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专权误国与维多利亚的虚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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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其父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因得咸丰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以载淳继承皇位,叶赫那拉氏被尊“圣母皇太后”,亦称慈禧太后。同年11月,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改元同治,实行垂帘听政,至1908去世,控制国家大权达47年之久。
  在慈禧统治期间,晚清王朝国事日非,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于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因义和团之乱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败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丧失大量国权,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大清王朝覆灭。
  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1819年5月24日降生在伦敦肯辛顿宫。自1837年6月20日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君主,直至1901年1月22日去世,维多利亚在位时间长达64年。
  18岁登基的维多利亚,一生之中深受国民爱戴。她在位的64年,是英国繁荣昌盛的顶峰,创造了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给予她盛誉,并不是因为她做出了多么轰动的事业,而恰恰在于她什么都不做,完全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
  面对历史,人们不禁疑惑:为什么慈禧太后嗜权如命、殚精竭虑,到头来却凄凉退场,落得祸国殃民的骂名?而维多利亚安于“虚君”角色,甚少干预国政,却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
  慈禧从一个秀女起步,最后成为至高无上的“老佛爷”,权力是她一步一步争来的。1861年8月22日,咸豐皇帝驾崩于热河,诏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必须钤盖“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以代表皇太后和皇上批准,方为有效。皇上年仅六岁,“御赏”印章由皇后钮祜禄氏掌握,“同道堂”印章由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掌握。肃顺等主张中外臣工的奏章由八大臣共同处理,不呈太后阅览;谕旨由八大臣拟定,请太后钤印,代替应由皇帝行使的“朱批”,不得更改。两太后不同意,坚持所有奏章均应呈进,由太后阅览,谕旨由八大臣拟就后,经太后认可方钤印生效。最后肃顺等人妥协。慈禧争取到了对八大臣拟制谕旨的否决权,政体已悄然由顾命体制改变为垂帘、顾命兼而有之了。
  1861年11月2日,26岁的慈禧在以奕訢为首的贵族、官僚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但慈禧在垂帘主政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受奕訢的牵制。奕訢利用“议政王”的身份,大力振衰起弊,力图恢复清朝旧日的辉煌。他的一系列做法惹怒慈禧,于是处心积虑罗织罪名,在1884年割去奕訢一切差事,至甲午战败不得已才再次应群议让奕訢复出。就在奕訢赋闲这十年,慈禧的专权不再受到任何牵制。甲午战争惨败,奕訢的被削职十年不能不说是重要致败之由。
  在权位之争中手段毒辣游刃有余的慈禧,在治理国家上却一无所能。
  对此,素有相人之能的曾国藩早在1868年与心腹幕僚的密谈中就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李鸿章更有深切体验:“自同治十三年(1874)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恭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闲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慈禧专权却无能治国,遂使国事长年空转。
  而慈禧的享乐之欲却是穷奢极侈,无厌无足。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为了慈禧的60寿辰,先修北海、中海、南海,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各笔款项总共不下2000万两。有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颐和园以保海军军费,慈禧大为恼怒:“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一句话道出了慈禧的无知无识和无品。
  国际形势日益紧张,近邻日本加紧备战。为了弥补海军经费之不足,明治天皇声称“哪一天海军经费不到位,每天就只吃一个饭团子”;1893年天皇宣布此后六年从内库中拿出三十万日元支持海军。为了买“吉野”号军舰,明治皇太后甚至把首饰都捐了出来。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来捐钱。而慈禧老佛爷一天的费用即四万两白银,半个月的花费可以买一艘“吉野”号军舰,两个月的花费可以买一艘“镇远”号超级主力舰,一年的花费可以建一支北洋海军。对抗双方的统治者如此不同作为,甲午战争的胜败何难预料?
  在慈禧一步步走向极权、滥权的顶峰时,维多利亚却正好相反,一步步成为没有实际权力的虚君。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一直是温文尔雅、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形象。事实上维多利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却强硬冷酷;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
  1868年至1874年,是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帝制被废除,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作为君主制度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
  而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上台后,居然准备接受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而那时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亚这才不得不退让:“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只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格拉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当格拉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桌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得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但形势再明白不过:她若欣然签字,那么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她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冒着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维多利亚女王手中的御笔悬停在空空迟迟不愿落下,抖动的笔尖把她的痛苦和犹豫表露无遗。无奈之中的她,终于还是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与肃顺和慈禧之间的谕旨之争如出一辙,但结果却迥异。
  在英国,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也曾经产生过流血的斗争,但聪明的英国人后来吸取了教训,通过一种所谓“光荣革命”的方式使矛盾得以解决。结果是国王由议会产生,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维多利亚之所以能够接受自己逐渐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并非因为她生性不喜欢权力或者其道德水准高到了超乎常人的程度,而是她的头顶上有一块无法突破的“王在法下”、国王通过议会统治国家的“天花板”,突破“天花板”,不仅王权将会崩塌,而且首先被砸伤的就是国王自己。
  【阎广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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