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红楼梦》是世界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曲浓缩了作者博大的思想内涵和精湛无比的文学创作才华，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语言精练，文化信息丰富，故而在翻译上尤为困难。笔者将对比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英译本和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英译本，并对《红楼梦》曲中汉语文化词汇的英文表达方式进行搜集，最终探讨文化词汇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红楼梦》曲；文化词汇；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153-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44
1 .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明珠。《红楼梦》一书里有200多首诗歌，其语言精湛无比，思想博大精深。《红楼梦》曲出现在书的第五章，贾宝玉游太虚幻境，被警幻仙子带去薄命司之时。它共有十四首曲，包括序曲、十二首主曲和尾曲。中间的12首主曲是主体，因此又被称为“红楼梦十二曲”。根据Red Ink Stone和刘士聪等红学家的解释，这些诗歌暗示了贾宝玉和十二个小说中最出色的女子（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例如，第九首曲《聪明累》即指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害了卿卿性命。”暗示了正是因为她的精明算计，导致了她不得善终的命运。再如第十首曲《留余庆》暗示了王熙凤女儿巧姐的命运。“幸娘亲，积得阴功”，当贾府没落，巧姐险被贾环等人卖入妓院，幸得刘姥姥相助脱困。而刘姥姥曾受王熙凤救助之恩，也籍此得以报恩。与此两首曲一样，其他曲也各自暗示着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发展。王汝涛的研究表明，《红楼梦》曲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曲表达了由爱生欲，由爱生不幸，不知爱是否是美好的，人无法脱离爱存在的悲观的爱情观；阐明了盛衰并存和盛极必衰的朴素的运动观，并试图找出盛衰变化的规则和条件；讨论了生命的转瞬即逝，并对佛教产生了怀疑。这些观点与曹雪芹所主张的“虚无”相契合，反映着作者的人生感悟。由于《红楼梦》曲是小说中主要人物命运的缩影，指明整个故事的发展趋势，表达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因此在小说中地位十分重要。
迄今为止，《红楼梦》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100多个版本。本文将以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和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以下简称杨译）为研究对象，并对《红楼梦》曲中汉语文化词汇的英文表达方式进行搜集，最终探讨文化词汇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2 . 文化词汇翻译的对比分析
文化词汇是指富有文化色彩的词汇。由于两种文化间存在差异，文化词汇所产生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本文将分析译者对文化词汇翻译的策略，目标语受众是否能领会其引申含义，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能和源语言读者是否有同样的反应。我们将通过分析《红楼梦》曲中汉语文化词汇的翻译来解答这个问题。
例1：[世难容]
《世难容》是唱妙玉的，“世难容”，是说不被社会所容。她出身宦门，聪慧无比，又自幼就与世隔绝，没有人能理解她的苦闷。她又偏偏住进大观园里，同她年龄差不多的贵族小姐们就在她周围过着花团锦簇的繁华生活，可她却凄凄楚楚地守着青灯古佛，敲着木鱼念经，木乃伊般地打坐。后来甚至坠入尘世。
“兰”在汉语里指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如“空谷幽兰”，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为orchid，还能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丝丝意味，而霍译本译为flower，意境全失。
“风尘”指的是尘世，“风尘女子”指的是靠出卖身体为生的女子。据红学研究，妙玉最后被卖入妓院。但是，因为《红楼梦》曲是“暗示”命运，翻译也就不能太直接。两个译本都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其中杨译本和原文意象更一致。
例2：[虚花悟]
“虚花悟”，意思是领悟到荣华是虚幻的。“虚花”即镜中花。曲中通过运用各种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来描写贾惜春对人生的冷淡和对现实的逃避。
“花”总是和女性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镜中花”表明最后女子的命运都是虚无。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为“Perception of the Transience of Flower”，能表达原文意义；霍译本的“The Vanity of Spring”把原文隐含的意思挑明，但是Vanity一词并不能很好地表达道家“虚无”的意思，“花”的意象也失去了。
“夭桃”的翻译，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为“peach”，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意思。霍译本用“hymeneal”来表达“桃”的联想意义，即婚姻。“hymeneal”指的是希腊神话里的婚姻之神，霍借用了一个西方读者熟悉的意象，读者易于理解意思，却不能体会到原文的意味了。
汉语中，“西方”也指“极乐世界”，也是佛家用语。这种联想今天也还在用。因此杨译本想把这种隐含在汉语里的佛家文化传递给西方读者，“It was said that Sakymuni attained Buddhahood in a grove of sal trees.”，对宝树的翻译也有这个考虑，这样翻译使得两个意象都得到保留。
霍译本完全遵循了西方读者的习惯，他使用“paradise”来翻译“西方”，省略了“婆娑”的翻译，读者易于理解，但是感受不到中国文化。可以看出，在此三处的翻译中，杨译本采用了异化，即尽量在逐字翻译，保留原作的意象。霍译本则多处简化，使用归化策略，让读者易于理解，却也失去部分汉语言想表达的文化含义。 例3：[晚韶华]
《晚韶华》唱的是李纨，她在年轻时守寡，养大了儿子却赶上贾府败落，晚年时因为儿子做官终于当上了诰命夫人，却又撒手人寰。
“绣帐鸳衾”在汉语里指新婚夫妇的床，“鸳鸯”这一意向指新婚夫妇十分幸福和谐。杨译本用异化翻译策略，霍译本用归化翻译策略译“the bridal bed”。“凤袄”指的是有一定地位的女性的装扮。“凤”为百鸟之王，“凤袄”指的是贵族的装扮。杨译本保留了这一意象，而霍归化翻译策略为“robes of state”，充满了西方意味。“阴骘”指所做的功德事只是自己知道，不令他人知道，如阴功，阴德。李纨在年轻时守寡，全心养育儿子贾兰，贾府没落时，贾兰当上将军，李纨能安度晚年，也是源自她对贾兰的牺牲和付出。杨译本的翻译更加贴切。“簪”指官帽上的装饰，“金印”更是权力的象征，杨译本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两个译本相同之处颇多，两位译者都想最大可能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霍在前言中写道，最大的原则就是翻译所有的内容，杨更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翻译主张。杨更加注重异化策略，强调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从源语言读者的角度看来，杨译本更好地诠释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但是目标语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一些细节之处的暗含意思。而霍更多采用了归化策略，当他遇到西方文化里没有对等的意象时，都使用解释性的翻译，或者使用西方文化里相似的意象来代替原文意象。在西方读者看来，霍译本读起来无疑更加自然流畅。笔者分析发现，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杨译本尽量保留原文的含义和意象，基本是逐字翻译，通过这种策略，他尽可能地保留了汉语文化。霍译本常用解释性语言，未能保留源语言文化。
3 . 文化词汇的翻译差异性究因
翻译过程不仅是语言的重组，更是跨文化的交流。在研究文化词汇的翻译时，笔者建议不仅要关注描写文化词汇在目标语中的表达，更应该探究其促成的因素。不同译者倾向于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词汇。笔者认为研究不仅要局限于研究译本，更应关注译本和译本环境。笔者认为杨译本和霍译本中《红楼梦》曲文化词汇的翻译差异性的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
3 . 1 不同的翻译目标
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目标指目标文本的交流目的，通常由组织者决定，有时候译者也参与其中。杨宪益和戴乃迭受外文出版社之托翻译《红楼梦》，外文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英文（Yang， 2001）。因此对于杨来说，他认为中国读者应该了解外国文化遗产，但是外国读者也应该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为翻译中国文化一刹那，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精神，杨宪益认为在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而应该忠实于原文本，不然的话，他说到：“那就不是翻译，而是改编了。”
译者需要设定目标读者，不同的目标读者，因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对译本也会有不同期望。杨译本似乎没有确定的目标读者，戴乃迭曾经说，“我们的翻译不面向固定读者群体，读者既可以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也可以是懂英语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谁是我们的读者。”（Henderson et al.， 1980）
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是企鹅图书系列之一，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社会文化小说（Hawkes， 1973）。霍克斯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翻译目的，那就是，与西方读者分享他对于这部巨著的热爱（ibid.，1973： vol：1，46）。基于此翻译目标与读者群体，霍克斯无处不在考虑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接受中国文化的能力，考虑如何让西方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他的译本没有注释。需要解释的内容，都融入了翻译的字里行间。霍克斯认为看小说读注释就像戴着铁链子打球，随文的注释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所以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他大量采用归化策略，以保证译本的可读性和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甚至有时会简化一些内容，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
3 . 2 不同的作品地位
勒费维尔（1992）指出，原文在原文化语境中地位越高，对译者的规约就越强。出于尊重原作在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译者在翻译中往往要确保读者能正确理解原文。《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深远。对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而言，正是由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戴乃迭曾表示，他们在翻译中几乎没有自由，以至于译文显得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亨德森等，1980：34）。
然而《红楼梦》并非西方文学经典之作，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西方文化中也未占据较高的地位。虽然自18世纪以来，许多西方人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也翻译了《西游记》等中国经典著作。但中国文学仍游离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石头的故事》被企鹅出版社作为一部带有异域情调的社会文化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观众，霍克斯无需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因而在翻译中具有更多自由，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添加内容或省略原文，更多时候他会用惯用的英语表达方式来翻译汉文化的特有词汇。
3 . 3 不同的社会环境
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元素。译者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进行翻译工作，而是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一定时期内主流思想的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往往有所变化。杨宪益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翻译《红楼梦》，翻译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曾一度中断。《红楼梦》在当时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定性为一部关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小说。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工作显然无法逃离这种社会环境和红学思想的影响，戴乃迭就曾说道，“我们受到的环境的限制，不得不总是寻找直接的翻译，这使得我们的翻译略显朴拙直白”（Henderson et al.， 1980： 34）。反观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显然享有更多的自由。
4 . 结语
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之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渴望了解中国，崛起中的中国也应该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新翻译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复译工作任重而道远。包括文化词汇在内的中国文化因子的翻译，应尽量采用异化策略，既保留中国文化的意蕴又符合英语的句法规约和表达习惯，才能真正实现新翻译时代跨文化交流之目的。
参考文献
Cuddon. J. 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Great Britain： W. & J. Mackay Limited， Chatham， 1999.
Hawkes D. 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By Cao Xueqin. London： Penguin Book， 1993.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5.
Nida E.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 in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刘士聪.红楼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红楼梦》曲；文化词汇；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153-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44
1 .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明珠。《红楼梦》一书里有200多首诗歌，其语言精湛无比，思想博大精深。《红楼梦》曲出现在书的第五章，贾宝玉游太虚幻境，被警幻仙子带去薄命司之时。它共有十四首曲，包括序曲、十二首主曲和尾曲。中间的12首主曲是主体，因此又被称为“红楼梦十二曲”。根据Red Ink Stone和刘士聪等红学家的解释，这些诗歌暗示了贾宝玉和十二个小说中最出色的女子（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例如，第九首曲《聪明累》即指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害了卿卿性命。”暗示了正是因为她的精明算计，导致了她不得善终的命运。再如第十首曲《留余庆》暗示了王熙凤女儿巧姐的命运。“幸娘亲，积得阴功”，当贾府没落，巧姐险被贾环等人卖入妓院，幸得刘姥姥相助脱困。而刘姥姥曾受王熙凤救助之恩，也籍此得以报恩。与此两首曲一样，其他曲也各自暗示着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发展。王汝涛的研究表明，《红楼梦》曲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曲表达了由爱生欲，由爱生不幸，不知爱是否是美好的，人无法脱离爱存在的悲观的爱情观；阐明了盛衰并存和盛极必衰的朴素的运动观，并试图找出盛衰变化的规则和条件；讨论了生命的转瞬即逝，并对佛教产生了怀疑。这些观点与曹雪芹所主张的“虚无”相契合，反映着作者的人生感悟。由于《红楼梦》曲是小说中主要人物命运的缩影，指明整个故事的发展趋势，表达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因此在小说中地位十分重要。
迄今为止，《红楼梦》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100多个版本。本文将以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和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以下简称杨译）为研究对象，并对《红楼梦》曲中汉语文化词汇的英文表达方式进行搜集，最终探讨文化词汇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2 . 文化词汇翻译的对比分析
文化词汇是指富有文化色彩的词汇。由于两种文化间存在差异，文化词汇所产生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本文将分析译者对文化词汇翻译的策略，目标语受众是否能领会其引申含义，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能和源语言读者是否有同样的反应。我们将通过分析《红楼梦》曲中汉语文化词汇的翻译来解答这个问题。
例1：[世难容]
《世难容》是唱妙玉的，“世难容”，是说不被社会所容。她出身宦门，聪慧无比，又自幼就与世隔绝，没有人能理解她的苦闷。她又偏偏住进大观园里，同她年龄差不多的贵族小姐们就在她周围过着花团锦簇的繁华生活，可她却凄凄楚楚地守着青灯古佛，敲着木鱼念经，木乃伊般地打坐。后来甚至坠入尘世。
“兰”在汉语里指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如“空谷幽兰”，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为orchid，还能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丝丝意味，而霍译本译为flower，意境全失。
“风尘”指的是尘世，“风尘女子”指的是靠出卖身体为生的女子。据红学研究，妙玉最后被卖入妓院。但是，因为《红楼梦》曲是“暗示”命运，翻译也就不能太直接。两个译本都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其中杨译本和原文意象更一致。
例2：[虚花悟]
“虚花悟”，意思是领悟到荣华是虚幻的。“虚花”即镜中花。曲中通过运用各种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来描写贾惜春对人生的冷淡和对现实的逃避。
“花”总是和女性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镜中花”表明最后女子的命运都是虚无。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为“Perception of the Transience of Flower”，能表达原文意义；霍译本的“The Vanity of Spring”把原文隐含的意思挑明，但是Vanity一词并不能很好地表达道家“虚无”的意思，“花”的意象也失去了。
“夭桃”的翻译，杨译本异化翻译策略为“peach”，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意思。霍译本用“hymeneal”来表达“桃”的联想意义，即婚姻。“hymeneal”指的是希腊神话里的婚姻之神，霍借用了一个西方读者熟悉的意象，读者易于理解意思，却不能体会到原文的意味了。
汉语中，“西方”也指“极乐世界”，也是佛家用语。这种联想今天也还在用。因此杨译本想把这种隐含在汉语里的佛家文化传递给西方读者，“It was said that Sakymuni attained Buddhahood in a grove of sal trees.”，对宝树的翻译也有这个考虑，这样翻译使得两个意象都得到保留。
霍译本完全遵循了西方读者的习惯，他使用“paradise”来翻译“西方”，省略了“婆娑”的翻译，读者易于理解，但是感受不到中国文化。可以看出，在此三处的翻译中，杨译本采用了异化，即尽量在逐字翻译，保留原作的意象。霍译本则多处简化，使用归化策略，让读者易于理解，却也失去部分汉语言想表达的文化含义。 例3：[晚韶华]
《晚韶华》唱的是李纨，她在年轻时守寡，养大了儿子却赶上贾府败落，晚年时因为儿子做官终于当上了诰命夫人，却又撒手人寰。
“绣帐鸳衾”在汉语里指新婚夫妇的床，“鸳鸯”这一意向指新婚夫妇十分幸福和谐。杨译本用异化翻译策略，霍译本用归化翻译策略译“the bridal bed”。“凤袄”指的是有一定地位的女性的装扮。“凤”为百鸟之王，“凤袄”指的是贵族的装扮。杨译本保留了这一意象，而霍归化翻译策略为“robes of state”，充满了西方意味。“阴骘”指所做的功德事只是自己知道，不令他人知道，如阴功，阴德。李纨在年轻时守寡，全心养育儿子贾兰，贾府没落时，贾兰当上将军，李纨能安度晚年，也是源自她对贾兰的牺牲和付出。杨译本的翻译更加贴切。“簪”指官帽上的装饰，“金印”更是权力的象征，杨译本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两个译本相同之处颇多，两位译者都想最大可能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霍在前言中写道，最大的原则就是翻译所有的内容，杨更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翻译主张。杨更加注重异化策略，强调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从源语言读者的角度看来，杨译本更好地诠释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但是目标语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一些细节之处的暗含意思。而霍更多采用了归化策略，当他遇到西方文化里没有对等的意象时，都使用解释性的翻译，或者使用西方文化里相似的意象来代替原文意象。在西方读者看来，霍译本读起来无疑更加自然流畅。笔者分析发现，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杨译本尽量保留原文的含义和意象，基本是逐字翻译，通过这种策略，他尽可能地保留了汉语文化。霍译本常用解释性语言，未能保留源语言文化。
3 . 文化词汇的翻译差异性究因
翻译过程不仅是语言的重组，更是跨文化的交流。在研究文化词汇的翻译时，笔者建议不仅要关注描写文化词汇在目标语中的表达，更应该探究其促成的因素。不同译者倾向于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词汇。笔者认为研究不仅要局限于研究译本，更应关注译本和译本环境。笔者认为杨译本和霍译本中《红楼梦》曲文化词汇的翻译差异性的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
3 . 1 不同的翻译目标
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目标指目标文本的交流目的，通常由组织者决定，有时候译者也参与其中。杨宪益和戴乃迭受外文出版社之托翻译《红楼梦》，外文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英文（Yang， 2001）。因此对于杨来说，他认为中国读者应该了解外国文化遗产，但是外国读者也应该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为翻译中国文化一刹那，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精神，杨宪益认为在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而应该忠实于原文本，不然的话，他说到：“那就不是翻译，而是改编了。”
译者需要设定目标读者，不同的目标读者，因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对译本也会有不同期望。杨译本似乎没有确定的目标读者，戴乃迭曾经说，“我们的翻译不面向固定读者群体，读者既可以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也可以是懂英语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谁是我们的读者。”（Henderson et al.， 1980）
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是企鹅图书系列之一，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社会文化小说（Hawkes， 1973）。霍克斯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翻译目的，那就是，与西方读者分享他对于这部巨著的热爱（ibid.，1973： vol：1，46）。基于此翻译目标与读者群体，霍克斯无处不在考虑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接受中国文化的能力，考虑如何让西方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他的译本没有注释。需要解释的内容，都融入了翻译的字里行间。霍克斯认为看小说读注释就像戴着铁链子打球，随文的注释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所以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他大量采用归化策略，以保证译本的可读性和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甚至有时会简化一些内容，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
3 . 2 不同的作品地位
勒费维尔（1992）指出，原文在原文化语境中地位越高，对译者的规约就越强。出于尊重原作在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译者在翻译中往往要确保读者能正确理解原文。《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深远。对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而言，正是由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戴乃迭曾表示，他们在翻译中几乎没有自由，以至于译文显得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亨德森等，1980：34）。
然而《红楼梦》并非西方文学经典之作，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西方文化中也未占据较高的地位。虽然自18世纪以来，许多西方人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也翻译了《西游记》等中国经典著作。但中国文学仍游离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石头的故事》被企鹅出版社作为一部带有异域情调的社会文化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观众，霍克斯无需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因而在翻译中具有更多自由，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添加内容或省略原文，更多时候他会用惯用的英语表达方式来翻译汉文化的特有词汇。
3 . 3 不同的社会环境
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元素。译者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进行翻译工作，而是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一定时期内主流思想的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往往有所变化。杨宪益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翻译《红楼梦》，翻译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曾一度中断。《红楼梦》在当时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定性为一部关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小说。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工作显然无法逃离这种社会环境和红学思想的影响，戴乃迭就曾说道，“我们受到的环境的限制，不得不总是寻找直接的翻译，这使得我们的翻译略显朴拙直白”（Henderson et al.， 1980： 34）。反观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显然享有更多的自由。
4 . 结语
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之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渴望了解中国，崛起中的中国也应该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新翻译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复译工作任重而道远。包括文化词汇在内的中国文化因子的翻译，应尽量采用异化策略，既保留中国文化的意蕴又符合英语的句法规约和表达习惯，才能真正实现新翻译时代跨文化交流之目的。
参考文献
Cuddon. J. 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Great Britain： W. & J. Mackay Limited， Chatham， 1999.
Hawkes D. 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By Cao Xueqin. London： Penguin Book， 1993.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5.
Nida E.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 in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刘士聪.红楼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