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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必须要解决现代性问题，而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和生成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既要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性中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因素和肯定成果，找到立足中国、扬弃西方现代性的路径；要正确回答和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需要屏弃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需要找到西方现代性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西方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 特殊性 复杂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52-03
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叩开国门，中国始遇现代性。从此，外患与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缠，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地抗争和探索。现代性问题成了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近代中国是被动地被西方资本主义裹挟进世界历史的，而自当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以来，已不是被动地被裹挟进世界历史，不是单向地遭遇现代性问题，而是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历史，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世界历史，积极主动地解决现代性问题，从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面对与应对、挑战与应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实践。而中国特色现代性也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生成着。
然而，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生成的世界大背景却是当代西方现代性已经发生全面危机，问题和矛盾丛生。突出表现为：现代性价值的多维性凸现，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利益集团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关系，给它们带来了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以及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矛盾，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愈演愈烈，并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日趋紧张。而当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特别是后现代思想家已经对现代性大举批判、兴师问罪，竭力对现代性进行解构。
当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对现代性问题，来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的。或许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现代性已经发生全面危机，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呢?其实，西方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只是现代性演变的一个特定历史形式，它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演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获得新的历史形式。而且在现代性演变的每个历史形式中都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肯定成果，具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般价值的因素和普遍意义的因素，如自由、理性、主体性、民主、科学、人权、平等、法治等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当然，现代性的这些基本要素在现代性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历史形式中都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因此，现代性演变到今天，尽管问题丛生、矛盾交织、危机四伏，它所具有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般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因素，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路标，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规范和前进的动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他还由此引出了改变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因此，只要一个民族和国家被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问题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历史的生成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个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问题。
这样看来，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要应对现代性，要解决现代性问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和生成中国特色现代性，又面对着自身特殊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第一，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既要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又要吸取西方现代性中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因素和肯定成果，找到立足中国、扬弃西方现代性的路径。要克服西方现代性的病症，就不能在中国大地重演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西方现代性理念；而只能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而要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必须着眼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度形态和传统文化，必须有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明确只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才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生成的基础和源泉；只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以及人的发展的客观需求，才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标准和尺度。同时又要有宽广的跨文化的世界视野，对西方现代性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有扬弃，有借鉴、有超越。西方现代性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现代性，并不是普遍的现代性模式，而仍然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现代性模式。只是由于它发展的成熟和历史久远，而蕴含着更多的普遍因素，即具有更多的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因素。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西方现代性中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因素，如自由、理性、主体性、民主、科学、人权、平等、法治等现代性的基本因素特殊化、民族化、中国化，赋予它们以中国特色的具体的历史的内涵。
第二，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当中国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时，后现代性又粉墨登场，致使现实的中国大地弥漫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混合气息。在时间的历史链条上，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历史生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相对有序的存在，而在当代中国却是交错、交织、无序的共在。怎样正确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就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当然，西方国家也存在着怎样回答和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只是没有像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和迫切。要正确回答和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屏弃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因为“现代性”在历史链条中，并不具有完全、绝对的独立性，它必须在与过去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相互关联和映照中才能呈现其真实的完整的意义。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现代”并不是对“传统”的决绝断裂，现代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更需要从传统智慧中寻找到新的生机，而传统文化资源也会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视角下不断被发掘出新的生命和价值。
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由于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是尚未完成的目标，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而规范是需要理性和科学来建立和完善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社会的建立，还是国家行政体制和社会公共管理的规范化和理性化、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利用，都呼唤着理性精神和 科学精神。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无视反理性的后现代性在中国的存在，不能简单地指认后现代性对中国是个伪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却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多重视角，它在警醒我们要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主体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究竟应当怎样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制度与人的关系等。而且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感触到有后现代社会气息的世界：时空压缩的信息世界，物欲膨胀、追求官能享受和时尚的消费世界，光怪陆离、花样翻新的影像世界，已成为个体性、个体自由天堂的网络虚拟世界等。后现代性问题已经在向中国人逼近，已经在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已付出巨大的代价，既有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也有社会公正、社会风气和道德方面的，还有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世界方面的。这些都在拷问我们，中国应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应怎样建构现代性?因此，参照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维度，无疑会有利于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生成。
总之，既不能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不能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来解决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如何科学地把握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的一句话：“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0莱昂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讲的，若针对当代中国，可以改成：“参照借鉴后现代，反思建构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
第三，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复杂性、艰难性尤其表现在，虽然中国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西方现代性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却依然存在。因此，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找到西方现代性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出现的根本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西方现代性矛盾和分裂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资本逻辑；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危机，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化和扩展，不仅是西方现代性全面危机的根源，同时也是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障碍。尽管它能够在一定发展阶段内通过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世界化，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但它却有一个无论怎样调整都不能超越的极限——“消灭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解决，只能通过社会变革的实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同时也就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克服和获得新生的起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我国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西方现代性的一些病症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呢?这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中才能找到答案。
中国等国家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建立在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而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中等落后国家正是利用了“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会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因素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物质前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与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发达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阶段。而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不可能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从自然经济直接进入产品经济；决定了商品经济是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还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也就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一起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第二大形态上——商品经济形态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即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历史根据。
既然我国社会还处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第二大形态上——商品经济形态上，就使商品和货币、市场交换和市场法则、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社会关系物化等因素，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对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发生作用，对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使西方现代性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当代中国出现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既要肯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又要研究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的负面作用，并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减少其负面作用的途径和做法。这也正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性在市场经济维度上应有的历史辩证法态度。
因此，应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它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力的形成、为个性自由和个体独立性的张扬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同时也呼唤着人的平等、民主观念，特别是市场经济为最终形成现代人的普遍的社会联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但是，由于现代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致使普遍的社会联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只能在现实、具体的矛盾中历史地、曲折地形成和实现，这就造成现代人的现实需求体系还不是多方面的需求体系，而主要是追求物质享受、官能满足、时尚消费的需求体系；现实的能力体系还不是全面的能力体系，而主要是服务于市场交换价值的实用化的能力体系；现实的人的社会联系体系还不是全面的关系、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而是趋于功利化、工具化的社会联系体系。这也就造成了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中发生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有可能被消解的现代性问题。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和现代人的培育，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注释：
①[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关键词]西方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 特殊性 复杂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52-03
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叩开国门，中国始遇现代性。从此，外患与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缠，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地抗争和探索。现代性问题成了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近代中国是被动地被西方资本主义裹挟进世界历史的，而自当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以来，已不是被动地被裹挟进世界历史，不是单向地遭遇现代性问题，而是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历史，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世界历史，积极主动地解决现代性问题，从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面对与应对、挑战与应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实践。而中国特色现代性也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生成着。
然而，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生成的世界大背景却是当代西方现代性已经发生全面危机，问题和矛盾丛生。突出表现为：现代性价值的多维性凸现，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利益集团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关系，给它们带来了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以及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矛盾，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愈演愈烈，并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日趋紧张。而当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特别是后现代思想家已经对现代性大举批判、兴师问罪，竭力对现代性进行解构。
当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对现代性问题，来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的。或许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现代性已经发生全面危机，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呢?其实，西方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只是现代性演变的一个特定历史形式，它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演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获得新的历史形式。而且在现代性演变的每个历史形式中都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肯定成果，具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般价值的因素和普遍意义的因素，如自由、理性、主体性、民主、科学、人权、平等、法治等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当然，现代性的这些基本要素在现代性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历史形式中都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因此，现代性演变到今天，尽管问题丛生、矛盾交织、危机四伏，它所具有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般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因素，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路标，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规范和前进的动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他还由此引出了改变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因此，只要一个民族和国家被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问题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历史的生成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个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问题。
这样看来，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要应对现代性，要解决现代性问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和生成中国特色现代性，又面对着自身特殊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第一，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既要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又要吸取西方现代性中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因素和肯定成果，找到立足中国、扬弃西方现代性的路径。要克服西方现代性的病症，就不能在中国大地重演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西方现代性理念；而只能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而要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必须着眼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度形态和传统文化，必须有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明确只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才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生成的基础和源泉；只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以及人的发展的客观需求，才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标准和尺度。同时又要有宽广的跨文化的世界视野，对西方现代性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有扬弃，有借鉴、有超越。西方现代性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现代性，并不是普遍的现代性模式，而仍然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现代性模式。只是由于它发展的成熟和历史久远，而蕴含着更多的普遍因素，即具有更多的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因素。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西方现代性中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因素，如自由、理性、主体性、民主、科学、人权、平等、法治等现代性的基本因素特殊化、民族化、中国化，赋予它们以中国特色的具体的历史的内涵。
第二，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当中国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时，后现代性又粉墨登场，致使现实的中国大地弥漫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混合气息。在时间的历史链条上，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历史生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相对有序的存在，而在当代中国却是交错、交织、无序的共在。怎样正确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就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当然，西方国家也存在着怎样回答和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只是没有像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和迫切。要正确回答和处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屏弃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因为“现代性”在历史链条中，并不具有完全、绝对的独立性，它必须在与过去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相互关联和映照中才能呈现其真实的完整的意义。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现代”并不是对“传统”的决绝断裂，现代社会的发展更注重、更需要从传统智慧中寻找到新的生机，而传统文化资源也会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视角下不断被发掘出新的生命和价值。
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由于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是尚未完成的目标，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而规范是需要理性和科学来建立和完善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社会的建立，还是国家行政体制和社会公共管理的规范化和理性化、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利用，都呼唤着理性精神和 科学精神。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无视反理性的后现代性在中国的存在，不能简单地指认后现代性对中国是个伪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虽然是舶来品，但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却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多重视角，它在警醒我们要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主体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究竟应当怎样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制度与人的关系等。而且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感触到有后现代社会气息的世界：时空压缩的信息世界，物欲膨胀、追求官能享受和时尚的消费世界，光怪陆离、花样翻新的影像世界，已成为个体性、个体自由天堂的网络虚拟世界等。后现代性问题已经在向中国人逼近，已经在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已付出巨大的代价，既有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也有社会公正、社会风气和道德方面的，还有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世界方面的。这些都在拷问我们，中国应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应怎样建构现代性?因此，参照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维度，无疑会有利于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生成。
总之，既不能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不能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来解决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如何科学地把握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的一句话：“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0莱昂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讲的，若针对当代中国，可以改成：“参照借鉴后现代，反思建构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
第三，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复杂性、艰难性尤其表现在，虽然中国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西方现代性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却依然存在。因此，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找到西方现代性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出现的根本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西方现代性矛盾和分裂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资本逻辑；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危机，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化和扩展，不仅是西方现代性全面危机的根源，同时也是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障碍。尽管它能够在一定发展阶段内通过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世界化，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但它却有一个无论怎样调整都不能超越的极限——“消灭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解决，只能通过社会变革的实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同时也就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克服和获得新生的起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我国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西方现代性的一些病症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呢?这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中才能找到答案。
中国等国家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建立在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而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中等落后国家正是利用了“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会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因素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物质前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与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发达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阶段。而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不可能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从自然经济直接进入产品经济；决定了商品经济是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还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也就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一起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第二大形态上——商品经济形态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即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历史根据。
既然我国社会还处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第二大形态上——商品经济形态上，就使商品和货币、市场交换和市场法则、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社会关系物化等因素，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对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发生作用，对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使西方现代性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当代中国出现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既要肯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又要研究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的负面作用，并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减少其负面作用的途径和做法。这也正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性在市场经济维度上应有的历史辩证法态度。
因此，应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它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力的形成、为个性自由和个体独立性的张扬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同时也呼唤着人的平等、民主观念，特别是市场经济为最终形成现代人的普遍的社会联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但是，由于现代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致使普遍的社会联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只能在现实、具体的矛盾中历史地、曲折地形成和实现，这就造成现代人的现实需求体系还不是多方面的需求体系，而主要是追求物质享受、官能满足、时尚消费的需求体系；现实的能力体系还不是全面的能力体系，而主要是服务于市场交换价值的实用化的能力体系；现实的人的社会联系体系还不是全面的关系、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而是趋于功利化、工具化的社会联系体系。这也就造成了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中发生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有可能被消解的现代性问题。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和现代人的培育，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注释：
①[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