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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认捐签署仪式上的一番话：“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他甚至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专访中承认自己有幸“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这里有大量可以交易的保险基金和资产，而且价格有时错定得很荒谬”。
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说得很白：“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牟取利润”。根据市场的基本逻辑，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
反对全球化的活动家，质疑市场经济的评论家和传统左翼，通常对超级富豪们都没什么好话，尤其是对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世界第二有钱的威廉·巴菲特。关于他们的攻击和控诉可谓无日无之，直到巴菲特做出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股神” 巴菲特的壮举赢得掌声之余。唯独一众美国左翼健笔，则相对比较沉默，顶多劝他和善款接收人盖茨夫妇要精明行善；或者嘲讽一两句，说他这笔钱捐得太晚。
或许最叫左倾群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是巴菲特在认捐签署仪式上的一番话：“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他甚至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专访中承认自己有幸“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这里有大量可以交易的保险基金和资产，而且价格有时错定得很荒谬。”
为什么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他也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还是像一些知名评论家所指出的，巴菲特所言所行是“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体现呢?”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何特兹(Peter Horez)博士是研究钩虫的专家，这种小虫会寄生在人体内，是肆虐热带地区的灾祸之一，每年杀人以十万计。何特兹以毕生之力研究出一种或许可以对付它的疫苗，但就是找不到药厂愿意测试。 另一位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蔡森(Rchard Chaisson)博士，他的课题———肺结核。有一回他无意中发现知名的德国大药厂拜耳正在开发一种医治肺炎的新药，遂跟他们讨来研究。可是拜耳发现这个学者的目的原来不是协助自己精进新药，而是探讨将之用在治疗肺结核上面的可能性，于是连他的电话都不愿回复了。
钩虫和肺结核，在发达国家看来是属于19世纪的传说，但在第三世界它们却是恶名昭彰的杀人凶手。可是，尽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药物，各大药厂还是不愿投资分毫去研究开发，理由简单，那些快死的病人太穷了，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富裕国家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伟哥”来得有利。
著名医学期刊《刺针》在五月份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1975年到2004年间开发出来的1556种药物里，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响数十亿人存亡的“被忽略的疾病”。 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是全世界专研“被忽略疾病”的学者们最大的希望。
但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看出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层矛盾。说回那些大药厂，有无数人谴责它，其实道出了他们不顾人命唯利是图，或者套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这是不负“企业的社会责任”。
资本主义社会，什么叫做企业的责任呢?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说得很白：“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牟取利润。”根据市场的基本逻辑，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
如今有大善人愿意干这赔本的好事，但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基础”所致吗?
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其实也是批评资本主义最猛烈的人。
《国富论》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止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劣的阴谋”；在《道德情感论》里，他称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他还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
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 “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该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
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盖茨和巴菲特的仁慈并非市场规律的基础，纯属个人的取向。
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说得很白：“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牟取利润”。根据市场的基本逻辑，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
反对全球化的活动家，质疑市场经济的评论家和传统左翼，通常对超级富豪们都没什么好话，尤其是对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世界第二有钱的威廉·巴菲特。关于他们的攻击和控诉可谓无日无之，直到巴菲特做出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股神” 巴菲特的壮举赢得掌声之余。唯独一众美国左翼健笔，则相对比较沉默，顶多劝他和善款接收人盖茨夫妇要精明行善；或者嘲讽一两句，说他这笔钱捐得太晚。
或许最叫左倾群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是巴菲特在认捐签署仪式上的一番话：“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他甚至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专访中承认自己有幸“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这里有大量可以交易的保险基金和资产，而且价格有时错定得很荒谬。”
为什么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他也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还是像一些知名评论家所指出的，巴菲特所言所行是“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体现呢?”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何特兹(Peter Horez)博士是研究钩虫的专家，这种小虫会寄生在人体内，是肆虐热带地区的灾祸之一，每年杀人以十万计。何特兹以毕生之力研究出一种或许可以对付它的疫苗，但就是找不到药厂愿意测试。 另一位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蔡森(Rchard Chaisson)博士，他的课题———肺结核。有一回他无意中发现知名的德国大药厂拜耳正在开发一种医治肺炎的新药，遂跟他们讨来研究。可是拜耳发现这个学者的目的原来不是协助自己精进新药，而是探讨将之用在治疗肺结核上面的可能性，于是连他的电话都不愿回复了。
钩虫和肺结核，在发达国家看来是属于19世纪的传说，但在第三世界它们却是恶名昭彰的杀人凶手。可是，尽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药物，各大药厂还是不愿投资分毫去研究开发，理由简单，那些快死的病人太穷了，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富裕国家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伟哥”来得有利。
著名医学期刊《刺针》在五月份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1975年到2004年间开发出来的1556种药物里，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响数十亿人存亡的“被忽略的疾病”。 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是全世界专研“被忽略疾病”的学者们最大的希望。
但只要稍作分析，就能看出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层矛盾。说回那些大药厂，有无数人谴责它，其实道出了他们不顾人命唯利是图，或者套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这是不负“企业的社会责任”。
资本主义社会，什么叫做企业的责任呢?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佛利明说得很白：“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牟取利润。”根据市场的基本逻辑，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
如今有大善人愿意干这赔本的好事，但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基础”所致吗?
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其实也是批评资本主义最猛烈的人。
《国富论》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止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劣的阴谋”；在《道德情感论》里，他称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他还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
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 “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该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
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盖茨和巴菲特的仁慈并非市场规律的基础，纯属个人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