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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结合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版本考校与文本比读，以原文版本为源头，重点考察在翻译创作、传播过程中译本众版本的演进关系及背后缘由，最终发现现代翻译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是相关译作、译家和译史研究的起点，以求对译作、译家得失有准确把握，对翻译史有全面客观评价。
关键词：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版本研究 傅东华 翻译家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3－0129-05
On the Editio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ncurrently Talk about Edition Issues in the Translator Study of FU Donghua
Lu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es， 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hai， 200241）
Abstract： Derived from the editio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the editio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studies tak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to account, combining empirical and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ed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Starting with the criticism of source text editions, the edition study focuses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causal analysis of target text edition changes in (re)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with an aim to discover the unique textual feature of each edition and to expand the space of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to ensure an accurat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m all.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edition study; FU Donghua; translator studyy
ＣＬＣ number： I046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3-0129-05
版本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颇受重视，除以一贯之的书话外，新近出现的多部作品汇校、评校研究，为解读作品、了解作者创作心理、撰写现代文学史带来新的启迪。相形之下，现代翻译文学的版本研究相对薄弱，仅散见于书话、书评和翻译史研究。翻译研究中除重译复译和作品接受史研究外，很少触及众译本考据。翻译批评和文学评论则常缺乏版本校勘和谱系研究，版本选取随意，结论却具统摄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现代翻译文学版本意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其复杂性和独特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最终对拥有众版本的译作“做出完整、公正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1 ］本文试图界定现代翻译文学中的版本概念，结合翻译家傅东华研究中的史料整理，探讨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的对象、内容和基本范畴与途径。
1 现代翻译文学中的版本概念
“版本”广义上指一部书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2 ］在现代翻译文学中，和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一样，不仅涉及书本，还包括杂志、未辑入册的文章、诗歌等。
版本包括物质形态和内容两方面，前者是确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后者更为重要。现代翻译文学的版本内容也由正文本和副文本构成。正文本即正文，是版本主体内容，也是批评研究的核心。副文本则包括封面、扉页、题辞或引言、序跋、插图、附录、广告、版权等正文本之外的文字、图像内容，参与版本构成，“为正文本提供一种氛围和视界”，共同生成文本意义。［3 ］
“版本”作为图书学概念，所指具体，关注作品在传播中形成的各种差异。与之相关的“文本”概念则较抽象，属文献学、文学范畴，指用文字语言表现出来的语义交往形式，是创作主体创造的有待解释和接受的客体。［4 ］现代翻译文学中确有传播中产生的异本，但更多的是创作、修改形成的众版本，所以版本差异几乎就是文本差异。［5 ］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中，译本版本研究是最主要内容，但并不简单等同复译研究。复译本是已有译本之外，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重新翻译产生的译本，是译本众版本的主要产生方式。复译多出于旧译错误过多、译本陈旧或难以满足阅读审美多元需求等原因，［6 ］其存在价值突出体现在正文本的“异”上。但除了复译，译本众版本还可以是传播、出版环节中任何把关者“创造”的新版本，有时完全迫于传播出版载体变更或解读视角和氛围变迁的需要，在副文本中作改变，因此确立版本需兼顾正副文本两方面。在研究中，复译研究立足“译”，版本研究重在“本”。前者有形无形地参照源语文本考察诸译本，通过分析翻译过程，解释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认识翻译本质。后者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源头，关注版本演进，通过梳理版本更迭对作品意义做出全面阐释。因此，复译本研究只是狭义的译本众版本研究。
2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的研究对象
现代文学翻译中的版本问题固然以译本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翻译活动始于源语文本，原文作为译文的前见，决定了译本的基本呈现，因而研究对象需包括源语和译语文本两方面。
2.1 源语文本的版本
源语文本是翻译活动的起点，但其本身非静止不变，也涉及版本变迁和文本变化，研究中需考证译者依照的精确版本，再相应研究译文。
以傅东华翻译德莱塞的《珍妮姑娘》为例，他选取1929年伦敦Constable & Co Ltd版翻译，但原文版本远不止此。小说原名《道德罪人》，创作中断后续写时改为《珍妮姑娘》，出版前又大幅修改全文。初版本于1911年由美国哈帕兄弟出版公司出版，1926年后多家出版公司相继购得版权，再版发行。1992年小詹姆斯·L·W·威斯特教授根据德莱塞当年交给哈帕兄弟出版公司的打印稿，出版了原稿版。［7 ］
经核对，初版本较原稿改动数以千计，删去文字达一万六千字之多，［8 ］许多句子段落都被改写，口气变得平和，手法显现通俗小说特征，而非德莱塞的明朗笔调。［9 ］虽然整个故事仍流露出德莱塞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但他对社会虚伪现象的指控和呐喊听不见了。［10 ］
原稿中，参议员勾引珍妮后，未及结婚就突然病故，珍妮带着私生子逃亡，在克利夫兰遇到莱斯特，做了情妇，但隐瞒了私生子的真相。故事结局是个大团圆：莱斯特收养了孩子并和珍妮结婚，给她带来了欢乐。［11 ］但修改后故事以悲剧告终：莱斯特迫于家族压力与珍妮分手，珍妮为了让他能继承遗产，坚决与之断交，最后善良的珍妮抑郁而终。修改后，人物内涵也大大丰富，性格更为复杂，如珍妮从一个性格不稳定、略显天真的贪婪淘金者变得天真、浪漫、轻信，缺乏宗教信仰，莱斯脱则从粗俗的色鬼、浪子变成相信达尔文主义，怀疑成性、玩世不恭的物质主义者。［12 ］
源语文本是译本比对的起点，若择取时不加考辨，则必然导致结论谬以千里，这在转译研究中更为突出。现代翻译文学中，许多作品都借英语、日语译本转译而来，其版本更复杂，需详加考订。例如，傅东华翻译亚里士多德《诗学》时通过S.H.Butcher的英译本转译，但《诗学》至少有8种英译本 ，若随意选择，结论必南辕北辙。又如，傅东华转译的《吉诃德先生传》 ，以牛津大学版的Jervas本为主，参之以《人人丛书》版的Matteux本，此外还参考了西班牙原本和法译本，原本、转译本和译本间渊源复杂，若只依据其中一个版本比对译文，则难以做出合理解释。
2.2 译语文本的版本
译文版本是翻译版本最重要的部分。根据翻译完整度和变异程度，译文版本有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改译本、译述本等之分；按翻译行为，则分为初译本、修订本、重译本、改译本等；按传播存在形态，又分为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重印本、文集本等；按译者分，又有同一译者的众版本和不同译者的众版本。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复杂，需弄清源流和演进关系。例如傅东华转译的《吉诃德先生传》，其众版本从传播形态到完整度乃至译文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该作最早连载于1935－1936年的《世界文库》，1939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卷出版单行本，解放后傅东华修订旧译，出版《吉诃德先生传（第一部）》，后补译第二部，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译本。若不加甄别，随意选取其中一版进行研究，则既无法了解傅译吉诃德全貌，又难以展现历时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实绩。同样，傅氏所译《珍妮姑娘》、《失乐园》等作品都在解放后修订、重译出版新的版本 ，若单纯选择解放后的版本，或一味关注初版本或解放前版本，都有失偏颇。
在译作“版本考古”中，初刊本不容忽视。现代翻译文学中许多译作都首刊于报刊杂志，再出版单行本、选集本。若为免却故纸堆中爬罗剔抉的麻烦，直接选择单行本、选集本，则无疑斩断了版本根系，漠视正副文本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例如傅东华所译诗剧《参情梦》最早刊于1925年《小说月报》，前附长达7页的《译者的话》，记述译诗缘起、动机、方法，概述诗作内容、作者背景，但收入译诗集《参情梦及其他》时，被断然删去，只在全书序中简要论及翻译缘由和策略，若只查阅此版，则难以切实了解译者的翻译思想，缺乏全面关照。
因此研究一篇译文，需要考察其前史后史，即初刊本或初版本和之后的修订本、重译本，把握其演进脉络。如能获得手稿本，则应比较草稿、修改稿中增删调补，洞悉翻译创作心理，如金圣华［13 ］、宋学智与许钧［14 ］等就分别以傅雷译作的数版手稿，体察其翻译过程和对文本的解析，发现文本渊源。而若研究同一原文的译介情况，则需包括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不同媒体出版的各版本，和不同译者翻译的各版本，形成纵横版本关系网。如在世界范围考察作品的传播情况，则还需关注不同语种译本，绘制作品的全球时空游历图。［15 ］
在追溯译文版本渊源关系中，需慎待异题现象，这在现代翻译文学中十分常见。例如Gone with the Wind就有两种中译名，一为《飘》，一为《乱世佳人》。傅东华1940年首译该作时，认为沿用电影《乱世佳人》的译名不太符合书名特征，另定为《飘》，取义“回风”、“飘扬”、“飘逝”之意，与原文题名“随风飘去”相映成趣。［16 ］此后《飘》的译名也为其他译者沿用，［17 ］ ［18 ］ ［19 ］而《乱世佳人》则到90年代后才复用于小说译名。［20 ］ ［21 ］当然，同一译者也会更换译名。如傅东华1946年初译My Son，My Son时，定题《浪荡逆子》，次年再版时取佛经典故归化题名，改为《业障》，［22 ］1992年重印时又复归《浪荡逆子》 。若某部原作既有多位译者复译，又有某位译者的多个版本，就更应关注异题问题，以免疏漏。例如傅东华30年代翻译《珍妮姑娘》时，定题为《真妮姑娘》，［23 ］解放后重译时改为《珍妮姑娘》，［24 ］此外又有朱葆光译的《珍妮小传》，［25 ］若只考虑现行通用译名，则显然会忽视旧版本。
3 现代翻译文学的译文版本研究
译文版本是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的最主要内容，不仅涉及版次更迭，更主要的是内容变更，蕴涵着版本学、翻译学、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从文献学意义上讲，“一部具有众多版本的作品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综合性文献载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6 ］
一部作品若拥有众版译本，则译者复译、修订产生的版本是研究重点。关注同一位译者的众版译本演进，可探析版本变迁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译者心路历程；关注不同译者的众版译本，则可显现同一原作在不同语境经不同主体阐释后各异的“效果历史”，便于全面评析作品翻译。以下以傅东华翻译个案进一步阐述这两方面。
3.1 同一译者的众版本：傅东华汉译《珍妮姑娘》
1935年傅东华首译《珍妮姑娘》，初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为繁体直排本，属《世界文学全集》，解放前两度重印。1959年译者大幅修改译文，编入《德莱塞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简繁混合的横排重译本，至文革前共印三次。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新1版，为简体横排本，文本略有调整，1990、2001、2007年分别微调语言编入不同丛书出版，到2009年再版时方无新修改。
傅译《珍妮姑娘》在70多年流传过程中，每一次出版都或多或少融入新鲜血液，其中既有译者的努力，也有评论者、出版者的参与，版本更迭背后首先体现的是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德莱塞的作品在内容上揭示小人物在社会大发展背景下的矛盾和跌宕，在手法上真实不带偏见地描摹现实，在30年代该作品被视作异域新声，符合文学启蒙的社会需求和启蒙文学的审美构建，故翻译力求客观忠实，偏于直译，字斟句酌， 以激发作家创作灵感，促进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解放初，该作品符合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构建需要，方与读者再见面。重译本凸显作品阶级性，故事性增强，人物性格鲜明，译文归化策略明显，行文流畅，文从句顺， ［27 ］贴近口语，符合普通大众阅读口味。为响应50年代文学作品语言规范化要求，重译本还用普通话翻新和统一语言，改变了解放前译本文本相间，方言、自创词和欧化结构杂合的状况。这些方面在1979年版中继续得到强化，可读性、故事性和口语性进一步增强，此后各版仅作语法微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译本流传过程中，译序几度易本，从解放前各版中傅东华撰写的《德莱塞评传》，到1959年版译自苏联的《来自人民的姑娘——珍妮·葛哈德》，［28 ］和1979年版潘庆舲 撰写的《关于〈珍妮姑娘〉》，［29 ］再到2007年版张琼所作《译本序》，［30 ］经历了从进化论哲理思辨，到阶级斗争道德批判，再到文学探究的曲折道路，见证了历史文化语境变迁，参与了译文文本意义的构成和转变，“为正文本营造了一种引导阅读的空间”。 ［31 ］
版本更迭中傅东华本人的翻译思想转变对正文本变迁也有直接影响。30年代，傅东华希望通过翻译改变社会和文学现状，大力推崇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宁可“不顺”、“不惯”，也要完成“意思的完全复写”。 ［32 ］因此《珍妮姑娘》初译版大有读者必须迁就译作之势。重译时翻译策略转变，一方面受到《飘》归化翻译成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译者对翻译理想不懈追求的体现。傅东华曾多次提出译意是第一步，译出神气是第二步，是艺术。［33 ］ ［34 ］初译本限于现实需求仅求第一步，重译时平和的新环境使得完成对翻译的艺术追求成为可能。
傅译《珍妮姑娘》的版本演变，可谓是语境变迁、语言发展和译者转变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果在翻译批评、译家研究、译史整理中只关注其中的一个版本，便会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全面性。
3.2 不同译者的众版本：《飘》的汉译
密西尔的《飘》最早由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他1940年的译本删节、改动较多，中国味浓厚，笔调轻快，汉语文白相间，表达地道，带有江南的吴侬软语痕迹，还频繁使用传统文学表现形式，如平行对称结构、成语和四字格，及传统叙述方式等。［35 ］相比之下，90年代后出现的各全译本，都较多保留异国情调，汉语表达有欧化痕迹。各译者的译作别具特色：戴侃等的译本在保留了部分傅译特色基础上偏于异化，以求雅俗共赏；陈良廷等的译本中西合璧，展现异国通俗小说本色；黄怀仁等的译本则力求忠实翻译，以保留原作丰姿；而李美华的译本在文字形式上带有较多女性文本色彩。
若将各译本置于自身翻译语境，我们便会发现，刚刚上映的电影《乱世佳人》在读者中形成了前见，从而对傅东华的翻译形成了理解限制，《飘》这样非革命非经典的通俗小说只能被当作爱情小说解读，在时局动荡的国统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故文字上要突出娱乐性、可读性，文化上进行中国化，文学表现形式接近传统，不让读者劳神费力。到了90年代，各种思潮涌入，人们对外国文学有了新的渴求，不仅要读无删节的全文，更要读原汁原味的译文，体味异国情调，甚至是带有独特阐释的译本，因此“全译本”、“忠实的译本”、“雅俗共赏的译本”、“女性译者译本”应运而生，不仅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而且语言形式和文学表现手段也较多保留异国情调，较好地满足了当时读者的新期待。翻译中又因译者身份、风格、解读不同，使得各译本尽显各自魅力。
尽管《飘》原作只有一部，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不同翻译主体的解读和不同阅读主体的期待，催生了诸多风格迥异的翻译版本。通过版本比较我们可以梳理原作接受过程和不同译作版本间的承继、发展关系，在文本中获得线索，还原历史，发现文本意义。
上述两个个案都基于同一部原作，以译者为线索梳理版本、展开版本批评，是众译本研究的基本途径。若两相结合，横向上对比众译者版本，纵向上比对同一译者版本，则能全面整理总结译文在译入语中的接受、传播、变形情况，在纵横关系网中确立译本的历史地位。而如将单一版本研究建立在众版本研究的基础上，则能从渊源上把握来龙去脉，获知该版本在前版本“前见”基础上，如何通过视域融合，获得新的文本意义，又留下哪些未定点和空白点供后文继续阐释，从而摆脱孤立版本单一语境的局限，在更宽广的空间中重现译本创作的历史现场，给予译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阐释。[［36 ］
4 结语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版本考校与文本比读，以原文版本为源头，重点考察在翻译创作、传播过程中译本众版本的演进关系及背后缘由，最终发现现代翻译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是相关译作、译家和译史研究的起点，以求对译作、译家得失有准确把握，对翻译史有全面客观评价。当然，翻译文学版本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如定本善本确定原则、版本汇校方式、著译目录编撰模式等，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研究者关注翻译文学版本研究，夯实史料基础。［36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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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颖（1980－），女，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版本研究 傅东华 翻译家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3－0129-05
On the Editio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ncurrently Talk about Edition Issues in the Translator Study of FU Donghua
Lu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es， 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hai， 200241）
Abstract： Derived from the editio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the edition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studies tak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to account, combining empirical and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ed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Starting with the criticism of source text editions, the edition study focuses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causal analysis of target text edition changes in (re)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with an aim to discover the unique textual feature of each edition and to expand the space of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to ensure an accurat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m all.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edition study; FU Donghua; translator studyy
ＣＬＣ number： I046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3-0129-05
版本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颇受重视，除以一贯之的书话外，新近出现的多部作品汇校、评校研究，为解读作品、了解作者创作心理、撰写现代文学史带来新的启迪。相形之下，现代翻译文学的版本研究相对薄弱，仅散见于书话、书评和翻译史研究。翻译研究中除重译复译和作品接受史研究外，很少触及众译本考据。翻译批评和文学评论则常缺乏版本校勘和谱系研究，版本选取随意，结论却具统摄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现代翻译文学版本意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其复杂性和独特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最终对拥有众版本的译作“做出完整、公正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1 ］本文试图界定现代翻译文学中的版本概念，结合翻译家傅东华研究中的史料整理，探讨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的对象、内容和基本范畴与途径。
1 现代翻译文学中的版本概念
“版本”广义上指一部书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2 ］在现代翻译文学中，和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一样，不仅涉及书本，还包括杂志、未辑入册的文章、诗歌等。
版本包括物质形态和内容两方面，前者是确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后者更为重要。现代翻译文学的版本内容也由正文本和副文本构成。正文本即正文，是版本主体内容，也是批评研究的核心。副文本则包括封面、扉页、题辞或引言、序跋、插图、附录、广告、版权等正文本之外的文字、图像内容，参与版本构成，“为正文本提供一种氛围和视界”，共同生成文本意义。［3 ］
“版本”作为图书学概念，所指具体，关注作品在传播中形成的各种差异。与之相关的“文本”概念则较抽象，属文献学、文学范畴，指用文字语言表现出来的语义交往形式，是创作主体创造的有待解释和接受的客体。［4 ］现代翻译文学中确有传播中产生的异本，但更多的是创作、修改形成的众版本，所以版本差异几乎就是文本差异。［5 ］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中，译本版本研究是最主要内容，但并不简单等同复译研究。复译本是已有译本之外，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重新翻译产生的译本，是译本众版本的主要产生方式。复译多出于旧译错误过多、译本陈旧或难以满足阅读审美多元需求等原因，［6 ］其存在价值突出体现在正文本的“异”上。但除了复译，译本众版本还可以是传播、出版环节中任何把关者“创造”的新版本，有时完全迫于传播出版载体变更或解读视角和氛围变迁的需要，在副文本中作改变，因此确立版本需兼顾正副文本两方面。在研究中，复译研究立足“译”，版本研究重在“本”。前者有形无形地参照源语文本考察诸译本，通过分析翻译过程，解释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认识翻译本质。后者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源头，关注版本演进，通过梳理版本更迭对作品意义做出全面阐释。因此，复译本研究只是狭义的译本众版本研究。
2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的研究对象
现代文学翻译中的版本问题固然以译本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翻译活动始于源语文本，原文作为译文的前见，决定了译本的基本呈现，因而研究对象需包括源语和译语文本两方面。
2.1 源语文本的版本
源语文本是翻译活动的起点，但其本身非静止不变，也涉及版本变迁和文本变化，研究中需考证译者依照的精确版本，再相应研究译文。
以傅东华翻译德莱塞的《珍妮姑娘》为例，他选取1929年伦敦Constable & Co Ltd版翻译，但原文版本远不止此。小说原名《道德罪人》，创作中断后续写时改为《珍妮姑娘》，出版前又大幅修改全文。初版本于1911年由美国哈帕兄弟出版公司出版，1926年后多家出版公司相继购得版权，再版发行。1992年小詹姆斯·L·W·威斯特教授根据德莱塞当年交给哈帕兄弟出版公司的打印稿，出版了原稿版。［7 ］
经核对，初版本较原稿改动数以千计，删去文字达一万六千字之多，［8 ］许多句子段落都被改写，口气变得平和，手法显现通俗小说特征，而非德莱塞的明朗笔调。［9 ］虽然整个故事仍流露出德莱塞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但他对社会虚伪现象的指控和呐喊听不见了。［10 ］
原稿中，参议员勾引珍妮后，未及结婚就突然病故，珍妮带着私生子逃亡，在克利夫兰遇到莱斯特，做了情妇，但隐瞒了私生子的真相。故事结局是个大团圆：莱斯特收养了孩子并和珍妮结婚，给她带来了欢乐。［11 ］但修改后故事以悲剧告终：莱斯特迫于家族压力与珍妮分手，珍妮为了让他能继承遗产，坚决与之断交，最后善良的珍妮抑郁而终。修改后，人物内涵也大大丰富，性格更为复杂，如珍妮从一个性格不稳定、略显天真的贪婪淘金者变得天真、浪漫、轻信，缺乏宗教信仰，莱斯脱则从粗俗的色鬼、浪子变成相信达尔文主义，怀疑成性、玩世不恭的物质主义者。［12 ］
源语文本是译本比对的起点，若择取时不加考辨，则必然导致结论谬以千里，这在转译研究中更为突出。现代翻译文学中，许多作品都借英语、日语译本转译而来，其版本更复杂，需详加考订。例如，傅东华翻译亚里士多德《诗学》时通过S.H.Butcher的英译本转译，但《诗学》至少有8种英译本 ，若随意选择，结论必南辕北辙。又如，傅东华转译的《吉诃德先生传》 ，以牛津大学版的Jervas本为主，参之以《人人丛书》版的Matteux本，此外还参考了西班牙原本和法译本，原本、转译本和译本间渊源复杂，若只依据其中一个版本比对译文，则难以做出合理解释。
2.2 译语文本的版本
译文版本是翻译版本最重要的部分。根据翻译完整度和变异程度，译文版本有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改译本、译述本等之分；按翻译行为，则分为初译本、修订本、重译本、改译本等；按传播存在形态，又分为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重印本、文集本等；按译者分，又有同一译者的众版本和不同译者的众版本。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复杂，需弄清源流和演进关系。例如傅东华转译的《吉诃德先生传》，其众版本从传播形态到完整度乃至译文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该作最早连载于1935－1936年的《世界文库》，1939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卷出版单行本，解放后傅东华修订旧译，出版《吉诃德先生传（第一部）》，后补译第二部，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译本。若不加甄别，随意选取其中一版进行研究，则既无法了解傅译吉诃德全貌，又难以展现历时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实绩。同样，傅氏所译《珍妮姑娘》、《失乐园》等作品都在解放后修订、重译出版新的版本 ，若单纯选择解放后的版本，或一味关注初版本或解放前版本，都有失偏颇。
在译作“版本考古”中，初刊本不容忽视。现代翻译文学中许多译作都首刊于报刊杂志，再出版单行本、选集本。若为免却故纸堆中爬罗剔抉的麻烦，直接选择单行本、选集本，则无疑斩断了版本根系，漠视正副文本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例如傅东华所译诗剧《参情梦》最早刊于1925年《小说月报》，前附长达7页的《译者的话》，记述译诗缘起、动机、方法，概述诗作内容、作者背景，但收入译诗集《参情梦及其他》时，被断然删去，只在全书序中简要论及翻译缘由和策略，若只查阅此版，则难以切实了解译者的翻译思想，缺乏全面关照。
因此研究一篇译文，需要考察其前史后史，即初刊本或初版本和之后的修订本、重译本，把握其演进脉络。如能获得手稿本，则应比较草稿、修改稿中增删调补，洞悉翻译创作心理，如金圣华［13 ］、宋学智与许钧［14 ］等就分别以傅雷译作的数版手稿，体察其翻译过程和对文本的解析，发现文本渊源。而若研究同一原文的译介情况，则需包括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不同媒体出版的各版本，和不同译者翻译的各版本，形成纵横版本关系网。如在世界范围考察作品的传播情况，则还需关注不同语种译本，绘制作品的全球时空游历图。［15 ］
在追溯译文版本渊源关系中，需慎待异题现象，这在现代翻译文学中十分常见。例如Gone with the Wind就有两种中译名，一为《飘》，一为《乱世佳人》。傅东华1940年首译该作时，认为沿用电影《乱世佳人》的译名不太符合书名特征，另定为《飘》，取义“回风”、“飘扬”、“飘逝”之意，与原文题名“随风飘去”相映成趣。［16 ］此后《飘》的译名也为其他译者沿用，［17 ］ ［18 ］ ［19 ］而《乱世佳人》则到90年代后才复用于小说译名。［20 ］ ［21 ］当然，同一译者也会更换译名。如傅东华1946年初译My Son，My Son时，定题《浪荡逆子》，次年再版时取佛经典故归化题名，改为《业障》，［22 ］1992年重印时又复归《浪荡逆子》 。若某部原作既有多位译者复译，又有某位译者的多个版本，就更应关注异题问题，以免疏漏。例如傅东华30年代翻译《珍妮姑娘》时，定题为《真妮姑娘》，［23 ］解放后重译时改为《珍妮姑娘》，［24 ］此外又有朱葆光译的《珍妮小传》，［25 ］若只考虑现行通用译名，则显然会忽视旧版本。
3 现代翻译文学的译文版本研究
译文版本是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的最主要内容，不仅涉及版次更迭，更主要的是内容变更，蕴涵着版本学、翻译学、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从文献学意义上讲，“一部具有众多版本的作品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综合性文献载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6 ］
一部作品若拥有众版译本，则译者复译、修订产生的版本是研究重点。关注同一位译者的众版译本演进，可探析版本变迁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译者心路历程；关注不同译者的众版译本，则可显现同一原作在不同语境经不同主体阐释后各异的“效果历史”，便于全面评析作品翻译。以下以傅东华翻译个案进一步阐述这两方面。
3.1 同一译者的众版本：傅东华汉译《珍妮姑娘》
1935年傅东华首译《珍妮姑娘》，初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为繁体直排本，属《世界文学全集》，解放前两度重印。1959年译者大幅修改译文，编入《德莱塞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简繁混合的横排重译本，至文革前共印三次。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新1版，为简体横排本，文本略有调整，1990、2001、2007年分别微调语言编入不同丛书出版，到2009年再版时方无新修改。
傅译《珍妮姑娘》在70多年流传过程中，每一次出版都或多或少融入新鲜血液，其中既有译者的努力，也有评论者、出版者的参与，版本更迭背后首先体现的是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德莱塞的作品在内容上揭示小人物在社会大发展背景下的矛盾和跌宕，在手法上真实不带偏见地描摹现实，在30年代该作品被视作异域新声，符合文学启蒙的社会需求和启蒙文学的审美构建，故翻译力求客观忠实，偏于直译，字斟句酌， 以激发作家创作灵感，促进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解放初，该作品符合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构建需要，方与读者再见面。重译本凸显作品阶级性，故事性增强，人物性格鲜明，译文归化策略明显，行文流畅，文从句顺， ［27 ］贴近口语，符合普通大众阅读口味。为响应50年代文学作品语言规范化要求，重译本还用普通话翻新和统一语言，改变了解放前译本文本相间，方言、自创词和欧化结构杂合的状况。这些方面在1979年版中继续得到强化，可读性、故事性和口语性进一步增强，此后各版仅作语法微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译本流传过程中，译序几度易本，从解放前各版中傅东华撰写的《德莱塞评传》，到1959年版译自苏联的《来自人民的姑娘——珍妮·葛哈德》，［28 ］和1979年版潘庆舲 撰写的《关于〈珍妮姑娘〉》，［29 ］再到2007年版张琼所作《译本序》，［30 ］经历了从进化论哲理思辨，到阶级斗争道德批判，再到文学探究的曲折道路，见证了历史文化语境变迁，参与了译文文本意义的构成和转变，“为正文本营造了一种引导阅读的空间”。 ［31 ］
版本更迭中傅东华本人的翻译思想转变对正文本变迁也有直接影响。30年代，傅东华希望通过翻译改变社会和文学现状，大力推崇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宁可“不顺”、“不惯”，也要完成“意思的完全复写”。 ［32 ］因此《珍妮姑娘》初译版大有读者必须迁就译作之势。重译时翻译策略转变，一方面受到《飘》归化翻译成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译者对翻译理想不懈追求的体现。傅东华曾多次提出译意是第一步，译出神气是第二步，是艺术。［33 ］ ［34 ］初译本限于现实需求仅求第一步，重译时平和的新环境使得完成对翻译的艺术追求成为可能。
傅译《珍妮姑娘》的版本演变，可谓是语境变迁、语言发展和译者转变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果在翻译批评、译家研究、译史整理中只关注其中的一个版本，便会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全面性。
3.2 不同译者的众版本：《飘》的汉译
密西尔的《飘》最早由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他1940年的译本删节、改动较多，中国味浓厚，笔调轻快，汉语文白相间，表达地道，带有江南的吴侬软语痕迹，还频繁使用传统文学表现形式，如平行对称结构、成语和四字格，及传统叙述方式等。［35 ］相比之下，90年代后出现的各全译本，都较多保留异国情调，汉语表达有欧化痕迹。各译者的译作别具特色：戴侃等的译本在保留了部分傅译特色基础上偏于异化，以求雅俗共赏；陈良廷等的译本中西合璧，展现异国通俗小说本色；黄怀仁等的译本则力求忠实翻译，以保留原作丰姿；而李美华的译本在文字形式上带有较多女性文本色彩。
若将各译本置于自身翻译语境，我们便会发现，刚刚上映的电影《乱世佳人》在读者中形成了前见，从而对傅东华的翻译形成了理解限制，《飘》这样非革命非经典的通俗小说只能被当作爱情小说解读，在时局动荡的国统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故文字上要突出娱乐性、可读性，文化上进行中国化，文学表现形式接近传统，不让读者劳神费力。到了90年代，各种思潮涌入，人们对外国文学有了新的渴求，不仅要读无删节的全文，更要读原汁原味的译文，体味异国情调，甚至是带有独特阐释的译本，因此“全译本”、“忠实的译本”、“雅俗共赏的译本”、“女性译者译本”应运而生，不仅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而且语言形式和文学表现手段也较多保留异国情调，较好地满足了当时读者的新期待。翻译中又因译者身份、风格、解读不同，使得各译本尽显各自魅力。
尽管《飘》原作只有一部，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不同翻译主体的解读和不同阅读主体的期待，催生了诸多风格迥异的翻译版本。通过版本比较我们可以梳理原作接受过程和不同译作版本间的承继、发展关系，在文本中获得线索，还原历史，发现文本意义。
上述两个个案都基于同一部原作，以译者为线索梳理版本、展开版本批评，是众译本研究的基本途径。若两相结合，横向上对比众译者版本，纵向上比对同一译者版本，则能全面整理总结译文在译入语中的接受、传播、变形情况，在纵横关系网中确立译本的历史地位。而如将单一版本研究建立在众版本研究的基础上，则能从渊源上把握来龙去脉，获知该版本在前版本“前见”基础上，如何通过视域融合，获得新的文本意义，又留下哪些未定点和空白点供后文继续阐释，从而摆脱孤立版本单一语境的局限，在更宽广的空间中重现译本创作的历史现场，给予译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阐释。[［36 ］
4 结语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版本考校与文本比读，以原文版本为源头，重点考察在翻译创作、传播过程中译本众版本的演进关系及背后缘由，最终发现现代翻译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是相关译作、译家和译史研究的起点，以求对译作、译家得失有准确把握，对翻译史有全面客观评价。当然，翻译文学版本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如定本善本确定原则、版本汇校方式、著译目录编撰模式等，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研究者关注翻译文学版本研究，夯实史料基础。［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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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颖（1980－），女，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