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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总序中，巴金写道：“生活本身就是个悲剧”、“它是一场无尽的搏斗”。在《巴金自述》中，他表达了创作《家》的动机：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
关于《寒夜》的意义，巴金说：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而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一九八一关于〈寒夜〉的创作回忆》。
在这两部作品中，觉慧与曾树生作为“家”的“背叛者”，尽管经历了长久的徘徊不定，尽管前路不知是明是暗，最终还是选择坚定的离开，离开“狭的笼”转向一种新生活。然而，沉重的家庭枷锁下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在“不抵抗主义”下自我麻醉，寂寞而痛苦的高觉新，另一个是咳着血痰、患着肺病，在孤独挣扎中走向死亡的汪文宣。在《家》的最后，觉新送走了觉慧，“立在别人家的门前对他（觉慧）招手，一直到他（觉慧）的背影淡到没有了时，觉新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朝他消去的方向招手”。虽然没有给出觉新的结局，但在巴金《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中写的“我把我大哥最为小说的一个主人公，他是《家》里面两个真实人物中的一个。”这个人物就是觉新，而巴金的大哥是自杀而亡的，决心的命运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心早已逐渐走向崩溃，走向亲手掘成的墓穴了。而在《寒夜》的结尾，汪文宣的嗓子已经完全发不出一个音，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个字，就是“痛”，这个痛在他并不长的生命里从没有一天离去，在“夜晚8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他之前曾把“胜利”作为一个盼头，而这个“胜利”却将他推向了死亡，也许死亡才是一种解脱。
同样是在家庭夹缝中经受不尽苦痛的两个人，在精神上是有关联的：
首先，他们都是“忍者”——觉新的“无抵抗主义”，在家庭的不公与黑暗中以“平静的态度处之”“在遗忘中过日子”，在家庭腐朽可怕的牢笼下低声哭泣“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幸福”；汪文宣面对的是拮据的生活，无助的爱情，日夜不休的家庭矛盾，他“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拿这句话来答复心里的抗议”在无尽的寒夜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但没有上诉的心思”。
其次，他们都承受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四年的新式学堂教育给了觉新幻想、希望和憧憬，以优良的成绩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他的命运已被预先确定，结婚、生子、照顾弟妹、与不是他所中意的那个她结婚，而且婚事还是随意的由抓阄决定的，毁掉了他的幻想，断送了他的前程。但是这种无条件接受长辈对其命运的安排只是悲剧的一个开始，有了这个开始，觉新被绑缚在了封建家庭的死亡列车上以一种惯性越走越远。汪文宣先前读大学教育系，有理想，有热情，也有反抗精神。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同学曾树生恋爱并私自结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其后又怀着教育救国的高尚理想进入社会。可是在作品一开始他出现时已经是个没有能力谈理想的人了。偶尔一次他和妻子谈起过去办教育的理想，可是妻子说：“不要跟我谈起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理想天空的失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性格悲剧的开始。但丁说：“我们惟一的悲哀是生活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不仅是汪文宣，小说中另外两个知识分子唐柏青和曾树生的人生悲剧莫不是从此开始，又在其中结束。
除了精神上的关联，两人的悲剧的体现上还是有区别的：觉新生活在五四运动前后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家庭高公馆，他在高公馆中的地位也很特殊。虽然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积重难返。对觉新这样只有四年新式学堂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上有说一不二的老太爷，下有父母之命，封建的人伦教育，封建的家庭生活日常秩序的养成可谓深入到了其骨髓。更对作为长房长孙的觉新影响深重的是父母早逝，父亲临死时的托付给他套上了一个解不开的无形桎梏。正是觉新所恪守维系封建家庭关系的惯例规则害了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一切活生生的生灵任意屈从少数人的专横暴虐的要求，剥夺了觉新爱的权利，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婚姻。对此觉新没有反抗，因为父父子子这样一个晚辈绝对服从长辈的封建思想已成为觉新生活的自觉，觉新只有投向自我麻醉、逃避与自虐。他限制觉慧参加学潮，他又帮助觉慧摆脱家庭囚禁；他忘不了梅，他又在与梅的关系上不敢越雷池半步；他游说觉民与冯小姐结婚，他又为觉民抗婚成功而高兴；他明知“血光之灾”不可信，他却仍然送瑞珏出城；他明知惠和枚的婚事是火坑，他却还要为其筹办……觉新的“两面人”式生活深深的透出一种悲凉。这种处处满腹辛酸，事事双目含泪的痛苦生活恰恰来源于觉新所生活的时代；也源于觉新处处以孝子贤孙自居。“五四运动”的开展打破了“孔家店”伪善的面目，唤醒了沉睡中的人性。觉新在这新旧思想之间徘徊，哪一个都不愿丢弃，企图把这完全矛盾、水火不容的两者结合起来，只能走向失败，一次次成为恶势力迫害青年的帮凶，自己也常常成为乖戾者的玩物。妻死子亡，没人“理解”其苦衷，过着惶惶凄凄的悲惨生活。
情与理的不能调和造就了汪文宣的性格悲剧。他敬爱母亲，又深爱着妻子，可這两种爱却起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情感上他趋向于妻子，可理性又让他不忍心责怪母亲。结果他总是以自己的委屈来换取母亲和妻子的让步。可他这个“调解人”其实扮演得并不成功，家庭从未和睦，妻子最后也还是随着他人远走兰州。虽然他情感上留恋着妻子，想让她留下来，理性又让他觉得妻子跟着自己在受苦，不如让她远走高飞，但妻子走后第二天他就病倒了。小说中写他一直不肯接受西医的治疗，这应该有一个内心不断受折磨的过程。他期望能治好病，可理性上顾及作丈夫的面子和家境的贫困，使他宁愿带着病体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工作中他常受到同事的讥笑，上司的压迫，他对这些很怨愤，却想不到反抗，因为理性上他害怕失业。
觉新的婚姻无奈来自高公馆的封建制度与家庭伦理，通过抓阄得来的瑞珏，因为荒诞不羁的所谓“血光之灾”而横死在边远的郊区，成为成就觉新孝名的牺牲品，深爱着瑞珏的觉新也因一门之隔而不能在瑞珏临死时见上一面——旧制度中特有的冷漠与自私阻挡着他们。觉新对梅的失去就更令人在哭笑不得中满胸愤懑：仅仅由于二人的母亲在牌桌上的小小不愉快而葬送。儿女的终身幸福竟然比不上一局麻将！种种荒唐通过对觉新的毫无个性进行嘲讽从而深刻揭露、鞭笞了封建礼教。
汪文宣婚姻的无奈更多的来自一个小公务员的深深自卑，在这一点上与《家》中的剑云似乎更为相近，尤其是当汪文宣看到曾树生与别的男子一起走在街上，他的反应便是与剑云一致了，他不敢质问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光鲜亮丽的妻，甚至平和呆看着另一个男人取得妻子的爱情。他把妻子曾树生看做生活里的唯一明灯，但却总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小说中许多宣的独白后面总要加上“他想，但终是没有说出口”。
不管是觉新，还是汪文宣，他们个人的悲剧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悲剧性，他们都是家庭夹缝中的殉葬者，觉新的悲剧命运控诉了封建家族宗法与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鞭笞了封建旧制度，揭示了反抗封建家族宗法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而汪文宣的悲剧则向旧社会、向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作者简介：李翰廷（1993-），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关于《寒夜》的意义，巴金说：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而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一九八一关于〈寒夜〉的创作回忆》。
在这两部作品中，觉慧与曾树生作为“家”的“背叛者”，尽管经历了长久的徘徊不定，尽管前路不知是明是暗，最终还是选择坚定的离开，离开“狭的笼”转向一种新生活。然而，沉重的家庭枷锁下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在“不抵抗主义”下自我麻醉，寂寞而痛苦的高觉新，另一个是咳着血痰、患着肺病，在孤独挣扎中走向死亡的汪文宣。在《家》的最后，觉新送走了觉慧，“立在别人家的门前对他（觉慧）招手，一直到他（觉慧）的背影淡到没有了时，觉新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朝他消去的方向招手”。虽然没有给出觉新的结局，但在巴金《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中写的“我把我大哥最为小说的一个主人公，他是《家》里面两个真实人物中的一个。”这个人物就是觉新，而巴金的大哥是自杀而亡的，决心的命运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心早已逐渐走向崩溃，走向亲手掘成的墓穴了。而在《寒夜》的结尾，汪文宣的嗓子已经完全发不出一个音，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个字，就是“痛”，这个痛在他并不长的生命里从没有一天离去，在“夜晚8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他之前曾把“胜利”作为一个盼头，而这个“胜利”却将他推向了死亡，也许死亡才是一种解脱。
同样是在家庭夹缝中经受不尽苦痛的两个人，在精神上是有关联的：
首先，他们都是“忍者”——觉新的“无抵抗主义”，在家庭的不公与黑暗中以“平静的态度处之”“在遗忘中过日子”，在家庭腐朽可怕的牢笼下低声哭泣“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幸福”；汪文宣面对的是拮据的生活，无助的爱情，日夜不休的家庭矛盾，他“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拿这句话来答复心里的抗议”在无尽的寒夜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但没有上诉的心思”。
其次，他们都承受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四年的新式学堂教育给了觉新幻想、希望和憧憬，以优良的成绩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他的命运已被预先确定，结婚、生子、照顾弟妹、与不是他所中意的那个她结婚，而且婚事还是随意的由抓阄决定的，毁掉了他的幻想，断送了他的前程。但是这种无条件接受长辈对其命运的安排只是悲剧的一个开始，有了这个开始，觉新被绑缚在了封建家庭的死亡列车上以一种惯性越走越远。汪文宣先前读大学教育系，有理想，有热情，也有反抗精神。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同学曾树生恋爱并私自结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其后又怀着教育救国的高尚理想进入社会。可是在作品一开始他出现时已经是个没有能力谈理想的人了。偶尔一次他和妻子谈起过去办教育的理想，可是妻子说：“不要跟我谈起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理想天空的失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性格悲剧的开始。但丁说：“我们惟一的悲哀是生活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不仅是汪文宣，小说中另外两个知识分子唐柏青和曾树生的人生悲剧莫不是从此开始，又在其中结束。
除了精神上的关联，两人的悲剧的体现上还是有区别的：觉新生活在五四运动前后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家庭高公馆，他在高公馆中的地位也很特殊。虽然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积重难返。对觉新这样只有四年新式学堂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上有说一不二的老太爷，下有父母之命，封建的人伦教育，封建的家庭生活日常秩序的养成可谓深入到了其骨髓。更对作为长房长孙的觉新影响深重的是父母早逝，父亲临死时的托付给他套上了一个解不开的无形桎梏。正是觉新所恪守维系封建家庭关系的惯例规则害了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一切活生生的生灵任意屈从少数人的专横暴虐的要求，剥夺了觉新爱的权利，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婚姻。对此觉新没有反抗，因为父父子子这样一个晚辈绝对服从长辈的封建思想已成为觉新生活的自觉，觉新只有投向自我麻醉、逃避与自虐。他限制觉慧参加学潮，他又帮助觉慧摆脱家庭囚禁；他忘不了梅，他又在与梅的关系上不敢越雷池半步；他游说觉民与冯小姐结婚，他又为觉民抗婚成功而高兴；他明知“血光之灾”不可信，他却仍然送瑞珏出城；他明知惠和枚的婚事是火坑，他却还要为其筹办……觉新的“两面人”式生活深深的透出一种悲凉。这种处处满腹辛酸，事事双目含泪的痛苦生活恰恰来源于觉新所生活的时代；也源于觉新处处以孝子贤孙自居。“五四运动”的开展打破了“孔家店”伪善的面目，唤醒了沉睡中的人性。觉新在这新旧思想之间徘徊，哪一个都不愿丢弃，企图把这完全矛盾、水火不容的两者结合起来，只能走向失败，一次次成为恶势力迫害青年的帮凶，自己也常常成为乖戾者的玩物。妻死子亡，没人“理解”其苦衷，过着惶惶凄凄的悲惨生活。
情与理的不能调和造就了汪文宣的性格悲剧。他敬爱母亲，又深爱着妻子，可這两种爱却起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情感上他趋向于妻子，可理性又让他不忍心责怪母亲。结果他总是以自己的委屈来换取母亲和妻子的让步。可他这个“调解人”其实扮演得并不成功，家庭从未和睦，妻子最后也还是随着他人远走兰州。虽然他情感上留恋着妻子，想让她留下来，理性又让他觉得妻子跟着自己在受苦，不如让她远走高飞，但妻子走后第二天他就病倒了。小说中写他一直不肯接受西医的治疗，这应该有一个内心不断受折磨的过程。他期望能治好病，可理性上顾及作丈夫的面子和家境的贫困，使他宁愿带着病体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工作中他常受到同事的讥笑，上司的压迫，他对这些很怨愤，却想不到反抗，因为理性上他害怕失业。
觉新的婚姻无奈来自高公馆的封建制度与家庭伦理，通过抓阄得来的瑞珏，因为荒诞不羁的所谓“血光之灾”而横死在边远的郊区，成为成就觉新孝名的牺牲品，深爱着瑞珏的觉新也因一门之隔而不能在瑞珏临死时见上一面——旧制度中特有的冷漠与自私阻挡着他们。觉新对梅的失去就更令人在哭笑不得中满胸愤懑：仅仅由于二人的母亲在牌桌上的小小不愉快而葬送。儿女的终身幸福竟然比不上一局麻将！种种荒唐通过对觉新的毫无个性进行嘲讽从而深刻揭露、鞭笞了封建礼教。
汪文宣婚姻的无奈更多的来自一个小公务员的深深自卑，在这一点上与《家》中的剑云似乎更为相近，尤其是当汪文宣看到曾树生与别的男子一起走在街上，他的反应便是与剑云一致了，他不敢质问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光鲜亮丽的妻，甚至平和呆看着另一个男人取得妻子的爱情。他把妻子曾树生看做生活里的唯一明灯，但却总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小说中许多宣的独白后面总要加上“他想，但终是没有说出口”。
不管是觉新，还是汪文宣，他们个人的悲剧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悲剧性，他们都是家庭夹缝中的殉葬者，觉新的悲剧命运控诉了封建家族宗法与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鞭笞了封建旧制度，揭示了反抗封建家族宗法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而汪文宣的悲剧则向旧社会、向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作者简介：李翰廷（1993-），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