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是发生在审美升华阶段的一种现象,是指在艺术鉴赏的过程中,鉴赏主体在审美直觉和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进而深深地被艺术作品所感动、所吸引,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使鉴赏主体与艺术形象、艺术表现之间契合一致,物我同一,物我两忘。
　　共鸣是鉴赏过程中情感、想象等心理功能达到最强烈程度的表现,同时也离不开对作品意蕴的深入感受和理解。因此,共鸣不仅具有艺术鉴赏审美心理的各种特征,而且也是艺术鉴赏活动的高峰和极致。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刻画了一个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的形象,诗人从她演奏的琵琶曲中找到感情寄托,被哀婉的乐曲深深打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发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刻画如体温的双手,禁不住有触摸的冲动。听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动人的乐曲,不由得让人翩翩起舞。这些例子充分说明,鉴赏的主体与鉴赏对象之间的契合一致能够达到何等紧密的程度。
　　共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美学问题,其中既有社会的因素,又有心理的因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又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从表面来看,艺术鉴赏中的共鸣表现为鉴赏主体与鉴赏对象的共鸣,实际上,它是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共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见,艺术鉴赏中的共鸣,就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所传达出的思想情感,强烈地震撼和打动了鉴赏者的心灵,使得艺术家心灵和鉴赏者心灵发生共鸣。
　　我们常把主客体的共同感应称为“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在主观感受的心理结构、生理机能和社会性内容的统一上。现代格式塔心理学派用“异质同构”或“同形同构”理论来解释审美经验,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认为,艺术感染力来源于支配着自然和人类的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场”表现为一种“力的结构图式”。当艺术品与鉴赏者的完形机能同一,也就是鉴赏者和艺术品在“力的结构图式”上同一时,这种主客体之间“异质同构”的感染力就产生了。实际上,即使用格式塔心理学来解释,共鸣的产生原因也应当是艺术家与鉴赏者之间在审美心理结构上的“同形同构”。何况,共鸣的原因除了心理、生理的条件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当从社会历史方面去寻找。
　　从美学的意义上讲,艺术鉴赏的审美升华,实际上就是鉴赏主体通过审美再创造活动,在鉴赏对象中直观感悟,实现和带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引起审美愉悦,产生美感。我们知道,美的本质就在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审美价值是主体实践与客体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艺术美同样鲜明地体现出审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艺术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正是集中体现出这种规律。
　　对于艺术创作来讲,一方面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又体现出艺术家的审美理念和审美态度,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对于艺术鉴赏来讲,一方面,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客体,凝聚着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另一方面,鉴赏主体又需要通过审美再创造活动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达到顿悟和共鸣,从而产生精神上极大的审美愉悦。此时的艺术世界,已经渗入了鉴赏者的想象、理解、联想、情感、直觉、体验等多种心理功能,成为审美再创造活动的产物,鉴赏主体同样能够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感悟,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和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