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晋军新锐作家，孙频的创作无疑给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擅长女性叙事的她，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娴熟的语言描写，深刻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和人文关怀。她通过离奇曲折或平淡无奇的故事，展现众多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不幸的生存现状和深层的命运悲剧：面对尊严救赎的无力和缺失，她们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献祭身体的万劫不复之路。
　　关键词：性别悲剧 尊严缺失 身体献祭
　　在孙频的诸多作品中，女性这一主要表现对象，始终背负着隐忍、无奈、悲凉的标签，执着地追求一种真实而又虚幻的存在——尊严。然而在生活和现实的困境中，她们用身体作为交易，将羞耻感藏匿于心，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却终究摆脱不了尊严救赎之役的失利，最终臣服于男权社会的淫威之下。作者在冷静、细腻的叙事中，让读者于触目惊心的血泪控诉面前，感受众多女性竭力保护的尊严一点点泯灭，目睹她们在纠结、矛盾、痛苦中，心甘情愿地献祭自己的身体，一步步地走向灵魂消亡的深渊。
　　一、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性对象和物对象
　　在数千年男尊女卑的历史文化传承中，男性拥有话语权和阐释权，这也就意味着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压抑女性。无形之中，女性已经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最隐晦的证明莫过于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见女性物化的现象，譬如弱柳扶风、如花似玉、冰肌玉骨等。与其说将人物象征化，不如说是某种欲望的象征化。溢美之词的包裹下，暗藏着女性在被当作性对象的同时也被视为物对象。{1}在作品《同体》中，冯一灯被拦路抢劫，继而受伤，昏迷中又被轮奸。在一系列悲惨的遭遇之后，她被“好心人”温有良收留并照料。冯一灯有自知之明，她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自己：这个男人了解她的黑暗史，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应该人尽可夫的，而他对她的好绝对不是因为喜欢或爱，“一个男人只有先垄断了一个女人清白的性史才肯去爱她吧，因为这样会让他有成就感”。这恰恰说明了她内心根深蒂固的是：女人的贞洁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爱与被爱的条件。由此可见男性对女性的严格苛求：她要回报他，她抓住一切他不在的时间干活，以减少自己的负罪感。只要他出门，她便敏捷地像只狗一样在屋子里嗅出所有需要干的活。孙频写作的姿态是嘲讽的、暗黑的、戏谑的，她笔下的女人常常有一种悲观的宿命感。她们思想上的自觉依附性让她们心甘情愿在“解救”她们的男人面前，将自己人的角色和动物自由转换。在接下来的相处中，她以一个女仆的身份来侍奉她的“主人”。她把他视为能够助她脱胎换骨、手持莲花的神；他送她的小礼物，她恨不得嵌进自己的身体里，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表达她的感恩戴德；他对她冷漠的时候，她像空壳一样四处游走，她又像狗一样乞求他占据她的身体……她已经比一块石头还要下贱，可她依然万死不辞。孙频用赤裸裸的语言，展现女性在面临生活的困境时，已经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客体，甚至于男性的掌中玩物，她们的思想变得扭曲和卑微，死心塌地地沦为都市生活色相市场的商品。
　　同样，《隐形的女人》中的郑小茉，在梦想被浮华的世界所诱惑而灰飞烟灭后，成为华明始乱终弃的玩物，情感深受打击的她堕落风尘，沦为娼妓。哪怕后来遇到了“重情重义”的李湛云，她也只是扮演躲在衣柜里的隐形人角色。李湛云并不能接受她作为人生的伴侣，因为她因流产而受伤。显然，女性已经在一定意义上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痛快、过瘾、平静、肃穆地自认是娼妓，她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完成了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同：她只是男性的一个性对象、物对象。即便是清高的女博士向琳，在大龄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隐瞒学历，将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用男人的眼光打量自己，塑造自己，来迎合男人的需求。
　　在作者的笔触中，我们能明晰地感受到，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她们在其束缚和压制下，成为男权社会的他者和受害者。因话语权的长期丧失以及本身存在的劣根性，她们已经沦为男性的建构和欲望所定义的悲剧客体——男性股掌中的玩物。
　　二、尊严：由救赎走向渐失
　　尊严，是孙频小说中经常提及的一个词语。作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解构尊严的原始意义，同时也以被肉体化、悲剧化的女性形象为范本来重构尊严的另类指归。她说：“我个人觉得其实羞耻是尊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因为受辱所以要捍卫尊严，而受辱是社会的常态，不仅有来自外界的胁迫，更有对自我的不认可和自卑心理。
　　在《无相》中，女大学生于国琴依靠母亲拉帮套供她上学，她一方面深感母亲的不易，另一方面又觉得伤其自尊而极力与母亲划清界限。廖秋良资助她，并给予她亲人般的温暖。施与受的关系紧紧地缠绕着于国琴那颗脆弱敏感的心。后来她被分配到廖秋良家做家务打扫卫生，每次任务完成，她都觉得自己像赦免的犯人，她逃离才会心安。在长期相濡以沫的交往中，于国琴打开沉重的心灵之门，将自己对母亲、对兄妹、对贫瘠家乡的所有羞愤、耻辱倾泻而出。她诚惶诚恐，认为教授会看不起她，然而教授的抚慰融化了她的忧虑。她对他的衰老、孤独，也有深切的同情。在日复一日的惺惺相惜中，他们的关系融洽而和谐，但这平静还是被打破了——教授要她脱衣服。她照做了，虽然恐惧、愤怒触及了她的尊严，但她在内心竭力自慰：这是偿还他金钱、感情债务的方式！她有一种刑满释放的畅快与自由。她权当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慈悲。她以一具年轻的身体来普度他的衰老和孤寂，这便是她的骄傲之处。她内心自觉高大起来，她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施舍者和真正的烈士。她对自己尊严的渐失感到麻木甚至浑然不觉。在后来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于国琴从第一次收钱时的羞耻和心虚，到第二次的心安理得，进而习惯麻木，到第二次脱衣服，她开始显得从容淡定。因为经济的窘迫、生活的困顿，尊严对她来说不如面包来得实在，她从捍卫尊严走向了丧失尊严的穷途末路。而《不速之客》中的陪酒女纪米萍，是为获得无果的爱而宁愿尊严扫地。她只消耗自己的肉体，固执地坚守着象征着她的尊严的东西——吻。她想把吻献给苏小军，然而苏小军并不爱她，对她只是一种怜悯。她一直在自欺欺人，她害怕苏小军抛弃她，她表现得很卑微，可愈是这样，越招来厌恶之心，以至于最后沦落为被遗弃在楼道的不速之客。她从苏小军身上乞求尊严，可结果却是受辱。她自我反抗，自我救赎，最后成为苏小军精神上挥散不去的影子。她胜利了，可却是以抛弃尊严为代价，这场人性的“突围之战”，她固执捍卫的尊严被摧毁，被打击，被撕成碎片。 　　三、身体：欲望的交易工具
　　中国封建社会用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的枷锁来奴役压迫女性，“节烈观”“寡妇主义”在中国妇女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被重重伦理纲常所束缚的时候，她们的言行会不自觉地受到限定和扼杀。因此，男性成了主体、驾驭者、使用者，而女性成了客体、服从者、待取用者。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男性的精神意识层面，女性身体是欲望的载体，是交易的工具。她们在社会中的功用是以“物”的形式而存在。{3}
　　纵观众多女性写作，身体一直被当作叙事主体的关注对象，承担着象征女性命运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在孙频的小说《青铜之身》中，似乎是将女性的悲剧命运推向历史的纵深。黄沟村的女人们在一夜之间被日军集体强奸，她们本该集体自杀，以完成对“节烈”的坚守和信仰，但如果切掉黄沟村雌性的这一半，那这里就成了荒凉的雄性沙漠了。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生存，全村男女老少对那个悲惨的夜晚缄口不言。本以为这件事会被淡忘，然而“漏网之鱼”左家娘三儿打破了这宁静，在嫉妒和痛恨中，她们被送上了慰安妇的祭坛。在慰安所，她们的身体被随意践踏，感染性病后，腐烂身亡甚至被活埋。旧时代的妇女，要么承担生育工具的作用，要么成为男性发泄欲望的性对象，她们已经丧失了其作为女性的价值和社会性别的标志。
　　在《耳钉的咒》中，汪静路身兼三种身份——女友、情人、受害者。她不停地追问着自己与耳钉，与金钱是否等价。与他人做爱已成为解决情感饥渴的捷径，而耳钉、金钱这些都是“物质”的代名词。本质上讲，这是身体与物质的交易。我们看到，旧社会中一切关于女性的“贞洁”“纯真”等限定女性身体的词语都变得讽刺而可笑。现代社会，物欲追求的失衡与异化使得身体与精神的冲突加剧进而分离。一方面，女性既想获得与男性同样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她们又摆脱不了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身体之于她们是矛盾的。因为欲望，她们消耗着自己的身体，成为交易的工具。不理道德禁忌的约束，只要面临生活的困顿，她们就会把身体作为武器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我们可以看到，在孙频的小说中，她将女性从“性禁忌”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打上了男权意识的印记，而且是仅仅局限在对“性”观念和态度上，而女性对身体并没有太大意义上的认知。在物欲的引诱下，现代女性仍然心甘情愿抑或是被迫做男性的消费“工具”。不得不说，女性解放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依然任重而道远，这将成为作品书写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1}{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第17页。
　　{2} 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野草》2015年第5期，第201-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