引力在哪儿，只不过她写得很直率和诚实。许多不同年龄的读者给她写信，把他们的心里话告诉她，这使她很感动。
“我感到许多年轻的女人在对待爱情和性欲的态度上依然遵守老的模式。我觉得这是文化给她们的影响。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女人很容易把爱情和性欲分开。”
。
凯瑟琳被批评家批评得很厉害。使她觉得很奇怪的是攻击不是来自普通的新闻界而是来自跟她一样的出版商的知识分子。
“最粗鲁的东西是自以为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写的。他们拼命吹毛求疵，说得我一无是处，说我是追求商业目的，说我追求性欲享受等等。我觉得，对于我的许多同行来说，这本书超出了他们所规定的自由范围。所以他们便受不了啦。”
奇怪的是，女权主义者倒没有说她屈从于男人的性欲要求。她耸耸肩，“我确实是顺从了对方的要求，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我一点也没有屈从的感觉。”
不过我提醒她，他们这样做法多少也有点违法的。他们就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来躲避警察。“小小的违法而已。”她又发出刺耳的笑声
她说她小时候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子。在12岁之前她是“完全纯洁的”。这时她的月经来了。她到18岁才有第一次性经验。那么这样一个乖女孩怎么会把乱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呢?
她儿童时期在巴黎的生活比较困难。她家的公寓很狭小。她的父母相互不忠诚。在她离家独立生活之前她一直跟母亲睡一张床。这时候她发现性生活可以取代感情交流。
“我把性行为当作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使我不至于在别人的注视和提问时感到尴尬。所以这就无所谓我采取主动的问题。再说，我是完全随叫随到，不论是什么时间或什么地方，我一点也不感到勉强。”
在纵欲时她觉得很开心。她赤身裸体，不报姓名，很乐意地从一个男人转到另一个男人床上。这些纵欲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像她这样出身低微的是罕见的。
其他的女人呢?“经常有男女一起来的，有的还是夫妻，当然多数是男方出的主意。有意思的是成对而来的人很少向对方隐瞒自己的活动。”有时年轻的女人急于找男人就由凯瑟琳拉皮条。
她这一帮放荡的男女追求性自由完全是为了享受，跟那些有意违犯法律的不一样。“那些人爱做违法的事，他们把违法当作刺激。”
不过我提醒她，他们这样做法多少也有点违法的。他们就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来躲避警察。“小小的违法而已，”她又发出刺耳的笑声。
她现在能不能安心地坐下来读读爱情小说?她的回答是惊人的。“我最爱看的一本书是讲两个从不碰对方的情人。”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笑
他们从这种做法中得到很大的乐趣。“我很高兴你从书中看到我们的把戏。如今的法国人还想念我们的幽默做法。这就像孩子玩捉迷藏，或是警察抓小偷。”
她那本书里还谈到那位免费为她镶牙的好色的牙医生。他的诊所里有一间单独的特别讲究的候诊室。只要凯瑟琳一来，这个牙医马上放下手头的病人跟她在这个房间里做“三人游戏”，然后又匆匆地出去治病人。
“现在我的牙齿很健康，这得感谢他，”她说。
她的话里有一个矛盾之处。那就是她在35岁之前她并不企盼从性活动里获得享受，乐趣不过是一个副产品。驱使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她的某种特殊的欲望：通过满足男人的需要来控制男人。后来她成了一位受尊敬的艺术评论家家和编辑，没有必要再用这种方法来自我肯定，那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干下去?
“这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她耸耸肩，“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逐渐地我在其中找到其他乐趣。后来我获得了社：会承认，有了更多的自我肯定。”
她的性伴侣中有许多成了她的好朋友。那个牙医也是吗?“不，我跟他失去了联系。”她格格地笑道。
性是为了逃避现实?不，是为了产生幻觉；她回答道。生活告诉她性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如今她已远离那放荡的生活。她跟丈夫已同居23年，结婚13年，而最近11年来她一直忠实于丈夫。那用人叫雅克·亨利，是作家兼摄影师。他们是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他们在初夜时雅克问她跟多少男人上过床。“很多人，”她回答道。“妈的，”亨利说，“我爱上了一个跟许多用人睡过觉的女人。”
她跟雅克以外的男人逐渐中断了关系。对于一个在性交上很“慷慨”而爱情上很“吝啬”的女人，嫉妒最后冒头了。“雅克若对我有不忠，我就嫉妒得厉害。我的许多乱交的朋友也有很强烈的嫉妒心。他们跟普通人一样的。”
她现在能不能安心地坐下来读读爱情小说?她的回答是惊人的。“我最爱看的一本书是讲两个从不碰对方的情人。”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笑。(编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