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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波特假说”,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进行环境控制的主体,但由于缺少制定政府环境控制措施的充分依据,政府环境控制的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企业应建立环境控制体系从内部进行环境控制,该体系不但可以加强企业内部的环境控制,提高企业环境业绩,还可以为外部的政府环境控制提供充分的决策有用信息,达到内外部主体相呼应控制的最优效果。为此,本文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证明环境会计控制的协调作用,并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实证证明。
关键词:环境会计控制;政府环境控制;企业环境业绩;波特假说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9)05-0008-07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trol, Government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Empirical Dat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YAO S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is always the primary force based “Porter Hypothesis”. However, because of short of the adequate basic information, the effect from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is decreasing. In order to solve i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trol b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is system, not only the inside environmental control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can be improved, but also the government can gain the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then, the optimal control effect comes into being. This paper constitutes the academic and empirical model to prove this harmonious func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trol.
Key words: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tro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Porter Hypothesis
1 引言
由于市场失灵,政府规制一直被认为是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控制最有效的手段。正如庇古所言,当一个企业产生环境污染时,政府征税或补贴可以有效地纠正企业的污染行为。庇古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占据着环境规制思想的主流。但之后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质疑,原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加强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的遵循成本[1],同时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财务业绩。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特假说”提出,这种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波特假说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因此,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使政府和受规制的企业受益,即可达到“双赢”效果。反对者认为“波特假说”所要求具备的条件非常苛刻,而且缺少大量数据来证明其正确性。
1993年,一种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方式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应运而生,该体系以工业减废、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作为其核心内容。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使企业成为了继政府之后的第二大环境控制主体,给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从企业内部寻求环境控制的途径。但ISO14000中并没有涉及到会计内容,其实施过程中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体现为企业财务指标)的贡献表现为事后的无法测量性[2]。作为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代表,环境的会计控制应是最有优势的手段之一。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会计控制作用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会计“从职能的重要性来讲,控制是第一位的,观念总结是第二位的”[3]。因此,会计控制是贯穿经营全过程始终、涉及管理活动各方面的基本职能。但当前文献对会计控制在环境控制中作用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文拟就在政府环境规制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环境会计控制对企业环境业绩的影响进行研究。
2 文献回顾
政府环境规制、企业内部环境控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研究的焦点。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如采用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其创新能力,采用新技术能够保持国家的竞争力,但支持“波特假说”多为轶事性证据。譬如,由于导致大气臭氧破坏的氟氯化碳(CFC)被分阶段停止,使得杜邦公司研发了无害的替代产品。其他的来自于美国EPA的例子同样支持了波特的观点,包括为了应对《空气清洁法案》要求挥发性有机物(VOC)的排放限制,发展了具有低VOC的新型漆和涂料;另外,为了应对污水排放中生物氧需要量的含量要求,瑞典改革了造纸的生产流程。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Oates et al.[4]的研究结论是污染税率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企业采用更为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技术;但Schmalensee[5]研究表明,严格环境规制导致企业为了遵守这些规制的研发费用增加,而这些研发费用的增加往往是以牺牲其他更有盈利性的研发活动为代价的。因此,环境规制可能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否能够引起业绩的增加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
近年来,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角度研究内部环境控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焦点是企业是否应该进行环境管理或者控制?早期的研究认为,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正相关[6];许多学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可以促进企业的声誉优势,增强投资者的信任,能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市场机会,这些也可以充分正面地反映在资本市场上[7~9]。但为了改善环境,外部性(如污染环境的成本)被转移到企业内部,这样就增加了经营成本,损害了企业的盈利性[10];大多数反对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只会增加组织的运营成本和减少股东的财富[11]。因此,环境内部管理和盈利性之间的关系非常不明朗,高盈利是否导致高社会环境责任或者高社会环境责任是否导致高的未来盈利性,这样的直接关系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12]。Potoski, Prakash[13]和Russo[14]研究表明,ISO14001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减少环境污染。而Ziegler 和Rennings[15]研究发现,EMS并不能显著影响德国企业的环境改革和削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Dahlstrom et al.[16]使用英国数据研究认为,无论是ISO14001和EMAS对企业遵守环境规制效果都没有正向影响。但事实上,许多经理认为,企业内部环境控制作为遵循环境规制的手段,考虑较多的是在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的权衡,最为理想的情况是最小化环境控制的显性成本,其他成本被削减或者收入增加。在国内研究方面,耿建新,肖振东[17]对深沪两市1997~2003年取得ISO14000认证的123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可以取得相对于同行业及未通过认证公司出口收入的超常增长率。王立彦,林小池[18]选取148家在2003年12月31日之前通过ISO14000系列认证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ISO14000系列认证对股东权益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由于国内通过ISO14000系列认证的企业相对较少,而且部分上市公司并未直接披露认证情况,因此,虽然国内研究结果表明ISO14000对企业的出口以及企业价值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作为政府规制和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代表,外部政府环境控制和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应结合起来才能起作用。Senden[19]认为,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是一种互动、互溶、互补的关系,自我规制有利于政府规制功能的延伸与发挥,有利于弥补政府规制不足,而政府规制则可为自我规制提供动力与制度保障。但实际研究中,两者是被严格割裂的,虽然Arimura et al.[20]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并不弱化ISO14001作用,而且政府命令式规制与自愿性规制可以并存,但并没有具体研究联系两者之间的纽带是什么,也没有给出这些规制对企业环境业绩影响程度有多大。本文提出使用环境会计控制作为联系外部政府规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有效手段,并分析政府规制与会计控制共同作用下对企业环境业绩的影响。
3 理论分析
3.1 不存在环境会计控制下的控制力度协调
在不存在环境会计控制的情况下,假设政府环境控制力度和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分别用G(t)和E(t)表示,其中t代表时间变量。
在企业环境控制方面,由于缺乏自发性环境控制行为,因此,主要受到外部政府环境控制的驱动。但政府环境控制中包含的两种控制力对企业环境控制行为影响不同,日常性环境控制对企业的作用较之例外性环境控制要小,特别是环境恶化较为严重,环境事件发生频率较大,政府主要依靠例外性环境控制情况下,企业主要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例外性环境控制g2(t)。因此,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函数为
E(t)=e(G(t))=e(g1(t)+g2(t))(3)
其中e(x)函数是降级函数,也就是将原来的数降低一个数额。由于政府环境控制并不基于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因此,企业对此的反应是消极的,其力度要比政府环境控制要小。如果政府环境控制对企业真正有效,其边际政府环境控制力度变化率和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变化率应相等。由于这两种控制力度在时间跨度上存在差异,我们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来讨论这个问题。
(1)短期比较
可见,从长远看,例外性政府环境控制对企业环境控制行为起到主导作用,这种大幅度变化的控制行为,会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而企业对待这样例外性环境控制手段也比较慎重,但也尽量减少外部环境控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总之,政府环境控制在没有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的情况下,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环境控制是脱节的,导致最终控制效果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减少甚至杜绝例外环境控制;另一方面,应结合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建立外部政府环境控制,并以环境会计信息为制定控制政策的基础。
3.2 存在环境会计控制下的控制力度协调
假设在政府环境控制措施和企业自发控制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企业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而政府也能够依据企业建立起来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提供的环境会计控制信息进行外部环境控制。那么,我们考察一下在存在环境会计控制情况下两者控制力度的协调。
由于政府依据企业的环境会计控制信息制定宏观环境控制目标以及相关控制措施,并充分考虑到了与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的呼应性,因此,政府环境控制中例外性环境控制会越来越少,直至为零,以日常性环境控制为主。这样,政府环境控制力度函数为
G(t)=g(A(t))(11)
其中A(t)为企业环境会计控制力度函数,政府控制主要依据该函数的变化进行环境控制。
企业内部环境控制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的政府环境控制的影响,另一部分来自于企业自发的环境会计控制。因此,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函数为
E(t)=e(g(A(t)))+A(t)(12)
当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环境控制协调一致时,两者函数曲线的波动应一致,也就意味着两者曲线在任何一点的斜率应一致。从(11)式和(12)式看,在协调G(t)和E(t)的斜率方面,企业环境控制A(t)起到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环境会计应控制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政府与企业环境控制协调起来?
因此,如企业环境会计控制能够按照(16)式的结果进行控制,可以使得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协调一致,达到最优的环境控制效果。
4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政府作为环境控制的主体,无论是通过日常性环境控制还是通过例外性环境控制,从总体看,政府环境控制对企业的环境业绩具有促进作用。Magat,Viscusi[21]研究表明监管可以减少企业20%的排污量;Laplante,Risstone[22]认为不但检查(inspection)而且由检查造成的威慑可以减少企业28%的排污量。而Nadeau[23]研究表明,在美国纸浆和造纸行业,检查能够显著减少企业违背空气污染标准的持续时间。
假设1 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相关关系。
虽然环境会计控制在国内并没有得到系统研究,但企业中对环境会计控制手段也或多或少地在被实施着。理论上讲,只要实施了环境会计控制措施,对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推动作用。
假设2 环境会计控制与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相关关系。
环境会计控制是连接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桥梁,因此,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具有协同作用,应共同对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这种正向推动作用的前提是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而且,政府环境控制措施是依据这个完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所提供的控制信息来进行制定的。目前,国内现实情况并不满足这样的前提,因此,这样推动的作用可能并不显著。
假设3 政府环境控制和环境会计控制的共同作用与企业环境业绩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在国内,企业往往关注财务业绩胜过关注环境业绩,因此,更可能的结果是,企业会牺牲环境业绩来换取财务业绩;另外,良好环境业绩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负债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好的环境业绩。
假设4 企业财务业绩、负债水平与环境业绩呈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企业环境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5 变量设定与实证分析
5.1 样本选择
国家环境部于2004~2005年分4批评定了38家企业为“环境友好企业”,在这38家企业中,共有12家公司为上市公司或者其母子公司为上市公司。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选取了这12家被评定为“环境友好企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突出对比效果,我们选取相同数量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样本,具体选择标准为:
(1)一家样本公司选取一家对照样本公司;
(2)对照样本公司与研究样本公司是同一行业;
(3)对照样本公司是所在行业财务业绩最好的一家公司,财务业绩以每股收益(EPS)作为衡量标准。
由于样本公司中“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同行业企业只有“中海油服”这一家公司,因此,共得到了11家对照样本。研究时间区间为2000~2007年,考虑到一些上市公司具体上市时间的因素,共得到了127个样本,具体分布见表1。
5.2 变量设定
(1)企业环境业绩(EP,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根据Neely et al.[24]的定义,企业环境业绩是指企业一系列环境控制行为的效率与效果。企业环境业绩的衡量方式较为常见的有两种,分别为TRI/销售收入[25]以及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26]。由于国内上市公司对污染物及有毒污染物的排放量披露不足,因此,使用这两种方法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环境业绩非常困难。我国从2004年起对国内企业进行“环境友好企业”评定,评定主要指标共有27个,包括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等关键指标。虽然目前还不能得到这些指标的具体数据,但通过“环境友好企业”评定企业的环境业绩是较高的。因此,本文采用等级打分的方法,具体为:获得“环境友好企业”称号当年及之后为7分;获得“环境友好企业”称号之前为5分;而对照样本公司的环境业绩并无实际资料支撑,因此,对其环境业绩指标得分为均分3分。
(2)政府控制程度(GCD,Government Controlling Degree)
国内外对政府控制程度尚无可以借鉴的衡量指标,本文主要采用政府颁布环境法律法规的数量作为衡量政府控制程度的指标。由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作为政府日常控制手段之一,颁布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是加强对企业控制力度的主要表现。法律法规的层次不同,影响力也就不同,因此,在量化控制程度时,颁布的法律得分为3分,行政法规为2分,部门规章为1分。
(3)会计控制程度(ACD,Accounting Controlling Degree)
环境会计控制程度采用类似Wiseman指数[27]的方法进行构造。Wiseman 指数构建方法是将环境披露信息分为4大类18条目,分别为:经济因素(5条);环境诉讼(2条);污染控制活动(5条);其他环境披露(6条)。并逐条进行打分:数量披露3分;非数量披露2分;一般意义提及1分;没有披露0分,最后加总得到Wiseman 指数。Wiseman 指数并不区分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是会计信息。在国内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年报中一般在两个部分披露环境信息,分别是董事会报告和会计报表附注。在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体现了公司对环境会计控制的重视,应在ACD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在董事会报告中进行披露环境信息也体现一定的会计控制因素在里面,但所占比重应相比较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要小。因此,本文在构建ACD指数中遵循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在会计报表附注内披露的环境信息,金额披露得5分,数量披露得3分,非数量提及得2分,未提及则为0分;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金额披露得3分,数量披露得2分,非数量提及得1分,未提及为0分。按照这样规则得到每年每个样本公司的ACD指数。 (4)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企业财务业绩每股收益(EPS)、公司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SIZE)以及公司债务水平(LEV),其数据按照正常计算方法得到。除了企业环境业绩EP、政府环境控制力度GCD以及环境会计控制力度ACD等变量通过手工收集以外,其余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北大CCER数据库。
5.3 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立两个模型来验证以上四个假设,模型1将政府环境控制变量GCD和会计控制变量ACD直接放入模型与企业环境业绩EP直接进行回归,主要考察这两个变量对企业环境业绩的影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环境控制与环境会计控制的交叉变量,考察当存在两者相互作用时对企业环境业绩EP的影响程度。并与模型1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在差异。具体两个模型为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看,政府环境控制GCD和环境会计控制ACD与企业环境业绩EP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务业绩EPS、负债水平LEV与企业环境业绩EP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引入政府环境控制和环境会计控制的交叉变量之后,回归结果发生了变化。从模型2回归结果看,政府环境控制GCD仍然与企业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略为降低。环境会计控制ACD发生了方向改变,显著性也降低下来,而且政府环境控制和环境会计控制的交叉变量与企业环境业绩EP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是目前环境会计控制并不完善,无法成为连接企业内外环境控制的桥梁,因此表现为单独对企业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而把政府环境控制与环境会计控制共同作用考虑进去之后,它对企业环境业绩EP的作用方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他控制变量的方向与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与假设结果一致。
6 简要结论与建议
目前,政府环境控制一直是控制企业环境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但从理论上看,应有内部环境会计控制与政府环境控制配套才能达到最优效果,但由于国内上市公司并未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因此,环境会计控制虽然对企业的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与政府环境控制的协同作用表现并不明显。另外,国内上市公司通过牺牲环境业绩来换取良好财务业绩的现象较为普遍。本研究认为,通过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可以发挥会计控制的基础性和切实性的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业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环境会计控制体系所提供的环境控制信息,有利于政府制定环境控制的措施,能够更大地发挥政府环境控制的效力,达到环境会计控制与政府环境控制协同控制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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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会计控制;政府环境控制;企业环境业绩;波特假说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9)05-0008-07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trol, Government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Empirical Dat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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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tro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Porter Hypothesis
1 引言
由于市场失灵,政府规制一直被认为是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控制最有效的手段。正如庇古所言,当一个企业产生环境污染时,政府征税或补贴可以有效地纠正企业的污染行为。庇古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占据着环境规制思想的主流。但之后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质疑,原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加强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的遵循成本[1],同时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财务业绩。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特假说”提出,这种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波特假说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因此,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使政府和受规制的企业受益,即可达到“双赢”效果。反对者认为“波特假说”所要求具备的条件非常苛刻,而且缺少大量数据来证明其正确性。
1993年,一种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方式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应运而生,该体系以工业减废、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作为其核心内容。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使企业成为了继政府之后的第二大环境控制主体,给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从企业内部寻求环境控制的途径。但ISO14000中并没有涉及到会计内容,其实施过程中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体现为企业财务指标)的贡献表现为事后的无法测量性[2]。作为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代表,环境的会计控制应是最有优势的手段之一。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会计控制作用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会计“从职能的重要性来讲,控制是第一位的,观念总结是第二位的”[3]。因此,会计控制是贯穿经营全过程始终、涉及管理活动各方面的基本职能。但当前文献对会计控制在环境控制中作用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文拟就在政府环境规制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环境会计控制对企业环境业绩的影响进行研究。
2 文献回顾
政府环境规制、企业内部环境控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研究的焦点。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如采用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其创新能力,采用新技术能够保持国家的竞争力,但支持“波特假说”多为轶事性证据。譬如,由于导致大气臭氧破坏的氟氯化碳(CFC)被分阶段停止,使得杜邦公司研发了无害的替代产品。其他的来自于美国EPA的例子同样支持了波特的观点,包括为了应对《空气清洁法案》要求挥发性有机物(VOC)的排放限制,发展了具有低VOC的新型漆和涂料;另外,为了应对污水排放中生物氧需要量的含量要求,瑞典改革了造纸的生产流程。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Oates et al.[4]的研究结论是污染税率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企业采用更为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技术;但Schmalensee[5]研究表明,严格环境规制导致企业为了遵守这些规制的研发费用增加,而这些研发费用的增加往往是以牺牲其他更有盈利性的研发活动为代价的。因此,环境规制可能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否能够引起业绩的增加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
近年来,从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角度研究内部环境控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焦点是企业是否应该进行环境管理或者控制?早期的研究认为,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正相关[6];许多学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可以促进企业的声誉优势,增强投资者的信任,能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市场机会,这些也可以充分正面地反映在资本市场上[7~9]。但为了改善环境,外部性(如污染环境的成本)被转移到企业内部,这样就增加了经营成本,损害了企业的盈利性[10];大多数反对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只会增加组织的运营成本和减少股东的财富[11]。因此,环境内部管理和盈利性之间的关系非常不明朗,高盈利是否导致高社会环境责任或者高社会环境责任是否导致高的未来盈利性,这样的直接关系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12]。Potoski, Prakash[13]和Russo[14]研究表明,ISO14001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减少环境污染。而Ziegler 和Rennings[15]研究发现,EMS并不能显著影响德国企业的环境改革和削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Dahlstrom et al.[16]使用英国数据研究认为,无论是ISO14001和EMAS对企业遵守环境规制效果都没有正向影响。但事实上,许多经理认为,企业内部环境控制作为遵循环境规制的手段,考虑较多的是在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的权衡,最为理想的情况是最小化环境控制的显性成本,其他成本被削减或者收入增加。在国内研究方面,耿建新,肖振东[17]对深沪两市1997~2003年取得ISO14000认证的123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可以取得相对于同行业及未通过认证公司出口收入的超常增长率。王立彦,林小池[18]选取148家在2003年12月31日之前通过ISO14000系列认证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ISO14000系列认证对股东权益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由于国内通过ISO14000系列认证的企业相对较少,而且部分上市公司并未直接披露认证情况,因此,虽然国内研究结果表明ISO14000对企业的出口以及企业价值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作为政府规制和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代表,外部政府环境控制和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应结合起来才能起作用。Senden[19]认为,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是一种互动、互溶、互补的关系,自我规制有利于政府规制功能的延伸与发挥,有利于弥补政府规制不足,而政府规制则可为自我规制提供动力与制度保障。但实际研究中,两者是被严格割裂的,虽然Arimura et al.[20]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并不弱化ISO14001作用,而且政府命令式规制与自愿性规制可以并存,但并没有具体研究联系两者之间的纽带是什么,也没有给出这些规制对企业环境业绩影响程度有多大。本文提出使用环境会计控制作为联系外部政府规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有效手段,并分析政府规制与会计控制共同作用下对企业环境业绩的影响。
3 理论分析
3.1 不存在环境会计控制下的控制力度协调
在不存在环境会计控制的情况下,假设政府环境控制力度和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分别用G(t)和E(t)表示,其中t代表时间变量。
在企业环境控制方面,由于缺乏自发性环境控制行为,因此,主要受到外部政府环境控制的驱动。但政府环境控制中包含的两种控制力对企业环境控制行为影响不同,日常性环境控制对企业的作用较之例外性环境控制要小,特别是环境恶化较为严重,环境事件发生频率较大,政府主要依靠例外性环境控制情况下,企业主要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例外性环境控制g2(t)。因此,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函数为
E(t)=e(G(t))=e(g1(t)+g2(t))(3)
其中e(x)函数是降级函数,也就是将原来的数降低一个数额。由于政府环境控制并不基于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因此,企业对此的反应是消极的,其力度要比政府环境控制要小。如果政府环境控制对企业真正有效,其边际政府环境控制力度变化率和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变化率应相等。由于这两种控制力度在时间跨度上存在差异,我们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来讨论这个问题。
(1)短期比较
可见,从长远看,例外性政府环境控制对企业环境控制行为起到主导作用,这种大幅度变化的控制行为,会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而企业对待这样例外性环境控制手段也比较慎重,但也尽量减少外部环境控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总之,政府环境控制在没有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的情况下,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环境控制是脱节的,导致最终控制效果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减少甚至杜绝例外环境控制;另一方面,应结合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建立外部政府环境控制,并以环境会计信息为制定控制政策的基础。
3.2 存在环境会计控制下的控制力度协调
假设在政府环境控制措施和企业自发控制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企业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而政府也能够依据企业建立起来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提供的环境会计控制信息进行外部环境控制。那么,我们考察一下在存在环境会计控制情况下两者控制力度的协调。
由于政府依据企业的环境会计控制信息制定宏观环境控制目标以及相关控制措施,并充分考虑到了与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的呼应性,因此,政府环境控制中例外性环境控制会越来越少,直至为零,以日常性环境控制为主。这样,政府环境控制力度函数为
G(t)=g(A(t))(11)
其中A(t)为企业环境会计控制力度函数,政府控制主要依据该函数的变化进行环境控制。
企业内部环境控制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的政府环境控制的影响,另一部分来自于企业自发的环境会计控制。因此,企业环境控制力度函数为
E(t)=e(g(A(t)))+A(t)(12)
当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环境控制协调一致时,两者函数曲线的波动应一致,也就意味着两者曲线在任何一点的斜率应一致。从(11)式和(12)式看,在协调G(t)和E(t)的斜率方面,企业环境控制A(t)起到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环境会计应控制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政府与企业环境控制协调起来?
因此,如企业环境会计控制能够按照(16)式的结果进行控制,可以使得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协调一致,达到最优的环境控制效果。
4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政府作为环境控制的主体,无论是通过日常性环境控制还是通过例外性环境控制,从总体看,政府环境控制对企业的环境业绩具有促进作用。Magat,Viscusi[21]研究表明监管可以减少企业20%的排污量;Laplante,Risstone[22]认为不但检查(inspection)而且由检查造成的威慑可以减少企业28%的排污量。而Nadeau[23]研究表明,在美国纸浆和造纸行业,检查能够显著减少企业违背空气污染标准的持续时间。
假设1 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相关关系。
虽然环境会计控制在国内并没有得到系统研究,但企业中对环境会计控制手段也或多或少地在被实施着。理论上讲,只要实施了环境会计控制措施,对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推动作用。
假设2 环境会计控制与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相关关系。
环境会计控制是连接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桥梁,因此,政府环境控制与企业内部环境控制具有协同作用,应共同对企业环境业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这种正向推动作用的前提是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而且,政府环境控制措施是依据这个完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所提供的控制信息来进行制定的。目前,国内现实情况并不满足这样的前提,因此,这样推动的作用可能并不显著。
假设3 政府环境控制和环境会计控制的共同作用与企业环境业绩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在国内,企业往往关注财务业绩胜过关注环境业绩,因此,更可能的结果是,企业会牺牲环境业绩来换取财务业绩;另外,良好环境业绩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负债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好的环境业绩。
假设4 企业财务业绩、负债水平与环境业绩呈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企业环境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5 变量设定与实证分析
5.1 样本选择
国家环境部于2004~2005年分4批评定了38家企业为“环境友好企业”,在这38家企业中,共有12家公司为上市公司或者其母子公司为上市公司。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选取了这12家被评定为“环境友好企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突出对比效果,我们选取相同数量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样本,具体选择标准为:
(1)一家样本公司选取一家对照样本公司;
(2)对照样本公司与研究样本公司是同一行业;
(3)对照样本公司是所在行业财务业绩最好的一家公司,财务业绩以每股收益(EPS)作为衡量标准。
由于样本公司中“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同行业企业只有“中海油服”这一家公司,因此,共得到了11家对照样本。研究时间区间为2000~2007年,考虑到一些上市公司具体上市时间的因素,共得到了127个样本,具体分布见表1。
5.2 变量设定
(1)企业环境业绩(EP,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根据Neely et al.[24]的定义,企业环境业绩是指企业一系列环境控制行为的效率与效果。企业环境业绩的衡量方式较为常见的有两种,分别为TRI/销售收入[25]以及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26]。由于国内上市公司对污染物及有毒污染物的排放量披露不足,因此,使用这两种方法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环境业绩非常困难。我国从2004年起对国内企业进行“环境友好企业”评定,评定主要指标共有27个,包括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等关键指标。虽然目前还不能得到这些指标的具体数据,但通过“环境友好企业”评定企业的环境业绩是较高的。因此,本文采用等级打分的方法,具体为:获得“环境友好企业”称号当年及之后为7分;获得“环境友好企业”称号之前为5分;而对照样本公司的环境业绩并无实际资料支撑,因此,对其环境业绩指标得分为均分3分。
(2)政府控制程度(GCD,Government Controlling Degree)
国内外对政府控制程度尚无可以借鉴的衡量指标,本文主要采用政府颁布环境法律法规的数量作为衡量政府控制程度的指标。由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作为政府日常控制手段之一,颁布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是加强对企业控制力度的主要表现。法律法规的层次不同,影响力也就不同,因此,在量化控制程度时,颁布的法律得分为3分,行政法规为2分,部门规章为1分。
(3)会计控制程度(ACD,Accounting Controlling Degree)
环境会计控制程度采用类似Wiseman指数[27]的方法进行构造。Wiseman 指数构建方法是将环境披露信息分为4大类18条目,分别为:经济因素(5条);环境诉讼(2条);污染控制活动(5条);其他环境披露(6条)。并逐条进行打分:数量披露3分;非数量披露2分;一般意义提及1分;没有披露0分,最后加总得到Wiseman 指数。Wiseman 指数并不区分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是会计信息。在国内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年报中一般在两个部分披露环境信息,分别是董事会报告和会计报表附注。在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体现了公司对环境会计控制的重视,应在ACD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在董事会报告中进行披露环境信息也体现一定的会计控制因素在里面,但所占比重应相比较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要小。因此,本文在构建ACD指数中遵循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在会计报表附注内披露的环境信息,金额披露得5分,数量披露得3分,非数量提及得2分,未提及则为0分;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金额披露得3分,数量披露得2分,非数量提及得1分,未提及为0分。按照这样规则得到每年每个样本公司的ACD指数。 (4)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企业财务业绩每股收益(EPS)、公司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SIZE)以及公司债务水平(LEV),其数据按照正常计算方法得到。除了企业环境业绩EP、政府环境控制力度GCD以及环境会计控制力度ACD等变量通过手工收集以外,其余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北大CCER数据库。
5.3 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立两个模型来验证以上四个假设,模型1将政府环境控制变量GCD和会计控制变量ACD直接放入模型与企业环境业绩EP直接进行回归,主要考察这两个变量对企业环境业绩的影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环境控制与环境会计控制的交叉变量,考察当存在两者相互作用时对企业环境业绩EP的影响程度。并与模型1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在差异。具体两个模型为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看,政府环境控制GCD和环境会计控制ACD与企业环境业绩EP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务业绩EPS、负债水平LEV与企业环境业绩EP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引入政府环境控制和环境会计控制的交叉变量之后,回归结果发生了变化。从模型2回归结果看,政府环境控制GCD仍然与企业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略为降低。环境会计控制ACD发生了方向改变,显著性也降低下来,而且政府环境控制和环境会计控制的交叉变量与企业环境业绩EP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是目前环境会计控制并不完善,无法成为连接企业内外环境控制的桥梁,因此表现为单独对企业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而把政府环境控制与环境会计控制共同作用考虑进去之后,它对企业环境业绩EP的作用方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他控制变量的方向与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与假设结果一致。
6 简要结论与建议
目前,政府环境控制一直是控制企业环境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但从理论上看,应有内部环境会计控制与政府环境控制配套才能达到最优效果,但由于国内上市公司并未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因此,环境会计控制虽然对企业的环境业绩EP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与政府环境控制的协同作用表现并不明显。另外,国内上市公司通过牺牲环境业绩来换取良好财务业绩的现象较为普遍。本研究认为,通过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体系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控制可以发挥会计控制的基础性和切实性的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业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环境会计控制体系所提供的环境控制信息,有利于政府制定环境控制的措施,能够更大地发挥政府环境控制的效力,达到环境会计控制与政府环境控制协同控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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