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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大规模军事对抗暂停。日军一改军事进攻手段，妄图以“和平演变”推动“华北自治”，扶持伪满第二，达加强华北经济同“伪满洲国”及日土联系之目的。1933年初，美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履任，内采国家干预手段整顿经济，外奉孤立主义。对日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南京政府力有未逮，美则似有力无心。然寰宇变局丛生，美事实上作用于华北之经济政策与日在华北之经济策略构成某种对抗—合作关系，加速了日对华侵略进程。
【关键词】 日美;华北;经济政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114-03
一、不稳定的国际体系
一战结束后通过两次国际会议，基本确立了二战前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该体系“超出了欧洲范围，把远东也纳入到欧洲列强所设定的国际体系中来了” ①。这场名不副实的“世界大战”后却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这一国际体系使美、日成为最大赢家，英、法残存著帝国的余威依旧在国际社会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德国战败遭受苛刻条款的压制，英日关系渐行渐远，美借华盛顿会议压制了日在西太平洋的野心，苏俄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不管是其体系的结构还是短命的事实，都证明该体系极不稳定，可谓“过渡性”国际体系。德在《凡尔赛条约》的严苛条款下，怨恨满腹又雄心满怀，艰难发展。其突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除去意志因素，更是实力增长需求。谁也料不到民主选举而出的希特勒将把“德国战车”开向何方。战争破坏及20世纪20—30年代亚非拉革命浪潮让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日薄西山，意长手短，无暇东顾。苏俄闭门发展，短短十几年时间已建立了一套以军事重工业为主的、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日本则稳扎稳打，站稳朝鲜半岛后，1927年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就已经明确提出进攻中国、征服满蒙、称霸东方的阳谋。美国依仗在一战中及战后秩序中获利，奉行“门户开放”、机会均沾的所谓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靠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在全球市场中攻城略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国际格局都在发生可察觉的量变。高速行驶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的美国永远预料不到，由华尔街引发的“29-33”全球经济大危机将成为扰动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催化剂。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及“昭和恐慌的背景下，日本却实行了以金解禁政策为核心的紧缩经济政策，实行‘金解禁’，也意味着日本政府要恢复金本位制和实施财政紧缩政策” ②。危机到来时，日政府却采取“顺周期政策”调节，更压缩了本就狭窄的国内市场。为应对无法自拔的国内危机，日改变其稳扎稳打策略，铤而走险试图靠对外扩张走出危机。中国便成为头号目标。1933年初，临危履任的美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改前任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依靠其国土纵深和丰富资源，对内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的“新国家主义”，对外孤立主义倾向愈显。太平洋的两岸的两大强权施不同内外政策，定对中国产生差异明显之影响。1933至1937年间，美日两国对华政策作用点集中于华北，较军事政策，这时对华北政策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政策，且经济与政治政策存在某种形式的“联姻”，本文则以讨论经济政策为中心。
二、日美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一）日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事侵略并没就此止步，开始进略内蒙古和华北。然迫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和国际压力，中日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暂停了在华北的大规模军事对抗。日面临国际孤立和中国军民的抵抗，欲改对华军事侵略政策，妄图以“和平演变”推动“华北自治”及加强华北在经济、文化上同“伪满洲国”和日本土之联系的手段，达分裂华北之目的。从驻华公使有吉明向广田外相的建议：“经济提携有可能实现”，“迅速谋求其实现是5至10年后日中亲善之捷径”，1934年2月《关于日中经济提携方案》的提出，和“广田三原则”中鼓吹“日华两国应进而积极合作，拿出亲善提携的成果” ③，及后的“佐藤外交”时期提出对华“经济提携”政策不难看出：加强与日经济的联系，把华北纳入日本的经济版图的经济政策是1933年后日本华北政策的两条腿之一。
为对抗西方尤其美对华市场的占领，日本用“超倾销政策”，使其在华北和华中的贸易逐年上升，1933年贸易额比上年增加了1000万日元。《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又在冀东非武装区公开组织武装走私团体。1935至1936年一年间，日在华北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就占当时中国境外商品输入总值的30%④。1935年1月，日外相广田提出“中日经济提携”主张，其具体方案为：实行对华经济技术商务及金融援助，确立东亚经济集团;减低对日关税;在沪设立2亿元的借款，救济中国金融;奖励经济团体实业家组织经济考察团;整理旧债;由日本供给工业品，中国供给原料品，实行物物交换制度。目的就在于，独占中国市场，扩大日商品销路，掠夺中国原料，使中国经济依附于日本，沦为其独占殖民地。而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发往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露骨地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的中国北部。”“华北诚为我帝国之最好殖民地。” ⑤1935年12月，日在天津成立“兴中公司”，注册金为1000万日元，满铁持股70%，核心人员均来自满铁。此公司为满铁势力向华北的延伸，是日侵略华北之重要机构。后，日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部，日在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亦设立了经济顾问部，日驻华使馆扩大了“调查工作”的范围。此后，日本垄断资本以军事为后盾，爪牙在华北迅速扩张起来。东北沦陷后，日在华北走私已始。到1936年，日浪人更组织了“特殊贸易会”，要求国民政府维护“特殊贸易”。据1936年1月海关数据，1935年8月至次年初，经冀东武装走私输入天津的日货偷漏税达3460万元。此外，日还由华北走私大量中国内地白银。为达到分裂华北之目的，日寇可谓绞尽脑汁。但因日对华极不友好及蒋对日极度不信任，致使后者转向欧美，致中日关系滑向全面对抗。 （二）美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美并无单独对华北的经济政策。然因美巨大的經济影响力及对南京政府之政治经济支持，自然会对中日对抗的焦点——华北产生极大影响。美容忍日侵略中国东北，以为可诱使其进攻苏联。但日继续对华北的侵略就直接触犯了美国在华利益。自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日美矛盾已表面化。然美国并没选择直接对抗日本，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扶持亲美派和增加对华借款及出口援助。1933年宋子文出使欧美，从美借到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并应允对华出售飞机。这一系列举措显然与日利益背道而驰。“天羽声明”威胁说：“若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统一和繁荣，有待于中国本身的觉醒和努力，不能依靠别国利己主义的开发” ⑥。天羽的谈话实质上是宣示日本是“东亚主人”，任何国家想进入中国市场都须得到其允许。而美政府对天羽声明的照会外交表态：“在美国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中，美国政府总是要适当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与合法权益，他希望其他政府也适当考虑到美国的权利、义务与合法权益” ⑦，显得缓和得多。显然，美不愿与日发生直接对抗，而是扶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给予经济援助捞取利益。
1934年6月，美国会通过《白银购买法》。为增加国库储备，大量收购白银，致国际银价高涨，日亦趁机在华北武装走私白银，导致华白银迅速外流。三个半月竟然流出白银2亿元以上。美转嫁经济危机的白银政策，致大量白银流出，加重中国经济危机。而日在华北走私白银抬价抢购白银，事实上使其捡到打击中国经济的利器。美国内政策产生的“负外部性”作用事实上成了日对华打击的帮凶。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再放弃白银本位，实行外汇本位的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法币”作为殖民性质货币，不得不依靠一个“锚”为其信用背书。日本想把中国纳入日元体系，但蒋介石对日怀疑而对美抱有很大希望。罗斯福和摩根索等人表示可以考虑，但遭到参议院坚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转而向英国求助，英再三考虑之后，同意借款1000万英镑作为法币发行准备金。尽管美国人摩尔索认为这是打击英镑推动美元的好机会，但他没能得到美政府和国会的支持。虽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是以祈求姿态希望美国能效仿英国，但直到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为止，美国依旧无动于衷。面对法币与英镑挂钩的事实，摩根索很气恼，这一年曾一度停止收购白银，打压法币。
而中国币制改革一出台就招来了日本的强烈反应。日外务省称，中国竟未商诸于日政府以取得日方合作而突然采取此种改革，足见无意改善日中邦交。陆军省竟称，南京首领们为私利而将国家出卖给英国……不仅影响四亿中国人民的福利，亦且威胁东方和平作为东亚安定力量的日本，对于英国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置于它的资本统治之下的企图，不能漠视，将被迫采取适当步骤。同时，日军强迫商震、宋哲元等人将华北白银移送至南京中央银行，并责令在华日本银行不得将白银移送中方。11月8日，日驻华武官几矶谷廉介亦发声反对币制改革，声称不惜以武力制止华北白银输送。面对日方强硬立场，蒋介石实质上向其妥协，称华北币制改革可以“变通办理”，将华北地区之白银存于天津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并称欢迎日方参加改革。与此同时，1935年11月，伪“满洲国”宣布放弃银本位，实行日元本位，欲在华北与法币对抗。蒋虽得英支持实行币制改革，但依旧想获美国购买白银换取外汇之支持，美则疑中英有密约，亦虑或引英日疑心，一直犹豫不决。虽此，在中方的努力下，最终中美达成协议：美承诺购买中方白银7500万盎司，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万美元借款的担保。1935年11月至次年7月，中方向美出售白银达1.87亿盎司，收0.94亿美元，法币获稳⑧。币制改革使法币被纳入英镑及美元市场，加深了中美英的联系，形成了“法币”为先锋的英镑美元圈与日元圈在华北的“对峙”。这一美国“战术退让，战略进攻”经济态势的形成，为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突破美对日经济压制埋下了祸根。
三、日美政策的异同
就战略而言，对华北经济政策是日本面临中方军事阻力和国际压力的权宜之策，是相对于政治军事颠覆而言的另一条“腿”。虽然日方宣称“日中经济提携”是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但实质是想先把华北经济纳入其控制中，实行“经济殖民”，为“军事殖民”和“政治殖民”作准备。华北经济政策是日本在这一时期称霸东亚战略的“软政策”。尽管如此，日在华北不管是常规贸易，开设银行厂矿，修建铁路往往以军事威慑及政治颠覆为辅。此外还采取了“超倾销政策”，非法走私，破坏法币改革等手段。不管是战略意图还是战术意图，日方都表现得咄咄逼人。这反而激化了中方反日情绪和南京政府对日不信任感。虽然日方也试图拉拢蒋介石和扶持南京的“亲日派”，但因其行为使蒋对其不信任，在“法币改革”中倒向英美，让“日中经济提携”希望化为泡影。最终，日本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美梦”，不得不走上先军事占领，扶持傀儡政权的老路。
不同于日本，称霸世界并非美国的既定战略。但不管是实力还是愿望，这种在太平洋对撞的倾向已经是越来越强烈了。故，美日在东亚发生竞争，只是时间问题。威尔逊总统第一次把美国带上国际舞台，就已经是以一个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姿态出现。罗斯福接管了胡佛的“烂摊子”，虽采取有效手段缓解本国经济危机，但要彻底走出危机还必须依托国际市场。不同于日本把东亚视作其势力范围和核心利益，美国把西太平洋视作其全球市场之一，难谓核心利益。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依靠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就可占领中国市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进一步压缩日在华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天羽声明”显盛气凌人，美国随后的照会显得温和得多。但在实质上，美国成功用战术上的退让来掩饰了其战略上的进攻态势。美国不谋求对华武力占领，也避免在日本进犯华北时与其直接对抗，而是采取用廉价美国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南京政府借债、销售飞机以及扶持“亲美派”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对华政策就已经让日本感到坐立难安。而英美允许把南京政府的货币体系纳入“英镑圈”和“美元圈”，与“日元圈”形成对立，就彻底打碎了由日本主导整合东亚经济圈的“迷梦”。到这时，通过战争赶紧占领中国这片土地似乎已经成为被美国不断压缩战略空间的日本实现“霸权梦”唯一的选择。对美日而言，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政权都无力阻止他们争夺霸权和利益。事实上，美日两工业资本主义帝国的同质化竞争就是一种“零和”博弈，中国作为一个原料和销售市场就像两匹恶狼口中争夺的羔羊，身不由己。美国对华进取性的经济战略与日本进攻性的经济战术在华北发生了碰撞，处于战略守势的日本最终铤而走险，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依靠武力独占东亚市场。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美却没选择与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在把中国纳入其“殖民”版图这一点上，美日有着高度共识。可以说，这场战争是美日之间的“合谋”。自1840年来，除了侵略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外，中国被掠夺的态势依然没有改变。而一个把立国之基构建在对外国的“依附”和对本国买办、地主、资本家的依靠之上的南京政权，难以发动中国最广大的人群，难以组织出一支足以对抗侵略者的力量来维护帝国主义争霸时代的国家独立与安全。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回望历史，或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或教训。
注释：
①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庞宝庆;《论日本“昭和恐慌时期的金融政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06页-109页。
③⑥⑦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5-298页，第261-264页，第266-267页。
④高书全等著：《中日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⑤⑧吴东之编著：《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第365-372页。
参考文献：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吴东之编著.中国外交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4]高书全，孙继武，顾民.中日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J].历史研究，2000，（03）：103-115+191.
[6]熊沛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经济提携”政策[J].世界历史，1999，（02）：57-63.
[7]刘成虎，高宇.论日本对法币改革的干预及其后果[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04）：95-100.
【关键词】 日美;华北;经济政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114-03
一、不稳定的国际体系
一战结束后通过两次国际会议，基本确立了二战前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该体系“超出了欧洲范围，把远东也纳入到欧洲列强所设定的国际体系中来了” ①。这场名不副实的“世界大战”后却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这一国际体系使美、日成为最大赢家，英、法残存著帝国的余威依旧在国际社会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德国战败遭受苛刻条款的压制，英日关系渐行渐远，美借华盛顿会议压制了日在西太平洋的野心，苏俄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不管是其体系的结构还是短命的事实，都证明该体系极不稳定，可谓“过渡性”国际体系。德在《凡尔赛条约》的严苛条款下，怨恨满腹又雄心满怀，艰难发展。其突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除去意志因素，更是实力增长需求。谁也料不到民主选举而出的希特勒将把“德国战车”开向何方。战争破坏及20世纪20—30年代亚非拉革命浪潮让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日薄西山，意长手短，无暇东顾。苏俄闭门发展，短短十几年时间已建立了一套以军事重工业为主的、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日本则稳扎稳打，站稳朝鲜半岛后，1927年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就已经明确提出进攻中国、征服满蒙、称霸东方的阳谋。美国依仗在一战中及战后秩序中获利，奉行“门户开放”、机会均沾的所谓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靠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在全球市场中攻城略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国际格局都在发生可察觉的量变。高速行驶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的美国永远预料不到，由华尔街引发的“29-33”全球经济大危机将成为扰动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催化剂。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及“昭和恐慌的背景下，日本却实行了以金解禁政策为核心的紧缩经济政策，实行‘金解禁’，也意味着日本政府要恢复金本位制和实施财政紧缩政策” ②。危机到来时，日政府却采取“顺周期政策”调节，更压缩了本就狭窄的国内市场。为应对无法自拔的国内危机，日改变其稳扎稳打策略，铤而走险试图靠对外扩张走出危机。中国便成为头号目标。1933年初，临危履任的美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改前任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依靠其国土纵深和丰富资源，对内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的“新国家主义”，对外孤立主义倾向愈显。太平洋的两岸的两大强权施不同内外政策，定对中国产生差异明显之影响。1933至1937年间，美日两国对华政策作用点集中于华北，较军事政策，这时对华北政策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政策，且经济与政治政策存在某种形式的“联姻”，本文则以讨论经济政策为中心。
二、日美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一）日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事侵略并没就此止步，开始进略内蒙古和华北。然迫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和国际压力，中日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暂停了在华北的大规模军事对抗。日面临国际孤立和中国军民的抵抗，欲改对华军事侵略政策，妄图以“和平演变”推动“华北自治”及加强华北在经济、文化上同“伪满洲国”和日本土之联系的手段，达分裂华北之目的。从驻华公使有吉明向广田外相的建议：“经济提携有可能实现”，“迅速谋求其实现是5至10年后日中亲善之捷径”，1934年2月《关于日中经济提携方案》的提出，和“广田三原则”中鼓吹“日华两国应进而积极合作，拿出亲善提携的成果” ③，及后的“佐藤外交”时期提出对华“经济提携”政策不难看出：加强与日经济的联系，把华北纳入日本的经济版图的经济政策是1933年后日本华北政策的两条腿之一。
为对抗西方尤其美对华市场的占领，日本用“超倾销政策”，使其在华北和华中的贸易逐年上升，1933年贸易额比上年增加了1000万日元。《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又在冀东非武装区公开组织武装走私团体。1935至1936年一年间，日在华北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就占当时中国境外商品输入总值的30%④。1935年1月，日外相广田提出“中日经济提携”主张，其具体方案为：实行对华经济技术商务及金融援助，确立东亚经济集团;减低对日关税;在沪设立2亿元的借款，救济中国金融;奖励经济团体实业家组织经济考察团;整理旧债;由日本供给工业品，中国供给原料品，实行物物交换制度。目的就在于，独占中国市场，扩大日商品销路，掠夺中国原料，使中国经济依附于日本，沦为其独占殖民地。而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发往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露骨地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的中国北部。”“华北诚为我帝国之最好殖民地。” ⑤1935年12月，日在天津成立“兴中公司”，注册金为1000万日元，满铁持股70%，核心人员均来自满铁。此公司为满铁势力向华北的延伸，是日侵略华北之重要机构。后，日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部，日在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亦设立了经济顾问部，日驻华使馆扩大了“调查工作”的范围。此后，日本垄断资本以军事为后盾，爪牙在华北迅速扩张起来。东北沦陷后，日在华北走私已始。到1936年，日浪人更组织了“特殊贸易会”，要求国民政府维护“特殊贸易”。据1936年1月海关数据，1935年8月至次年初，经冀东武装走私输入天津的日货偷漏税达3460万元。此外，日还由华北走私大量中国内地白银。为达到分裂华北之目的，日寇可谓绞尽脑汁。但因日对华极不友好及蒋对日极度不信任，致使后者转向欧美，致中日关系滑向全面对抗。 （二）美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美并无单独对华北的经济政策。然因美巨大的經济影响力及对南京政府之政治经济支持，自然会对中日对抗的焦点——华北产生极大影响。美容忍日侵略中国东北，以为可诱使其进攻苏联。但日继续对华北的侵略就直接触犯了美国在华利益。自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日美矛盾已表面化。然美国并没选择直接对抗日本，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扶持亲美派和增加对华借款及出口援助。1933年宋子文出使欧美，从美借到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并应允对华出售飞机。这一系列举措显然与日利益背道而驰。“天羽声明”威胁说：“若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统一和繁荣，有待于中国本身的觉醒和努力，不能依靠别国利己主义的开发” ⑥。天羽的谈话实质上是宣示日本是“东亚主人”，任何国家想进入中国市场都须得到其允许。而美政府对天羽声明的照会外交表态：“在美国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中，美国政府总是要适当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与合法权益，他希望其他政府也适当考虑到美国的权利、义务与合法权益” ⑦，显得缓和得多。显然，美不愿与日发生直接对抗，而是扶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给予经济援助捞取利益。
1934年6月，美国会通过《白银购买法》。为增加国库储备，大量收购白银，致国际银价高涨，日亦趁机在华北武装走私白银，导致华白银迅速外流。三个半月竟然流出白银2亿元以上。美转嫁经济危机的白银政策，致大量白银流出，加重中国经济危机。而日在华北走私白银抬价抢购白银，事实上使其捡到打击中国经济的利器。美国内政策产生的“负外部性”作用事实上成了日对华打击的帮凶。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再放弃白银本位，实行外汇本位的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法币”作为殖民性质货币，不得不依靠一个“锚”为其信用背书。日本想把中国纳入日元体系，但蒋介石对日怀疑而对美抱有很大希望。罗斯福和摩根索等人表示可以考虑，但遭到参议院坚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转而向英国求助，英再三考虑之后，同意借款1000万英镑作为法币发行准备金。尽管美国人摩尔索认为这是打击英镑推动美元的好机会，但他没能得到美政府和国会的支持。虽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是以祈求姿态希望美国能效仿英国，但直到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为止，美国依旧无动于衷。面对法币与英镑挂钩的事实，摩根索很气恼，这一年曾一度停止收购白银，打压法币。
而中国币制改革一出台就招来了日本的强烈反应。日外务省称，中国竟未商诸于日政府以取得日方合作而突然采取此种改革，足见无意改善日中邦交。陆军省竟称，南京首领们为私利而将国家出卖给英国……不仅影响四亿中国人民的福利，亦且威胁东方和平作为东亚安定力量的日本，对于英国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置于它的资本统治之下的企图，不能漠视，将被迫采取适当步骤。同时，日军强迫商震、宋哲元等人将华北白银移送至南京中央银行，并责令在华日本银行不得将白银移送中方。11月8日，日驻华武官几矶谷廉介亦发声反对币制改革，声称不惜以武力制止华北白银输送。面对日方强硬立场，蒋介石实质上向其妥协，称华北币制改革可以“变通办理”，将华北地区之白银存于天津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并称欢迎日方参加改革。与此同时，1935年11月，伪“满洲国”宣布放弃银本位，实行日元本位，欲在华北与法币对抗。蒋虽得英支持实行币制改革，但依旧想获美国购买白银换取外汇之支持，美则疑中英有密约，亦虑或引英日疑心，一直犹豫不决。虽此，在中方的努力下，最终中美达成协议：美承诺购买中方白银7500万盎司，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万美元借款的担保。1935年11月至次年7月，中方向美出售白银达1.87亿盎司，收0.94亿美元，法币获稳⑧。币制改革使法币被纳入英镑及美元市场，加深了中美英的联系，形成了“法币”为先锋的英镑美元圈与日元圈在华北的“对峙”。这一美国“战术退让，战略进攻”经济态势的形成，为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突破美对日经济压制埋下了祸根。
三、日美政策的异同
就战略而言，对华北经济政策是日本面临中方军事阻力和国际压力的权宜之策，是相对于政治军事颠覆而言的另一条“腿”。虽然日方宣称“日中经济提携”是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但实质是想先把华北经济纳入其控制中，实行“经济殖民”，为“军事殖民”和“政治殖民”作准备。华北经济政策是日本在这一时期称霸东亚战略的“软政策”。尽管如此，日在华北不管是常规贸易，开设银行厂矿，修建铁路往往以军事威慑及政治颠覆为辅。此外还采取了“超倾销政策”，非法走私，破坏法币改革等手段。不管是战略意图还是战术意图，日方都表现得咄咄逼人。这反而激化了中方反日情绪和南京政府对日不信任感。虽然日方也试图拉拢蒋介石和扶持南京的“亲日派”，但因其行为使蒋对其不信任，在“法币改革”中倒向英美，让“日中经济提携”希望化为泡影。最终，日本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美梦”，不得不走上先军事占领，扶持傀儡政权的老路。
不同于日本，称霸世界并非美国的既定战略。但不管是实力还是愿望，这种在太平洋对撞的倾向已经是越来越强烈了。故，美日在东亚发生竞争，只是时间问题。威尔逊总统第一次把美国带上国际舞台，就已经是以一个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姿态出现。罗斯福接管了胡佛的“烂摊子”，虽采取有效手段缓解本国经济危机，但要彻底走出危机还必须依托国际市场。不同于日本把东亚视作其势力范围和核心利益，美国把西太平洋视作其全球市场之一，难谓核心利益。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依靠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就可占领中国市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进一步压缩日在华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天羽声明”显盛气凌人，美国随后的照会显得温和得多。但在实质上，美国成功用战术上的退让来掩饰了其战略上的进攻态势。美国不谋求对华武力占领，也避免在日本进犯华北时与其直接对抗，而是采取用廉价美国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南京政府借债、销售飞机以及扶持“亲美派”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对华政策就已经让日本感到坐立难安。而英美允许把南京政府的货币体系纳入“英镑圈”和“美元圈”，与“日元圈”形成对立，就彻底打碎了由日本主导整合东亚经济圈的“迷梦”。到这时，通过战争赶紧占领中国这片土地似乎已经成为被美国不断压缩战略空间的日本实现“霸权梦”唯一的选择。对美日而言，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政权都无力阻止他们争夺霸权和利益。事实上，美日两工业资本主义帝国的同质化竞争就是一种“零和”博弈，中国作为一个原料和销售市场就像两匹恶狼口中争夺的羔羊，身不由己。美国对华进取性的经济战略与日本进攻性的经济战术在华北发生了碰撞，处于战略守势的日本最终铤而走险，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依靠武力独占东亚市场。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美却没选择与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在把中国纳入其“殖民”版图这一点上，美日有着高度共识。可以说，这场战争是美日之间的“合谋”。自1840年来，除了侵略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外，中国被掠夺的态势依然没有改变。而一个把立国之基构建在对外国的“依附”和对本国买办、地主、资本家的依靠之上的南京政权，难以发动中国最广大的人群，难以组织出一支足以对抗侵略者的力量来维护帝国主义争霸时代的国家独立与安全。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回望历史，或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或教训。
注释：
①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庞宝庆;《论日本“昭和恐慌时期的金融政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06页-109页。
③⑥⑦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5-298页，第261-264页，第266-267页。
④高书全等著：《中日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⑤⑧吴东之编著：《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第365-37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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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吴东之编著.中国外交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4]高书全，孙继武，顾民.中日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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