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不得的“台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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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光复之初,台湾同胞沉浸于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之中,然而迎来的却是陈仪政府在台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表现,以及百姓危急的生活状况,因而台湾民众原来美好的希望迅速变为失望、不满甚至愤恨与仇视。在光复的16个月后,台湾全岛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台湾人”与“外省人”在台湾成了一个对等的名称,毫不夸张地说,“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划定是“台湾认同”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诱因离不开台湾民众敏感心态的变化。从光复初到“二·二八”这段时期的台湾民众的心态极度敏感,而这种敏感的“台湾心情”对台湾日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台湾 光复 “二·二八”事件 “台湾认同” 异化
  
  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是当今台湾社会存在的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对台湾政治生活的演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国家认同”相对的是“台湾认同”,“台湾认同”指的是历史以来形成的台湾汉族移民对现居地的归属感与眷念之情。作为一个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明朝郑成功以来,台湾逐步凝聚出一种对台湾本土的认同。在历史时期,“国家认同”与“台湾认同”无太大差异,都是对中国本土的承认。然而自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日本开始,台湾民众产生了被抛弃的情绪,对祖国母体产生一种疏离感,以至于在外力冲击下而逐步形成“具有独立主体性”的“台湾意识”,而这种台湾意识形成的趋向性由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进而在台湾光复后因国民党统治的失误而演变成“异化”了的“台湾意识”。这种“台湾意识”实际上就是异化了的“台湾认同”。值得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台湾民众的心态变化。
  台湾经历过长时间的被殖民统治,其民众的心理极度敏感,他们敏感于一切奴化制度,敏感于一切不平等对待,敏感于一切生活的危机。正是这样被殖民的经历塑造了台湾民众在光复到“二·二八”时期的特殊敏感心态。而这种敏感心态并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在光复后不断受到刺激,最终诱发了“台湾认同”的异化,这一异化过程,也是台湾全岛人民心态敏感的最高峰。
  一、殖民地的伤痕:光复前台湾心态的塑造
  自从甲午战争的失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开始,台湾对清政府执意割台的行为就已经产生了怨恨情绪,它感觉到自己被祖国抛弃,在与祖国长达50年的分离中,台湾与祖国的历史联系被强行隔断,因此对母体产生了一种持久的疏离感。此外,对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不满,台湾民众不甘心做“二等公民”,而希望自己当家作主摆脱被奴役的状态。这两种情绪促成了台湾社会逐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1]这种“主体”的“台湾意识”,指的是隔断与祖国联系后又不甘于被殖民,从而形成一种离间于祖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独立主体”意识状态。
  这段时期对于台湾来说,是一段“致命的伤害”。一方面被强行割让,造成与祖国长达50年的分离。这种长期分离使台湾民众不能体会到中华民族国家观念所蕴含的深刻历史内涵,这对于台湾人民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造成了致命的伤害。[2]这无形中产生的疏离感长期不可忽视。另一方面,面对日本殖民政策,如自1937年开始至1945年台湾光复,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了一场大规模“皇民化运动”——从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国家认同甚至姓氏等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全面同化政策,但台湾人民依然坚决抵制,而这里所体现的就是国家意识,一种不被帝国主义打到并期望早日回归的国家认同感不言而喻。台湾人民在对祖国产生疏离感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在被殖民过程中产生国家认同感,这两种情感的交织使台湾民众的心态越演越敏感。随着时间推移,在被殖民经历过程中交织起的两种情感慢慢塑造了台湾民众独特而又敏感的心理。
  二、被触碰的敏感地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受降典礼在10月25日举行。中国受降代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本投降。随即,陈仪广播:“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政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报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3]这一广播,昭示着台湾人民终于扬眉吐气,50年的被殖民终于结束,台湾人民欣喜若狂,“人民天天盼着祖国来接收”,“等到葛秘书长等莅临台北,人民就像潮水一样来到飞机场,千万人鼓掌、欢呼,有的直把喉咙都喊破了,儿童们在跳跃,谁不把新来的大小官员们当做家人父子,久别了,恨不得一一拥抱一下,表示亲爱,然而这犹不足以尽兴”。[4]的确,台湾民众急切盼望和欢迎祖国官员的莅临,他们心情是无比激动,是对结束50年殖民统治的亡国奴生活的扬眉吐气。除了这种精神上的满足,还有更多的是期盼,“翻身暴日践踏之下投入祖国怀抱”,“从此恢复自由,与内地人民同享康乐”。[5]台胞们这种既欣喜又期待的心情,使整个台湾笼罩在一片欢天喜地中,他们的心情无比的兴奋,因为终于结束了50年的被奴役;相应的,他们的期盼也无比之大,50年的分离与被殖民使他们认为“一旦归返祖国,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6]孤寂、殖民的伤口被光复的光芒所掩盖,这都是台湾民众当时此刻的共同心理。他们对祖国的接收充满希望,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冀。
  然而,在1946年1月16日,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为行政院抄送了一份《台湾现状报告书》,说道:“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收复后,台湾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感谢祖国再造之恩,尤为热切,故拥护政府无微不至。最近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此间变化,值得祖国注意,设法补救,以免贻患将来。”[7]此时离光复不逾3个月,台湾民众对莅临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可谓是大转变,民众对政府何以“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此时台湾民众的心态又是如何之敏感复杂。
  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的一些政策使得台湾民众十分敏感,对此,他们抱怨“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8]“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9]同时,针对当局较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台湾民众充满了无比愤恨与仇视。
  如果说这些政策令广大台湾同胞感到心寒的话,那么接下来经济上的压榨和官员们普遍的贪污腐败则更是激起了台湾民众的无比愤怒。1946年1月底到2月初,短短十天,新闻报纸中就有多则贪污新闻的揭发,这对台湾民众来说,所谓的“接收”已经变成赤裸裸的“劫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无一不在刺激着台湾,刺激着他们潜伏内心50年的敏感心理。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敏感心理在被触碰的同时却又得不到任何的关注。
  三、被异化的“台湾认同”
  其实,本来台湾人民对政府,政策开始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的希望其实也平淡近于人情,可以说是没有奢望,“他们希望生活安定,物价不要太波动,政治上轨道,社会秩序安宁。可是事实都违反了他们的心愿,由于工厂不能开工,接管工厂的小职员,以及技术人员,多用国内人,失业人民增多,生活不能安定。物价波动厉害,生活日趋困难。政治腐败,日益显著,没有上轨道的希望”。[10]“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深深刺激着台胞们。台湾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才由希望变成了绝望,由“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国民党政府的“劫收”强烈地刺激着台湾的敏感神经,促使台湾民众心态的极端转变。
  曾经受尽日本帝国主义50年的奴役,台湾民众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敏感心理——对殖民统治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厌恶,以及由于被强行隔离并长期处于呼救无援的境地而产生的孤寂感和失落感。也正因为这种敏感心理的沉淀,光复后台胞们不但希望形式上青天白日旗在台湾上空飘扬,而且盼望与内地省份、内地人民实实在在地平等与公正。因此,若台湾与大陆稍有一点不一样或不平等,都会刺激着台湾民众的心理,使他们敏感地认为这是祖国对他们的歧视,是殖民统治的继续,被光复的光芒所掩盖下的孤寂、殖民伤口开始迅速恶化、变质。社会氛围也开始发生变化,“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情绪逐步蔓延出来。“台湾同胞常视国内同胞为外省人,国内同胞也常常公然说某是台湾人,大有不与同中国的气概”,“台湾人与外省人”遂因此成了一个对等的名称。正是伴随着“不平等”、“不公证”的政策,台湾民众敏感心理渐渐爆发。最终,这种情绪在“二·二八”事件中来了一个总爆发。他们在敏感心态的触动下退回到一个新的离间独立状态——既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又离间于祖国大陆,这种离间使台湾形成“独立”的“台湾认同”,即由台湾人与外省人的省际划分上升到一个国家层次,是台湾民众明显淡化“国家认同”而加深异化“台湾认同”。最终,这种异化的“台湾认同”成为日后台湾诸多问题的隐匿根源。
  被割离、被殖民的经历塑造了台湾民众普遍的敏感心态,在台湾光复后,如何去处理这种敏感心态,使台湾民众淡化敏感,强化“国家认同”,这应该是政府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很明显当时国民党对于这问题的处理完全失败。
  
  参考文献:
  [1]徐博东.小悲情无视大悲情——析“台独”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源.台海出版社,2003:256-264.
  [2]胡文生.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由来、历史及现实.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6,VOL4,(2).
  [3]陈鸣钟,陈兴唐.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12:162.
  [4][10]张琴.台湾真相,1947-3-25.
  [5][7][8][9]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71,49-50,90,71.
  [6]陈鸣钟,陈兴唐.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1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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