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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而小说这种文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现实。本文旨在从一些明清代表性小说中撷取关于儿童启蒙教育的例子，进而映射到当时社会实情、具体分析当时儿童启蒙教育的内容、方式、特点，为现今的国学启蒙教育提供经验。
关键词：蒙学 童蒙 明清小说
目前可见最早的关于“蒙学”的论述源于《周易·蒙卦》，“蒙学”在古代指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在今天，广义的蒙学指儿童启蒙教育。本文提到的“蒙学”也从其广义出发。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蒙学读物与教育思想、方式、内容一同在古代儿童的学习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蒙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时在一些主题不是蒙学的诗文著作中，人们也能看到蒙学的身影。
蒙学在明清时期已臻成熟完备，是历朝历代传承下来的结晶。此外，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走向成熟，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明清小说通过加工语言、描写场景、刻画人物、讲述故事等方法，用文字描绘出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关于蒙学的记载。本文选择从小说中选取有关蒙学情况的例证并加以论述。因不能穷尽所有小说文本，故本文选择若干不同题材小说展开论述。这些小说在各类题材中具有杰出的代表性，它们分别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红楼梦》、公案小说《海公案》、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及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古代蒙学的研究已较详尽，许多研究都充分地介绍了商周至清朝的蒙学发展史。但是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蒙学，却很少有学者涉猎。因此本文将从文学作品出发，通过小说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蒙学，并给现今国学启蒙教育以启发。
一.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育目的
中国古代对于蒙童进行教育的目的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主流的观点，即为科举做准备，搏取功名，扬名显亲。如《海公案》中，海瑞读经史儒书、作诗词歌赋，最终“果掇芹香”。《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因女婿不肯做举业，便与夫人商量娶一位如君，以求生养出一个儿子来“接进士的书香”。醉心科考的马二先生对匡超人说“人生在世，除了文章举业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183可见一些读书人对科考的执念之深。《红楼梦》中，贾政让宝玉同侄儿一同进考，望其得中举人，可以一赎家中罪名。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对于考取功名这一目的强烈追求。
另一种教育目的则是出于兴趣与修身养气的需要。如《聊斋志异·娇娜》中，皇甫公子不求搏取功名，因而书案上并无时艺;他喜好诗文，故书案上皆类古文词。《白秋练》里的慕生因兴趣而读书，即便后来慕父令其经商，他在闲暇时也不改其志“辄便吟诵”。《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出身贫寒，但仍因兴趣自学，年纪不满二十便精通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学问。但他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修身养气。他知晓知县仗势欺人、酷虐小民，故多次躲避知县的邀请、拜访，更不想凭借他的举荐做官。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一些文人志士并不随波逐流、追求功名利禄，而是将个人兴趣融入学习中，以谋求个人的思想发展。
除此之外，多數女子接受教育是为其嫁人之后的生活做准备，接受启蒙教育是为了让其顺从封建礼仪习俗，相夫教子。如宝钗道“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再如《聊斋志异·婴宁》中，老太太让婴宁稍学诗礼，以此侍奉公婆。可见在明清时期，女子接受的教育往往不是为了个人发展，而是为了迎合他人需求。当此类情节被作者用平淡的笔触写出时，便让读者更能切身地体会到古代女子启蒙的不易。
二.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育类型
从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明清小说中描述的情况看，古代儿童接受教育的地点有家庭和学校，因此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的情况有自学成才和父母教授两种。如《儒林外史》的王冕，他出身贫寒，只能自己挣钱买书自学，后经钻研，以一笔“没骨花卉”闻名。自学成才受个人天赋等影响，并不能普及适用。父母教授如《儒林外史》中鲁小姐蘧公孙夫妇课子，“服阕之后，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公孙也在傍指点。”[2]157再如《聊斋志异》中，《陆判》里的朱玮、《白于玉》里的梦仙、《细柳》中的细柳，俱由父母教授。但家庭教育的内容、条件比较有限，受父母学识、家世、性格、学习习惯等制约，难以形成规模。因此，家庭教育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铺垫，为蒙童以后进行系统学习而做准备。
学校教育则分为坐馆、教馆、义塾，三种情况。坐馆指聘请老师到家中教授儿童。如《红楼梦》中因黛玉体弱多病，林如海便请贾雨村到家中为黛玉讲学。教馆指私人建立的教育机构。《聊斋志异·张诚》中的张诚就读于村学;《菱角》中的胡大成跟随私塾先生读书;《江城》中的樊翁授童蒙于市肆。义塾指宗族创办的公益性私塾。《红楼梦》中记载：“这义学……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3]77这表明了义塾的特点，即以宗族儿童为教学对象，以德高望重之人为塾师，以族中收入或私人资助为办学经费，具有公益性特征。这说明古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具有家族情怀，由此也易形成良好的家风、族风。另一方面，义学的设立为家族培养了人才，可以保证宗族的社会竞争力和发展力。
综上所述，从明清小说中看，这一时期的教育类型非常多样。没有条件进入教育机构的适龄儿童也可以通过自学或父母教授的方法在不同的教育地点学习。从某种层面说，教育类型的多样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私学的兴盛。
三.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材及内容
启蒙包含教导蒙童识字、读书、作文并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蒙童的行为。从《三国演义》《西游记》《海公案》《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些小说中有关启蒙的部分来看，相关教材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主，在内容上更加重视封建伦理道德，突出历史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的教育。如《聊斋志异·于去恶》中，陶生教四岁的小晋读《毛诗》;《红楼梦》中提到的启蒙教材有四书五经、《离骚》《庄子》《文选》《乐府杂稿》《古乐府》《广舆记》《乐记》等。再如《西游记》中八戒打趣孙悟空说：“哥哥不曾读书？《百家姓》后有一句‘上官欧阳’。”[4]1013《西游记》讲述唐朝的故事，而《百家姓》产生于宋代，因此八戒不可能读过《百家姓》。作者在这里引用了《百家姓》，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家姓》作为蒙童教材在明代的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 明清时期教育范围逐渐扩大，受科举影响，教育资源不均衡、差距大的现象仍然存在。从地位上看，出身较好的人家有能力为子女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如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等世代累积的书籍、人脉、学习方法、科考经验等可以帮助子弟少走弯路，而平民阶层的孩子却只能靠自己摸索积累。《儒林外史》中朝廷议定的取士之法是“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一些书香世家、官宦人家为子弟启蒙除去基本的识读、练字，内容大多贴近科考的要求。如《儒林外史》中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儿子，他的父母皆出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从小就得到家学渊源带来的好处;而《聊斋志异·叶生》中的叶生出身寒门，很难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终其一生都在为科考奔波。这便是被科举大环境压制而又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悲哀普通人的写照。
明清小說中对启蒙书籍的选择背后依然存在以科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如《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5]132而受父亲影响颇深的鲁小姐对待诗词歌赋这些不在科考内容范围之内的文学作品所持的态度并不上心，“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6]133可见虽同是书籍，但各自受重视的程度因本身的内容与时人的学习目的、兴趣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科举内容为中心的书籍更受到时人的青睐。
四.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育方法与思想
小说相较于其他材料来说更为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便于让读者沉浸其中，切身体验、获得当时人们启蒙教育的一些方法与思想内容。经整理，明清代表性小说中涉及到的启蒙教育方法与思想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在中国古代个别教学制度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它主要针对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如《三国演义》中曹操之子曹彰“少善骑射，臂力过人，能手格猛兽”[7]571，英果勇武。作为父亲，曹操对其将军之志大为赞扬，却希望儿子能文武兼备，因而多番劝诫他读书习文，但当曹彰决意从武后他也能够尊重儿子的选择。可以看出曹操的教育思想即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这种尊重孩子个性的教育思想使得曹操的几个儿子既文武兼济又各有所长。在《聊斋志异·细柳》里，细柳颇具智慧地通过生活本身的磨难来启发两个孩子认识并改正错误，从而正确对待人生道路的选择。她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建议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更可贵的是，她并不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对工商等行业加以鄙薄，反而更赞同“四民各有本业”。因材施教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过程中，若施教者不能对“材”的差异性进行正确认识和理解，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教育歧视”。如中国古代工匠地位低下，匠人的才能被视为“奇技淫巧”，无法通过努力获得平等的尊重。
第二，言传身教。家庭教育是古代传统启蒙教育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言传身教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将孩童引上正途。《三国演义》中徐庶幼时丧父，由徐母教养长大，徐母素有贤名，深明大义，最后甚至“以死教子”，以全忠贞。这与老子所提倡的“行不言之教”不谋而合，言传身教依靠孩童对长辈自然的仿效，日积月累，润物无声。
第三，树立榜样。榜样的作用是对照、激励和矫正，正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则内自省也。”榜样的力量通过树立崇高的道德形象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向好的方向转变，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在生活实践中，将教育的内容逐步转化为内在的品德。
第四，宽严并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慈威并济，方得良子”，他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便在于处理好教育与爱护的分寸，若把握不当，则会产生恶果。如《聊斋志异·柳氏子》，因柳西川对儿子极为溺爱、放纵，使得柳氏子长大后奢侈成性，最终将家中钱财挥霍一空。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对待孩子不仅需要疼爱，更要严格要求，才能令其走上正道。与之对应的是《细柳》篇中母亲细柳对两个儿子严格要求，她虽严厉但却使儿子们一改懒散最终走上了正途。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对孩子的要求或严格或宽松皆需要一个合理的界限与适当的时机。
第五，启蒙教育注重启发蒙童明理，立德树人。《红楼梦》中宝钗的言论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读书若不能明理不如不读书的好。若不能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移了性情，读书反倒坏了，倒不如耕种买卖，没什么大的害处。”[8]351可见在读书之前，个人不仅立身要正，还要明理养德。
第六，理论的教育还不能脱离生活的实践。“死守章句”空疏无用，还应重视知行合一。如《聊斋志异·青娥》中的霍桓，自幼便有神童之名，“而母过于爱惜，禁不令出庭户，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9]1797。按照教育的观点来反思，教育应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脱离生活实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死读书”是不可取的。
综上，这些教育方法与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撷取精华，剔除糟粕，以满足深化教育观念变革的需要。
五.启蒙教育的横纵向对比与反思
从横向上看，明清时期受环境影响蒙童因性别之差所受教育方式截然不同。男童学习除家庭条件外几乎不受任何束缚，甚至备受鼓舞，宋真宗赵恒曾亲作《励学篇》鼓励男子读书博取功名。又如《海公案》中的海瑞奋发图强后高榜题名。而女童读书则多受限制，须得具备一定条件：或家境富裕，或父母开明、备受疼爱才有可能获得读书的机会。如黛玉自幼被视作掌上明珠，因此贾敏、林如海也教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宝钗极受父亲喜爱，也可以读书写字。再如《海公案》中仇氏和张老儿的女儿不爱嬉耍爱文字，便请仇氏教自己读书学习。此外，有些女童还需学“三从四德”之类专为女性准备的课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大多都识字、读书，有的甚至能作出不逊男儿的诗来。但这在当时的时代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受重男轻女等社会风气、封建纲常的影响，出身平民阶层的女性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即使世家大族里的女性有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的学习内容也各不相同，与黛玉之流喜爱诗书的女子不同，多数女子接受教育是为其嫁人之后的生活做准备。宝钗道“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李纨曾言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但李纨父亲却因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女儿不过读些《女四书》《烈女传》，认得几个字罢了。由此可见女性受教育情况受家庭环境影响极大。 启蒙的教材及内容也存在性别之分。对于女子会令其略学诗书礼仪，如《聊斋志异·颜氏》中颜氏的父亲疼爱女儿，虽不介意让颜氏同男子一般读书，但也不会像《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那样教女“成才”。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中也有为女子编写的启蒙读物如《闺训千字文》、《女小儿语》及《改良女儿经》等，在内容上以宣扬传统封建道德来约束女子行为，也有普及生活常识的作用。
从纵向上看，就教育条件而言，如今教育资源更丰富，教育基础设施更齐全，教育思想和方式因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的开展而更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在国学之风盛行的今天，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能给今天的启蒙教育一些反思和启示。
從教育目的看，古今家长教育目的颇为相似，即都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家长着重为科考而教育，如今的家长更侧重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儒林外史》中，范进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例子也启示人们不要把考试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要让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儿童的人生。
从教育类型看，明清时期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具有一定优势。如今我国的教育类型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三位一体保障儿童接受全面的教育。颜之推认为“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即人们更容易信服与自己亲近的人，因此父母的教育在儿童启蒙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教育在儿童启蒙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学校有系统的规划、专业的老师、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明清时期的“学校”与今天的学校有相似之处：首先，义学与义务教育有共同之处即都有免费性与普及性;其次，家塾类似于今天的家教即都为教师到儿童家中进行辅导;最后，教馆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辅导班即是教师私人开设。但是古代有条件接受启蒙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且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内容也比较单一。因此现代社会应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水平，并保障所有儿童受教育机会。
从教育内容看，古代的教育内容大多在科考范围内，孩童对用以启蒙的《论语》等书的理解不能违背圣人之训，尤其是明清时期，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使考制进一步严格规范，因而有些内容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国学启蒙。如今的家长和启蒙教育机构通过教孩子读背《千字文》《百家姓》等书来认字、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等书来规范言行、背诵唐诗宋词来陶冶情操，教孩子理解《论语》《幼学琼林》等书来培养思想品德。现今的启蒙教育要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加以辨别，延续、坚持优秀的启蒙传统，摒弃落后、封建的因素，如《红楼梦》《聊斋志异·婴宁》里提到的三从四德应加以斟酌摒弃。此外，现今的启蒙教育在内容上不能只重视知识，还应注意科学性、教育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明清小说中的许多儿童自幼便只学儒学、八股文，有的孩子甚至因此厌恶学习。如《红楼梦》中，因贾政强迫宝玉学习八股讲书，扼杀了他学习的兴趣而使其厌学。可见现代教育要重视加强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兴趣及认同感，而不是将知识强硬灌输给孩子，泯灭了兴趣的同时还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从教育思想看，明清小说中因材施教、宽严并济、明理养德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此外，现今的家长和教育机构还应通过多种形式结合，注重实践性、创新性、方法性。家长和教师应培养寓教于乐的思想来教育儿童，在社会实践中加入国学教材中的优秀内容来帮助儿童更深刻地体会国学的美妙与奥秘。
虽然明清小说不能完全展示当时蒙学教育的全部面貌，但是这也是今人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今天我们应从明清小说中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发展现代化的启蒙教育。
参考文献
[1]陈睿.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历史研究[J].文教资料，2020（01）：161-163.
[2]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3]王凌皓.中国教育史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4]薛梅，程为民.清代私塾教育及其在《红楼梦》中的体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97-100.
[5]黄琼敏，李楚萍.中国古代教育环境思想研究——基于儿童教育的视角[J].文教资料，2020，（8）：99-102.
[6]杨中启，任娜.传统蒙学、蒙书与蒙教[J].中国德育，2020（03）：14-17.
注 释
[1]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83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57页
[3]《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ISBN978-7-100-1283
5-3第77页
[4]《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ISBN978
-7-02-005156-4第1013页
[5]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32页
[6]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33页
[7]（明）罗贯中著;毛宗岗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上.长沙：岳麓书社，2015.09.第571页
[8]《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ISBN978-7-100-1283
5-3第351页
[9]于天池注;孙通海，于天池等译.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15.04第1797页
参与写作者还有：盛洁、包荔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蒙学 童蒙 明清小说
目前可见最早的关于“蒙学”的论述源于《周易·蒙卦》，“蒙学”在古代指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在今天，广义的蒙学指儿童启蒙教育。本文提到的“蒙学”也从其广义出发。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蒙学读物与教育思想、方式、内容一同在古代儿童的学习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蒙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时在一些主题不是蒙学的诗文著作中，人们也能看到蒙学的身影。
蒙学在明清时期已臻成熟完备，是历朝历代传承下来的结晶。此外，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走向成熟，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明清小说通过加工语言、描写场景、刻画人物、讲述故事等方法，用文字描绘出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关于蒙学的记载。本文选择从小说中选取有关蒙学情况的例证并加以论述。因不能穷尽所有小说文本，故本文选择若干不同题材小说展开论述。这些小说在各类题材中具有杰出的代表性，它们分别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红楼梦》、公案小说《海公案》、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及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古代蒙学的研究已较详尽，许多研究都充分地介绍了商周至清朝的蒙学发展史。但是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蒙学，却很少有学者涉猎。因此本文将从文学作品出发，通过小说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蒙学，并给现今国学启蒙教育以启发。
一.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育目的
中国古代对于蒙童进行教育的目的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主流的观点，即为科举做准备，搏取功名，扬名显亲。如《海公案》中，海瑞读经史儒书、作诗词歌赋，最终“果掇芹香”。《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因女婿不肯做举业，便与夫人商量娶一位如君，以求生养出一个儿子来“接进士的书香”。醉心科考的马二先生对匡超人说“人生在世，除了文章举业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183可见一些读书人对科考的执念之深。《红楼梦》中，贾政让宝玉同侄儿一同进考，望其得中举人，可以一赎家中罪名。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对于考取功名这一目的强烈追求。
另一种教育目的则是出于兴趣与修身养气的需要。如《聊斋志异·娇娜》中，皇甫公子不求搏取功名，因而书案上并无时艺;他喜好诗文，故书案上皆类古文词。《白秋练》里的慕生因兴趣而读书，即便后来慕父令其经商，他在闲暇时也不改其志“辄便吟诵”。《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出身贫寒，但仍因兴趣自学，年纪不满二十便精通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学问。但他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修身养气。他知晓知县仗势欺人、酷虐小民，故多次躲避知县的邀请、拜访，更不想凭借他的举荐做官。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一些文人志士并不随波逐流、追求功名利禄，而是将个人兴趣融入学习中，以谋求个人的思想发展。
除此之外，多數女子接受教育是为其嫁人之后的生活做准备，接受启蒙教育是为了让其顺从封建礼仪习俗，相夫教子。如宝钗道“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再如《聊斋志异·婴宁》中，老太太让婴宁稍学诗礼，以此侍奉公婆。可见在明清时期，女子接受的教育往往不是为了个人发展，而是为了迎合他人需求。当此类情节被作者用平淡的笔触写出时，便让读者更能切身地体会到古代女子启蒙的不易。
二.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育类型
从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明清小说中描述的情况看，古代儿童接受教育的地点有家庭和学校，因此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的情况有自学成才和父母教授两种。如《儒林外史》的王冕，他出身贫寒，只能自己挣钱买书自学，后经钻研，以一笔“没骨花卉”闻名。自学成才受个人天赋等影响，并不能普及适用。父母教授如《儒林外史》中鲁小姐蘧公孙夫妇课子，“服阕之后，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公孙也在傍指点。”[2]157再如《聊斋志异》中，《陆判》里的朱玮、《白于玉》里的梦仙、《细柳》中的细柳，俱由父母教授。但家庭教育的内容、条件比较有限，受父母学识、家世、性格、学习习惯等制约，难以形成规模。因此，家庭教育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铺垫，为蒙童以后进行系统学习而做准备。
学校教育则分为坐馆、教馆、义塾，三种情况。坐馆指聘请老师到家中教授儿童。如《红楼梦》中因黛玉体弱多病，林如海便请贾雨村到家中为黛玉讲学。教馆指私人建立的教育机构。《聊斋志异·张诚》中的张诚就读于村学;《菱角》中的胡大成跟随私塾先生读书;《江城》中的樊翁授童蒙于市肆。义塾指宗族创办的公益性私塾。《红楼梦》中记载：“这义学……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3]77这表明了义塾的特点，即以宗族儿童为教学对象，以德高望重之人为塾师，以族中收入或私人资助为办学经费，具有公益性特征。这说明古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具有家族情怀，由此也易形成良好的家风、族风。另一方面，义学的设立为家族培养了人才，可以保证宗族的社会竞争力和发展力。
综上所述，从明清小说中看，这一时期的教育类型非常多样。没有条件进入教育机构的适龄儿童也可以通过自学或父母教授的方法在不同的教育地点学习。从某种层面说，教育类型的多样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私学的兴盛。
三.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材及内容
启蒙包含教导蒙童识字、读书、作文并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蒙童的行为。从《三国演义》《西游记》《海公案》《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些小说中有关启蒙的部分来看，相关教材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主，在内容上更加重视封建伦理道德，突出历史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的教育。如《聊斋志异·于去恶》中，陶生教四岁的小晋读《毛诗》;《红楼梦》中提到的启蒙教材有四书五经、《离骚》《庄子》《文选》《乐府杂稿》《古乐府》《广舆记》《乐记》等。再如《西游记》中八戒打趣孙悟空说：“哥哥不曾读书？《百家姓》后有一句‘上官欧阳’。”[4]1013《西游记》讲述唐朝的故事，而《百家姓》产生于宋代，因此八戒不可能读过《百家姓》。作者在这里引用了《百家姓》，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家姓》作为蒙童教材在明代的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 明清时期教育范围逐渐扩大，受科举影响，教育资源不均衡、差距大的现象仍然存在。从地位上看，出身较好的人家有能力为子女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如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等世代累积的书籍、人脉、学习方法、科考经验等可以帮助子弟少走弯路，而平民阶层的孩子却只能靠自己摸索积累。《儒林外史》中朝廷议定的取士之法是“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一些书香世家、官宦人家为子弟启蒙除去基本的识读、练字，内容大多贴近科考的要求。如《儒林外史》中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儿子，他的父母皆出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从小就得到家学渊源带来的好处;而《聊斋志异·叶生》中的叶生出身寒门，很难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终其一生都在为科考奔波。这便是被科举大环境压制而又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悲哀普通人的写照。
明清小說中对启蒙书籍的选择背后依然存在以科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如《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5]132而受父亲影响颇深的鲁小姐对待诗词歌赋这些不在科考内容范围之内的文学作品所持的态度并不上心，“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6]133可见虽同是书籍，但各自受重视的程度因本身的内容与时人的学习目的、兴趣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科举内容为中心的书籍更受到时人的青睐。
四.明清代表性小说中的启蒙教育方法与思想
小说相较于其他材料来说更为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便于让读者沉浸其中，切身体验、获得当时人们启蒙教育的一些方法与思想内容。经整理，明清代表性小说中涉及到的启蒙教育方法与思想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在中国古代个别教学制度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它主要针对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如《三国演义》中曹操之子曹彰“少善骑射，臂力过人，能手格猛兽”[7]571，英果勇武。作为父亲，曹操对其将军之志大为赞扬，却希望儿子能文武兼备，因而多番劝诫他读书习文，但当曹彰决意从武后他也能够尊重儿子的选择。可以看出曹操的教育思想即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这种尊重孩子个性的教育思想使得曹操的几个儿子既文武兼济又各有所长。在《聊斋志异·细柳》里，细柳颇具智慧地通过生活本身的磨难来启发两个孩子认识并改正错误，从而正确对待人生道路的选择。她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建议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更可贵的是，她并不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对工商等行业加以鄙薄，反而更赞同“四民各有本业”。因材施教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过程中，若施教者不能对“材”的差异性进行正确认识和理解，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教育歧视”。如中国古代工匠地位低下，匠人的才能被视为“奇技淫巧”，无法通过努力获得平等的尊重。
第二，言传身教。家庭教育是古代传统启蒙教育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言传身教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将孩童引上正途。《三国演义》中徐庶幼时丧父，由徐母教养长大，徐母素有贤名，深明大义，最后甚至“以死教子”，以全忠贞。这与老子所提倡的“行不言之教”不谋而合，言传身教依靠孩童对长辈自然的仿效，日积月累，润物无声。
第三，树立榜样。榜样的作用是对照、激励和矫正，正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则内自省也。”榜样的力量通过树立崇高的道德形象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向好的方向转变，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在生活实践中，将教育的内容逐步转化为内在的品德。
第四，宽严并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慈威并济，方得良子”，他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便在于处理好教育与爱护的分寸，若把握不当，则会产生恶果。如《聊斋志异·柳氏子》，因柳西川对儿子极为溺爱、放纵，使得柳氏子长大后奢侈成性，最终将家中钱财挥霍一空。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对待孩子不仅需要疼爱，更要严格要求，才能令其走上正道。与之对应的是《细柳》篇中母亲细柳对两个儿子严格要求，她虽严厉但却使儿子们一改懒散最终走上了正途。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对孩子的要求或严格或宽松皆需要一个合理的界限与适当的时机。
第五，启蒙教育注重启发蒙童明理，立德树人。《红楼梦》中宝钗的言论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读书若不能明理不如不读书的好。若不能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移了性情，读书反倒坏了，倒不如耕种买卖，没什么大的害处。”[8]351可见在读书之前，个人不仅立身要正，还要明理养德。
第六，理论的教育还不能脱离生活的实践。“死守章句”空疏无用，还应重视知行合一。如《聊斋志异·青娥》中的霍桓，自幼便有神童之名，“而母过于爱惜，禁不令出庭户，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9]1797。按照教育的观点来反思，教育应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脱离生活实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死读书”是不可取的。
综上，这些教育方法与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撷取精华，剔除糟粕，以满足深化教育观念变革的需要。
五.启蒙教育的横纵向对比与反思
从横向上看，明清时期受环境影响蒙童因性别之差所受教育方式截然不同。男童学习除家庭条件外几乎不受任何束缚，甚至备受鼓舞，宋真宗赵恒曾亲作《励学篇》鼓励男子读书博取功名。又如《海公案》中的海瑞奋发图强后高榜题名。而女童读书则多受限制，须得具备一定条件：或家境富裕，或父母开明、备受疼爱才有可能获得读书的机会。如黛玉自幼被视作掌上明珠，因此贾敏、林如海也教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宝钗极受父亲喜爱，也可以读书写字。再如《海公案》中仇氏和张老儿的女儿不爱嬉耍爱文字，便请仇氏教自己读书学习。此外，有些女童还需学“三从四德”之类专为女性准备的课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大多都识字、读书，有的甚至能作出不逊男儿的诗来。但这在当时的时代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受重男轻女等社会风气、封建纲常的影响，出身平民阶层的女性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即使世家大族里的女性有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的学习内容也各不相同，与黛玉之流喜爱诗书的女子不同，多数女子接受教育是为其嫁人之后的生活做准备。宝钗道“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李纨曾言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但李纨父亲却因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女儿不过读些《女四书》《烈女传》，认得几个字罢了。由此可见女性受教育情况受家庭环境影响极大。 启蒙的教材及内容也存在性别之分。对于女子会令其略学诗书礼仪，如《聊斋志异·颜氏》中颜氏的父亲疼爱女儿，虽不介意让颜氏同男子一般读书，但也不会像《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那样教女“成才”。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中也有为女子编写的启蒙读物如《闺训千字文》、《女小儿语》及《改良女儿经》等，在内容上以宣扬传统封建道德来约束女子行为，也有普及生活常识的作用。
从纵向上看，就教育条件而言，如今教育资源更丰富，教育基础设施更齐全，教育思想和方式因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的开展而更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在国学之风盛行的今天，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能给今天的启蒙教育一些反思和启示。
從教育目的看，古今家长教育目的颇为相似，即都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家长着重为科考而教育，如今的家长更侧重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儒林外史》中，范进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例子也启示人们不要把考试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要让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儿童的人生。
从教育类型看，明清时期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具有一定优势。如今我国的教育类型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三位一体保障儿童接受全面的教育。颜之推认为“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即人们更容易信服与自己亲近的人，因此父母的教育在儿童启蒙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教育在儿童启蒙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学校有系统的规划、专业的老师、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明清时期的“学校”与今天的学校有相似之处：首先，义学与义务教育有共同之处即都有免费性与普及性;其次，家塾类似于今天的家教即都为教师到儿童家中进行辅导;最后，教馆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辅导班即是教师私人开设。但是古代有条件接受启蒙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且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内容也比较单一。因此现代社会应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水平，并保障所有儿童受教育机会。
从教育内容看，古代的教育内容大多在科考范围内，孩童对用以启蒙的《论语》等书的理解不能违背圣人之训，尤其是明清时期，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使考制进一步严格规范，因而有些内容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国学启蒙。如今的家长和启蒙教育机构通过教孩子读背《千字文》《百家姓》等书来认字、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等书来规范言行、背诵唐诗宋词来陶冶情操，教孩子理解《论语》《幼学琼林》等书来培养思想品德。现今的启蒙教育要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加以辨别，延续、坚持优秀的启蒙传统，摒弃落后、封建的因素，如《红楼梦》《聊斋志异·婴宁》里提到的三从四德应加以斟酌摒弃。此外，现今的启蒙教育在内容上不能只重视知识，还应注意科学性、教育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明清小说中的许多儿童自幼便只学儒学、八股文，有的孩子甚至因此厌恶学习。如《红楼梦》中，因贾政强迫宝玉学习八股讲书，扼杀了他学习的兴趣而使其厌学。可见现代教育要重视加强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兴趣及认同感，而不是将知识强硬灌输给孩子，泯灭了兴趣的同时还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从教育思想看，明清小说中因材施教、宽严并济、明理养德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此外，现今的家长和教育机构还应通过多种形式结合，注重实践性、创新性、方法性。家长和教师应培养寓教于乐的思想来教育儿童，在社会实践中加入国学教材中的优秀内容来帮助儿童更深刻地体会国学的美妙与奥秘。
虽然明清小说不能完全展示当时蒙学教育的全部面貌，但是这也是今人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今天我们应从明清小说中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发展现代化的启蒙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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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83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57页
[3]《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ISBN978-7-100-1283
5-3第77页
[4]《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ISBN978
-7-02-005156-4第1013页
[5]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32页
[6]吴敬梓.儒林外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第133页
[7]（明）罗贯中著;毛宗岗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上.长沙：岳麓书社，2015.09.第571页
[8]《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ISBN978-7-100-1283
5-3第351页
[9]于天池注;孙通海，于天池等译.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15.04第1797页
参与写作者还有：盛洁、包荔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