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缘于我二○一六年初春前往韩国光州参与一个名为“越境和融合”（Transgression Syncretism）的艺术活动。在三四天时间里，那些带了表演性、展示性的艺术呈现和学者講演，大都与近现代亚洲历史交织。它们借艺术的体验，或虚或实，契入往昔，追问现实。这期间碰触的问题，夹带的经验，隐约勾连出一个我并不熟悉的知识脉络和别开生面的认知途径。那是远比一端以中国为中心，另一端以西欧为中心的两极扯动和以此推动下的民族国家之想象与建构，更为复杂的、相互交叠和影响深远的多极图景。那几天提出的诸多有趣疑问，揭示了不少遮蔽了的场域。它们或意在指向，近现代帝国主义横行和民族国家建构并行的时光中，人们如何被以种种方式切割、校改和重组他们的文化进程和历史视野。这有被迫的，也有出于自省的内在动力。这多少印证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核心理论。并且，在那一段段的发掘和省视中，不难看到人的自负和胆怯；同时，人们的追寻真理与罗织故事、张扬理想和操弄权谋、借用科学和胆大妄为也并举同行。

一

　　我和艺术家、学者们都下榻在光州一家不大的酒店。说它不大，每天进出，大都能看见头发有些灰白的老板在前台晃悠。刚到的那天晚上，在底层的酒吧里，我遇到了年轻的策展人、艺术家由宓。她正与邀请来的各国艺术家们端了红酒小叙。我边上既有来自俄国、研究俄国近代伊斯兰建筑的学者伊戈尔·杰姆琴科（Igor Demchenko），也有相当年轻的车臣艺术家阿斯兰·盖斯穆夫（Aslan Gaisumov）。伊戈尔的老家也属高加索地区，与车臣在相近区域。
　　我在一个俄罗斯人和车臣人正起冲突的时间入座。说起来，这个纷争没水准，不学术也不艺术。但这种饭桌式争吵，蔓延到万里之外韩国光州的小酒店里，让双方都一脸难堪，却实在无比真实。阿斯兰民族情绪激烈，抛出简陋的问题：普京是否代表俄国民意？听伊戈尔认可普京确是代表民意，他表情愤懑。这当然不是出于对俄国民主代议制该如何操作的疑义，而是因为背后那一地区民族国家理想的深刻矛盾和危机。在后来的几天里，阿斯兰处处表现出他的民族自豪感。比如第一次出国的他，不能接受一些不同的饮食习惯，却要联系到车臣人的美德，声称因为他们民族不愿意花时间在“吃”这种琐事上，等等。他看来眉清目秀、目光清澈，有些单纯，却也让人不禁担心。那晚在酒吧，在阿斯兰的激烈态度下，气质儒雅、忧郁的伊戈尔当着众外国人的面，只能硬顶着往下说：但是，民意不总是愚蠢的吗？
　　在我写到这些时，也设法跟远在科隆的由宓联系，跟她讨论俄国、俄国人、俄罗斯人、北高加索地区、车臣共和国、车臣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这些概念与那两人话不投机的关联。对于没这么深入这些区域问题、仅靠中学地理和历史知识、靠地图搜索今天民族国家疆界的人，这些称谓里似乎处处都有陷阱。它们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既不清晰，也不那么可靠。
　　在各自回房间睡觉的路上，伊戈尔赠送给由宓一本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摄影画册：《北京风光集》。它由中国的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当年的印刷和后来的保存，都算不错。该书使用六种文字：汉、俄、英、法、德和阿拉伯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首都风光，用六种语文，表现的是一种姿态。

二

　　活动开幕，建筑学者何培斌教授介绍丝绸之路周边地区，大约六到十二世纪的一些建筑和艺术遗存。它们也是生活的记载，反映了当时那里人们的日常、旅行和宗教活动。随后便是伊戈尔·杰姆琴科的讲座，关于苏联中亚共和国伊斯兰历史建筑的留存和修复工作。有一天成了文化遗产的古老建筑，我们大概总没法见到原貌。它们不仅在岁月里经历自然更迭，符号功能被发掘之后，还被人为改造乃至重建。
　　那片区域主要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由沙皇俄国通过军事扩张获得。苏维埃初期，列宁虽然提出“民族自决”，但那些原先的中亚国家，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被按族群分布情况重新划分疆界，先后成为五个加盟共和国。在这些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历史建筑的厘定和保护工作，战前已开始，战后又恢复进行。苏联这样一个张扬意识形态、高度中央集权和奉行计划经济的政权，会系统地重构过去。因此，在那里，什么样的旧时代公用建筑，最终被选择保留、修复，关联着在那些古老地区，要同时推进的新的国族想象和现代化建设。先前的大清真寺、宗教学校或苏菲陵园等，或被拆除，或被保留、修缮一新。它们若能在新环境中重新耸立，大多不再像原先那样服务于宗教社区，而是，转而成了纪念碑式建筑、地域文化的象征物，担当起新时代历史叙事和情感连接的作用。
　　伊戈尔着重讲到，那些主持筛选和修复的苏联专家们，当然是布尔什维克人、无神论者，先天贬低原本是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子民的宗教生活。他们虽不关注区域的文化、宗教因素，却是以严谨的科学和发展观点，来阐发如何去留和改造。比如为修复一处拱顶的弧度，他们希望努力寻找出几何的和伊斯兰建筑比例的和谐之美，让修复后的完美弧度，服务于苏联的发展史观。即，通过展示这些建筑、设计中的自然科学成就，来反映这一地区人民在历史中的进步地位，以此引发民族自豪，提升国家凝聚力。所以，通过改造，它们成为一种服务于塑造理念的纪念碑式建筑，拥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在伊戈尔看来，那些苏联建筑史学家和相关的改造工作，就此“转换”了这些中亚宗教建筑原本的内涵和价值。
　　年轻艺术家阿斯兰·盖斯穆夫的作品，是一部短片，感性的，甚至带了点吊诡的激情。在这部名为《胜利大道》（Prospect Pobedy）的影像作品中，片中主角是车臣共和国的首府格罗兹尼市。这座城市原初是沙俄帝国为了震慑周围建起的军事要塞，还冠以沙皇伊凡雷帝的称号，叫作“雷帝要塞”。它本来远离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因车臣想脱离俄国，引发战争，它一度常常滚着黑烟出现在电视画面上。阿斯兰的片子简单，自娱自乐的DIY风格，在听来有点老套的背景音乐中，不断涌现出一组组崭新的城市景观，包括堂皇的大剧院、音乐厅、彩灯映照的喷水池、政府大楼、总统画像、政府标语、博物馆和新修的大清真寺等。这就是现任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领导下重建的格罗兹尼。而背后的音乐，则原样挪用了一九七八年苏联拍摄的纪录片《苏联城市格罗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