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温舒之言缓刑，不如郑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宽大之诏，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狱吏得所缘饰以文其滥，虽天子日清问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重轻，贿为出入，坚执其一说而固不可夺。于是吏与有司争法，有司与廷尉争法，廷尉与天子争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强者持之，天子虽明，廷尉虽慎，卒无以胜一狱吏之奸，而脱无辜于阱。即令遣使岁省而钦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缘请属以逃于法，于贫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郑昌之说，斩然定律而不可移，则一人制之于上，而酷与贿之弊绝于四海，此昌之说所以为万世祥刑之经也。
　　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于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准之令，皆求以尽无方之慝，而胜天下之残。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犹患其未备。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无方之罪者，岂不审于此哉？以为国之蠹、民之贼、风俗之蜚蜮，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即是可以已天下之乱矣。若意外无方之慝，世不恒有，苟不比于律，亦可姑俟其恶之已稔而后诛，固不忍取同生并育之民，逆亿揣度，刻画其不轨而豫谋操蹙也。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
　　（卷四《宣帝》）
　　路温舒建议放宽刑罚，不如郑昌建议删定律令高明。汉宣帝颁布宽大处置的诏令，于是谈论刑罚的人日益淆杂，这是皇帝自己招致的问题。律令繁杂，则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可以轻而易举地文饰其滥用刑罚的行为，即使天子每日清查核问，百姓也难免蒙冤而死。律令的制定不统一，政出多门，此法与彼法皆可适用，私情可以影响刑罚的轻重，贿赂可以使刑罚有所出入，掌管刑狱的官吏如果坚持使用法令中的一种，谁也没办法使他改变判决。于是掌管刑狱的官吏与有关部门争法，有关部门与廷尉争法，廷尉与皇帝争法，论辩不能使他们停止争执，威权也不能制服他们。机巧且强横的小吏如果钻法律的空子，那么即使皇帝贤明、廷尉审慎，也终究无法战胜一个狱吏的奸邪，而使无辜的百姓脱离牢狱之灾。即使朝廷每年都派使臣到各地省视，安抚百姓，也只能使大奸巨猾之辈千方百计地逃脱法律惩处，而对贫弱的冤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只有像郑昌所说的那样，断然删定律令而从此不可轻易更改，则皇帝一人在上掌管，而残酷与贿赂的弊病就在天下绝迹了，这就是后代万世为什么把郑昌的主张当成善用刑罚准则的原因。
　　法律的設立是有限的，而人们犯法的情形是各种各样的。以有限的法律，去应付无穷的奸邪，这确实有不完备之处，无法包容一切。于是在律法之外，又有判例，判例之外又有奏准施行的令，都是想以此囊括无穷的奸邪情形，从而制伏残害天下的恶徒。于是法律的旁支与日俱增，却仍然担忧其不完备。先王用有限的法律惩治无穷的罪行时，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吗？只要把危害国家的蠹虫、残害人民的奸贼、败坏风俗的害虫，去掉其最严重的，这样法律就足够了，完全可以消弭天下之乱了。至于意料之外、无法穷尽的奸邪行为，世上不常有，即使不列入法律，也可以等这些罪恶发展得比较显著时再予以严厉惩处。先王本来就不忍心将同生同长的百姓作为对象，凭借主观的想象和揣度，推测其不轨行为，而预先设计好应付的措施。法律简明则刑罚清晰，刑罚清晰则定罪公允，定罪公允则百姓知道敬畏、忌讳，如此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