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穿越时空的幽灵2012观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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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所有大片之中,最值得人寻味的一定是岁末上映的《2012》,都是人们的末世情绪在买单。人们总是无法停止思考关于“自己将如何终结”这一类命题。对生命的敬意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对末世的兴趣度远远高于信仰。于是《2012》将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灾难片了,我们大可称其为“哲学片”。
  
  回顾去年,似乎是终结在一片对于末日的讨论声中。然后,在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我们发现自己还剩下1085天可活。这让一些人开始学习钻木取火,一些人想要去西藏,一些人想卖掉房子将钱在这剩下的时间里通通快活掉,还有一些人想方设法地要去搞一架私人飞机……一点也不夸张。
  
  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所以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真的只有1085天的时间,你会怎样去度过?关系淡漠的父子开始试着了解对方,一对死敌停止了剑拔弩张而握手言和,或者有人终于放下了负担去播下内心埋藏已久的梦想的种子……煽情的剧集中的一切都可能在现实中上演,因为“毫无目的性的生命”是不被人接受的,人们也害怕不告而别。另一方面,对于世界末日的揣疑亦会让我们看到现实: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新型病毒诞生、食品安全危机、社会道德缺失……这真是一个糟糕的世界,但人们对这一切的兴趣远远不及末日。在某种程度上讲,《2012》像是一个婉转的提醒。我们是时候改变了。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将整部电影理解为一个玩笑。2012年12月21日的情况到底会是怎样,谁会真正Care?相约看片归来的编辑们都各自思考着自己的末日议题,有轻松的,亦有不乏严肃的,我们在下文一一奉上。但一定要相信我,这些或刁钻,或搞笑,或义正言辞的文字背后的人,都深深热爱着生活,并且从容不迫地活在这个也许“即将毁灭的世界上”,在生活的态度上,也大都比较严肃,好吧,至少是认真。
  
  末日物件:方舟
  陈成:谁该赴死,谁该继续生活?
  电影《2012》续写了关于末日的堕落与救赎的故事。在此永恒的命题依然横陈在我们面前:谁该赴死,谁该继续生活?
  上帝的逻辑让他在罪孽深重的人群中,拣选了义人诺亚,他很守本分,而他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也没有误入歧途。于是,洪水在地上泛滥,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天地间独活的,唯诺亚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以及洁净的畜类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七公七母。科学的逻辑则是,在广为流传的沉船逃生排序问题中,我们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奉行人类社会之公约,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道德伦理学等等理智的角度,沉着做出判断——只因我们在困境之外。《2012》的逻辑显然是混乱的,但也是最现实的:各国元首及亲人包括宠物,能支付10亿欧元一张船票的巨富,小部分能派上用途的科学家,据说是通过生物学家挑选出来的优良人种,生命力强悍的“小强们”——他们属于意外。
  但这所有的逻辑都足以让个体的人陷入绝望,因为他面临的是被拣选而非自主的处境,是绝对的不自由,在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神或群体面前,抗争的声音、生命的权利显得苍白而无力。新教徒们曾因自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辛勤劳作并以此再次增强自己的自信,可在“后2012”的时代,谁能自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凭借什么而获此自信?如是,我宁愿抛弃所有的逻辑,重返古老的信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彻底的无情,更是彻底的平等。方舟载不动所有的人,更载不动永恒的生命困境。
  
   末日人物:黄石公园的Charlie
  张觅:世界开始时一定没有我,世界结束时但愿有我
  无论玄幻与否,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死,正如一切有生终究免不了有情。何况,《2012》的主要宗教来源与支撑——玛雅预言、《圣经》、《易经》与藏传佛教,俱是言之凿凿有板有眼。何况电影美好加煽情,如同理想主义之空想,等同于愤青之抱怨。三个字,不存在。你可能还算认可让某部分人优先存活,但是你看,所谓的民主与民心,简单到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惜公正公平之理所应当,俱是说辞。“2012”所引发的乱世闹剧,看得人中风昏厥。这世界从来没有让人满意过,任你奔走呼号,他人之天堂那确实是你之地狱,世界开始就是这样,结束也断然不会改变。于是我们学会宽容学会不抱怨,也不过是一个姿态,说明你满脑肥肠已然很沧桑很成熟,因为当愤青也确实面目可憎没意思更没得趣味……诸此种种,如同世界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皮却林”——厌恶加厌倦都是姿态都不需要——“坐在树干里等白云飘过和洗干净在家等情人其实几无区别”。
  面对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生,唯一的乐趣恐怕就是末日了。相信世界末日是会让哪怕“多余人”与“边缘人”都兴味盎然的。这乐趣都在黄石公园的查理那里。天啊,他很passion而且很有style哦!要知道,面对这个无趣而无望的世界,做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重要。很多事情让我们厌恶加厌倦,只有末日之风光,方能唤醒沉重之胃口。作设身处地之想,既然末日已是事实,任何感叹悲叹都是徒劳,什么环保啦拯救啦,别扯淡了,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在意过。更有生之偶然死之慰然等宏大叙事,全是人之想象,让你死得安稳点踏实点,看,大家都一起着是不!?
  查理的故事说明,为什么不能有趣点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得太对了——这世界开始的时候,一定没有我;这世界结束的时候,但愿有我。去看风景吧,何必挤那趟票价上亿的方舟呢?有意思么?末日的火星四射和恐怖离奇,绝对荡气回肠不会令你失望。所以,如果末日,请跟查理在一起吧!要不,在豆瓣上一起组团看风景。“别忘了是查理第一个告诉你们的哦!”这是我听过最靠谱的理想主义的声音。多温暖,多感动。人类其实无需拯救,恰如其分的煽煽情就很好了。
  
   电影元素:中国元素
  王诗元:原来《2012》讲的是“当下国际形式”
  据说,《2012》进入内地影院,史无前例地享受到了“一刀不剪”的优待。这与影片为了讨好中国观众所做的表面工作不无关系。除了影片开始的G8会议,每到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与各个大国进行秘密磋商时,导演都为中国留了一个席位。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影片末尾在讨论方舟是否应该向更多的人开放时,导演告诉我们,中国是率先同意打开方舟大门的国家之一。此举一反荷里活常态,将中国“供奉”成了人道主义国家。
  中国观众对《2012》的一大兴趣来源于影片中的中国元素。“鹰派”观众纠结于美国方舟总指挥官一句“只有中国才能完成这样的庞大工程”,愤慨地认为美国人在暗讽中国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的人力调配;“鸽派”观众则对影片中透射出的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可感到满意。然而,不论“鹰派”还是“鸽派”,都不能回避影片中一再出现的中国脸谱化。
  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命题,当末世来临,中国被赋予了拯救人类的使命后,观众已经不愿再去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而是与时俱进地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怀着大国国民应有的视野、身处所谓中美G2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来思考《2012》。在这样的宏大主题下,再要深究所谓的荷里活的中国面孔,似乎显得有些“小国寡民”。
  然而,影片对中国人的脸谱化处理,在继承好莱坞商业大片一贯传统的同时,也因为国际背景的变化而显得颇有深意。一方面,中国崛起的事实令好莱坞无法拒绝,另一方面,西方人对于中国价值观的改变显然无法像中国崛起的速度那样迅速。于是,客观变化与主观固执便奇妙地纠缠在了一起,搞得罗兰·艾默里奇手忙脚乱,这边厢继续塑造着一个个面孔狰狞、冷漠刻板的中国脸谱,那边厢又史无前例地褒扬中国的人道主义。
  电影里折射出的“当下国际形势”,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命题。20后,如果罗兰·艾默里奇再拍一部人类逃亡外太空的灾难片,不知道主人公是否会变成中国人?
  
   末日头彩:幸运!
  杨玫:灾难片的一般定律、人生,或其它
  配角总是要死的,主角一定是会活下去,不管他一开始表现得多么倒霉懦弱手无缚鸡之力。这是灾难片、恐怖片和惊险枪战片的优良传统(爱情片则相反)。离开了这些套路,惊险片就不叫惊险片,而叫伦理片或文艺片甚至先锋实验片。于是,我们就看着大地仿佛被收买了似的总在男主角的车背后不到一米处开裂;连喜马拉雅山都要配合没了燃油的飞机,屁颠屁颠地挪移了一千多米。在男主角的脑袋上一定闪耀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信春哥!
  “配角死亡的必然性”是灾难片、恐怖片和惊险枪战片的优良传统。离开了这些套路,惊险片就不叫惊险片,而叫伦理片或文艺片甚至先锋实验片。
  可是我们的人生呢?
  生活的舞台上,人们上上下下,生旦净末丑,他们各司其职。可是谁是主角,谁又是配角?青史留名者,如伊丽莎白二世、康熙大帝或拿破仑,默默无闻者如草芥小民,都有着自己的戏份。在后者眼里,当自己上场、咏唱出属于自己的那个调子时,舞台才是自己的舞台,旁人纵再尊贵再声势赫然,也只是配角。昔日秦军大破六国,大将白起一夜间坑杀40万赵国降卒,那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归入“四十万余”中。然而那每一条生命,亦有自己舞台上的喜怒哀乐,于至亲眼中,亦是如此不可替代。主角焉在?配角焉在?而当舞台起火的时候,我们这些共处于一个舞台上表演的大众,又有谁能从容退场?
  影片开头,卓明谷分明仿若大地震时的汶川。当巨大天灾骤然降临,甚至没有如《2012》般提前三年的隐瞒和准备时,我们平日所积累的一切财富、人脉、机敏……在这一刻刹那烟消云散。诚如“10000”的成立,全仰赖于前面的“1”(生命),当“1”消失,后面的4个“0”,也仅仅是“0”。佛经中有着深刻的教诲:一定会死;死期不定;死时除了善法,没有任何能利益自己。
  人生大幕已经拉开,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合拢。我们究竟要演出一幕怎样的戏剧,却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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