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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上印风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楚篆、楚简、楚玺以及楚辞文化都是孕育汉上印风的沃土和养分。襄阳米芾开文人印风之先声。明清朴学的兴起促进汉上金石学的发展，金石学的发展又促进清代碑学的崛起，汉上印风藉此时代风潮而肇兴。当代汉上印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民族复兴而繁荣发展。本文试从热眼向洋、以西方现代美术思潮观照印学和以寻根问祖追溯古典等方面，探讨汉上印风形成两级开放探索多元发展模式。
关键词：汉上印风 源流 格局
汉上印风，顾名思义是指以武汉为中心、延展至以长江流域湖北省行政区划内的地域印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地域文化。汉上文化作为楚文化的主干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汉上文化也独具特色。当代社会，交通、通信发达，交流日益频繁快捷，似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被消融趋于大同的趋向。但地理、山川风物固有的不同和宗族血液的传承，仍使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碰撞、大融汇的裂变中，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频繁的交流使得各个地域的文化互取所长，互鉴、互补不足，但每一个地域的文化却宛若一种自成体系的细胞或生命体，诸种机体、机能、基因无论与外在物质养分如何交汇、碰撞、竞争、互化，其仍会保持其自身自成机制的特质、特色和特性。因之地域文化不会伴随着大一统中华文化的发展而消亡，反之还会在互为取长补短中，在更高的层面优化、突显各自的独特性。正所谓越是地域的就越是全国的，越是全国的就越要求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而作为印学文化，探讨汉上印风不仅具有回望历史、溯源梳流，正视自身、探讨规律，而且具有立足自身，在兼收并蓄基础上摸索创新、展望未来的意义。
一、汉上印风溯源
1.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汉上印风的文化之源无疑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荆楚文化。屈原《离骚》说：“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山、楚水、楚云梦泽、长江、汉江等造就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楚文化。楚国金文、楚玺、楚篆、楚简帛亦以其婉约、圆转、犀利、清劲、秀逸、恣意浪漫、奇诡绮丽而标异矗立于华夏文艺之林。湖北省宜都出土的“王孙遗者钟”字体细长优雅，线条柔和飘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楚玺“连尹之玺”以精劲清逸的印风广为篆刻界人士取法规模。湖北出土的汉印亦传世丰夥，仅湖北省博物馆就藏有各类汉印逾150余方。湖北荆门、云梦等地出土的大量楚简实物、随州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上的铭文，都是具有鲜明湖北地域特色的篆系实物文字典范，这些楚文化的经典范式奠定丰富了汉上印学的取法来源与审美特质基因。
2.米芾开启文人印之风
走过实用印的秦汉南北朝远古历史时期，唐宋书画鉴藏开启文人用印、书印、刻印之风。宋代书家，苏轼、黄庭坚的书作中亦偶见有名号印，而以襄阳米芾用印量多。且据沙孟海分析，米芾用印基本可以断定为自书自刻自用。从这个意义上称米芾为文人印之先驱当不为过。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也是促成印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及至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书篆、治印和撰写印学专著，进而影响文人、书画家在作品上钤印渐成风气，即诗、书、画、印兼修渐成文人修养之风气，亦影响嬗变为明代文人书画家的书、画、印传统。
3.清代朴学、金石学、碑学的兴盛促使汉上印学肇兴
宋元文人书画用印之风渐行，但奏刀的技术操作与文字印化仍然制約其推广发展。以明代文彭在石章上奏刀为转折，文人治印风气从此获得推广而大兴，并成为印学创作主体主流，从而开启印学发展文人流派印时代。
明清金石学承宋代之遗绪，亦呈蓬勃发展之势。至清代乾嘉时期又与朴学相交互，掀起以篆隶汉碑、考据、访碑、著述为先声的碑学风潮。清代朴学的考据溯古风尚促使金石学进一步发展，金石纪志等文献性著述成为这一时期的显学。金石学、考据、访碑、研碑的兴盛，又影响欲变不知变的清初书法转向汉碑、魏碑等碑版书风、出土文物、金石钟鼎彝器、碑帖版本研究的复兴。湖北金石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获得蓬勃发展。湖北则诞生了张裕钊、杨守敬等金石和碑学大家，他们在湖北的行迹影响则主要在武汉及现在的湖北“8+1”文化圈。张裕钊熔铸北碑，独创南宫碑体书风，在清代碑学书风中，是被康有为极力推崇的碑学实践书法大家。其为汉上印风成为包含碑学、金石学、书法实践、篆刻理论与实践多方位全面发展的特征风气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如陈诗《湖北金石存佚考》，叶志诜《湖北金石录》，缪荃孙、杨守敬《湖北金石志》等金石学代表著作。
汉上金石学、碑学的兴起自然导致近现代汉上印学的萌生。其时，代表人物有端方、杨守敬、黄牧甫等。三人中，以杨守敬年龄最长，其次是黄牧甫，再次是端方。端方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湖北巡抚，随后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宣统元年调任直隶总督，因兵变被杀，赠太子太保，谥忠敏。端方在“戊戌变法”期间积极推行新法，广办新式教育。端方富于收藏和醉心金石，社会影响广远。其金石著述《陶斋吉金录》影响亦大。杨守敬为湖北宜都陆城镇人，出身商人之家，一生钻研金石、书画、出版，为清末大学者、金石学家、书法家、书学理论家、鉴藏家，著述丰硕，著有《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集》等，辑有《印林》十四卷，尝为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出使日本，以书法、金石、学问影响日本，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黄牧甫一生则为职业篆刻家。其早年即以刻印谋生。后深研明清篆刻及历代金石，将金石学与印艺很好地结合，其印风光洁妍美、工稳细腻，寓险绝于平正，峭拔雄深。1902年至1904年，黄牧甫应端方之邀，到了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著述的辑著。黄牧甫因之与汉上印学结缘，产生一定影响。
民国时期，武汉诞生由易均室创办的书画篆刻杂志《艺甄》和蒋兰圃、唐义精等创办的书画艺术类学校武昌艺专，加及武汉于民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地位，使汉上印学获得很快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印学代表人物除易均室外，尚有沈肇年、盛了厂、闻一多、陆和九、黄侃、刘问山、刘博平、陈敬先等。 在已经出版的一些近现代印学著述中，专论民国印学、汉上印学并不凸显。马国权《近代印人传》将民国印学分为玺印派、浙派、吴派、黟山派、赵派、齐派六派，孙洵《民国篆刻艺术》对黄牧甫、唐醉石均有论及。民国时期，汉上印学当是黄牧甫、唐醉石等印风的融合交汇。
4.新中国成立后汉上印风的初兴
新中国成立后，以唐醉石移居武汉并于1961年成立东湖印社为标志，使汉上印风进入一个社团群体发展时期。唐醉石是西泠印社创立初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因工作之故移居武汉，也将西泠印社的优良学风和印风带到汉上。如东湖印社宗旨“整理国故，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培养新人”与西泠印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亦多有相似之处。东湖印社成立后，影响所及又有诸多全国印社纷纷成立。由新中国成立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形成了以印学社团群体为纽带的印学初兴时期。
东湖印社成立早期的主要成员有唐醉石、刘博平、徐松安、邓少峰、曹立庵、翟公正、杨白匋、钟鸣天、谷有荃等，但该社自“文革”后活动中断了。
“文革”后期，全国印学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诸多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印谱创作刊印，如以宣传养猪政策而创作的《养猪印谱》就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三位篆刻家以简体字创作，郭沫若题签。还有武汉篆刻家汪新士1965年篆刻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及印屏在北京展出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曹立庵、谷有荃等亦有毛泽东诗词句、鲁迅诗句、学雷锋词句等以时代性诗词文字入印的创作。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汉上印学进入当代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当代汉上印学发展的生态条件
改革开放使全国各类文艺发展迎来了大解放并迅速进入复兴繁荣发展阶段。以现代专业媒体《书法报》的创刊和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及首届湖北书法篆刻展览的举办为标志，当代汉上印学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化、艺术化、展览化以及市场化相渗透影响的研究、交流、展示新时代。经过近40年的发展，汉上印学取得了全方位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印学研究、创作人才，推出一批印学理论、创作成果。印学社团、媒体出版、教育培训等逐步发展起来，并初步形成汉上印学的生态条件、格局，成果丰硕。
1.社团协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由唐醉石牵头组织成立了东湖印社，20世纪70年代曹立庵牵头组建成立武昌黄鹤楼书画社，他们都对湖北印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因时代条件影响，社团的参与人数，活动数量、规模比较有限。改革开放后，全国进入经济文化全面复兴的新时期，各类印社纷纷组建，参与印人日益增多，印学成果呈空前发展繁荣状况。20世纪80年代新成立的印社有南纪印社、涵芬印社、松风印社、广济印社、铁魂印社、襄阳印社等。90年代成立的印社有云鹏印社、十堰印社、屈岭印社、长江印社、楚源印社、东坡印社等。2000年后则有中流印社、印山印社、三峡印社、木兰印社等。其中多数为武汉市内印人所组建成立，一部分印社则为湖北境内各地市印人联合组建成立。反映湖北印人队伍以武汉为中心成为主体的同时也发展推广至湖北全境的各地市。印社的人才队伍由少数人的雅玩向社会进行群众性普及。
继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也于1983年2月成立。从此，纳入以各级党委领导下文联系统的书法篆刻组织也纷纷成立。书法篆刻艺术也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書法篆刻队伍建设进入被国家认可的更具权威性的发展时代。1988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成立，1994年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了包括篆刻委员会在内的5个专业委员会，标志着篆刻艺术队伍的进一步专业化、明确化。其和具有纯民间性质的印社社团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印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2.展览时代的社会展示、竞技、促进与繁荣
展览是现当代社会书画篆刻艺术作品展示的重要方式。1983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全国首届群众书法篆刻比赛”，开辟了新时期书法篆刻艺术的展览时代。1988年随着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的成立，随后举办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览。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国展）与全国篆刻艺术展览（单项展）共同构成全国最高层次的关于篆刻的展览，对全国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篆刻艺术的展示、交流、发展、繁荣起到极大的激励、促进作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书协及所属的地市区县书协，及其所属的篆刻委员会、印社以至全国印人，往往以这种权威性展览为时间节点，调整安排研究创作的时间节奏。经过唐醉石、刘博平、曹立庵、 杨白匋、翟公正、汪新士、谷有荃等老一辈汉上篆刻家的传薪，铸公、黎伏生、杨坤秉、刘欣耕、雷志雄、黄德琳、樊中岳、昌少军、叶青峰等一大批汉上中青年篆刻家，纷纷在全国篆刻展览中入展、获奖。而当代篆刻家的作品在国字号展览入展、获奖，无疑是获得专业认可的主要方式之一。
3.媒体交流与展示
《书法报》在武汉创办无疑是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一份专业报纸成为当代书法篆刻人士不分地域，甚至跨越国门成为国际性学习、交流、展示、沟通的平台。报纸的技法、学术研究、批评、人物推荐等栏目助推了许多书法篆刻家的成长和传播。书法报社以报纸为纽带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实体举办的各类书法篆刻考察、创作、研讨、批评、展览、教育、培训等，把书法篆刻活动全方位开展起来，使专业报纸成为推动当代书法篆刻发展的一个中心动力源。《书法报》创刊至今，张昕若、吴丈蜀、徐本一、陈方既、饶兴成、铸公、雷志雄、刘欣耕、杨坤秉、樊中岳、陈新亚、兰干武、毛羽、于宁、陈行健等历届社长、总编、主编多擅书法篆刻，这种办报传统在全国书法专业媒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书法报》作为专业媒体以其专业性、学术性、时效性、趣味性、可读性，加上进入21世纪后具有书法和文学相结合的“兰亭”月末副刊等开设，使报纸更具特色和魅力。在当代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下，《书法报》也积极开发转型升级创立书法报网、“书法报”微信公众号、书法报·书画视频、“书法宝”APP等书法篆刻学习、研究的数字化移动端互联网产品工具，为当代印学的发展起到前瞻性推动作用。 4.印学理论成果
印学理论是篆刻艺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和保证。汉上印学自清代肇兴，即在金石学、碑学的学术氛围中衍生。自杨守敬始，即有篆刻与学术兼修之传统。近年所出版的《中国篆刻·古玺·官印·私印》《中国篆刻·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中国篆刻·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及其他家》《中国篆刻·明清篆刻诸家》《中流篆刻十家》《百年金石·汉上印风（篆刻集、文论集）》《湖北名胜印谱》等系列篆刻著作，是这种学术传统的集中体现。然无论是从纵向比较还是从横向比较来看，当代汉上印学理论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当代汉上印学的发展尚需有志印学理论的研究者奋发努力，补充短板，克服薄弱点。
5.教育培训
当代书法篆刻的专业化、学科化发展，伴随书法高等教育的兴起而蓬勃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美术学院、湖北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江汉大学等相继开设书法教育。叶军、周德聪、孟庆星、杨疾超、张建军、陈龙海、吴永斌、许伟东、罗海东、柳国良、邹志生、姚洪磊、周赞、杨高钰、刘立士等书法专业教师发挥着培育书法篆刻新人的作用。现代大学培养的大学生，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已经成为当代书法篆刻学术队伍的主力军。而书法篆刻创作方面也将随着书法篆刻专业教育的发展，成为充实队伍的重要来源。与大学专业教育相辅相成，各类各级书法专业机构、书协、印社、书法院、画院、篆刻院等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专业化人才培训教育的作用。这种专业化教育也保证了中国书法篆刻以较为纯粹的方式持续性的传承和发展。
三、新时期汉上印风的思潮与格局
1.热眼向洋，西方现代美术观念作用产生的现代派印风
改革开放后，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也涌入篆刻界。谈艺术美学、谈现代艺术创作者有的借鉴引用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及方法，呈现出热眼向洋、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潮流。印学一道虽为纯粹民族艺术，但西方的现代抽象艺术观念等仍然对印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出现追求纯形式的审美和弱化汉字文字内容的创作倾向。这一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一时被称为现代派印风。进入21世纪后，随着传统印学研究的深入和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印学主流逐渐定在传统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变化创新。汉上印人在此东西方文化的交互碰撞中，亦不免有被现代印风所裹挟者。而终因汉上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没有出格太远，多数印人都能秉承传统，砥砺前行。
2.贴近平民，民间印风流行
清末以降，民主思潮逐渐渗透于文艺创研中，促进平民文艺的兴起。在书法上表现为对民间书法的高扬。在印学方面则是对具有质朴印章资源的汲取，形成民间印风的流行。如秦诏版、急就章、汉瓦当、镜铭、泉铭以至汉砖、残石、陶瓷名款、画押等质朴文字的化用。以生活化、民间质朴化的文字作为入印资源，表现“印从书出”的自然、朴拙。
3.寻根问祖，新古典印风的兴起
像诗歌分为民风、宫廷雅颂，书法分为民间书法和文人书法一样，古典印风亦分为典雅印风和急就章类民间质朴印风。随着当代印学的发展，以追求精到雅致、讲究内涵神韵的新古典文人印风的影响愈益强势。汉上印风则增添以宗法黄牧甫而渐成影响。
4.传承主脉，新文人印风的复兴
自宋元文人印兴起，文人印学也成为印学之研究、传承、传播的时代主脉。无论是皖派，还是浙派、海派、京派，大多都讲究印人技法基础上的人品、学养的全面积累修为，追求传承秦汉、明清经典印式与流派印的意境格调。当代汉上印学经历40年的上下求索后，最终还是走向了文人印学为主流的新时代印风。当代汉上篆刻家如汪新士、谷有荃、铸公、刘欣耕、杨坤秉、昌少军、陈行健、叶青峰、魏杰等均为践行新时代文人印风的代表。他们治学、诗文、善书等诸艺兼修，以时代印风陶铸自我，以学者治印学，成为当代极具特色的印学现象，尤其值得坚守和发扬。
余论
当代汉上印风的兴起，因黄牧甫、唐醉石的开创之功，早期具有一定的浙派西泠遗风和黟山派特征，但随着当代印学艺术资源的丰富，印学的现代化、专业化发展，现已呈现多元并进的格局，同时也具有独到的地域特质特色、风格风尚。从形式特征看，有以楚篆、古玺相结合的古玺派，有以楚简入印的楚简派，有以汉印变通的汉风派，有以明清篆刻相取法的近世名家派，有与写意相区分的工稳派和写意派，还有以肖形印为主要创作对象的肖形印派等。无论何宗何派，何风何貌，汉上篆刻家的篆刻永远具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抒发的永远是汉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铭刻的则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自我修为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信念;吟唱的永远是荆风楚韵的赤壁春秋和江汉汇合鱼米之乡的厚土滋味。汉上印风终归是汉上篆刻家精神的表现。追求人文精神与篆刻形式的完美结合是汉上印人们永远不变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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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历代篆刻集粹[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关键词：汉上印风 源流 格局
汉上印风，顾名思义是指以武汉为中心、延展至以长江流域湖北省行政区划内的地域印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地域文化。汉上文化作为楚文化的主干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汉上文化也独具特色。当代社会，交通、通信发达，交流日益频繁快捷，似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被消融趋于大同的趋向。但地理、山川风物固有的不同和宗族血液的传承，仍使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碰撞、大融汇的裂变中，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频繁的交流使得各个地域的文化互取所长，互鉴、互补不足，但每一个地域的文化却宛若一种自成体系的细胞或生命体，诸种机体、机能、基因无论与外在物质养分如何交汇、碰撞、竞争、互化，其仍会保持其自身自成机制的特质、特色和特性。因之地域文化不会伴随着大一统中华文化的发展而消亡，反之还会在互为取长补短中，在更高的层面优化、突显各自的独特性。正所谓越是地域的就越是全国的，越是全国的就越要求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而作为印学文化，探讨汉上印风不仅具有回望历史、溯源梳流，正视自身、探讨规律，而且具有立足自身，在兼收并蓄基础上摸索创新、展望未来的意义。
一、汉上印风溯源
1.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汉上印风的文化之源无疑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荆楚文化。屈原《离骚》说：“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山、楚水、楚云梦泽、长江、汉江等造就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楚文化。楚国金文、楚玺、楚篆、楚简帛亦以其婉约、圆转、犀利、清劲、秀逸、恣意浪漫、奇诡绮丽而标异矗立于华夏文艺之林。湖北省宜都出土的“王孙遗者钟”字体细长优雅，线条柔和飘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楚玺“连尹之玺”以精劲清逸的印风广为篆刻界人士取法规模。湖北出土的汉印亦传世丰夥，仅湖北省博物馆就藏有各类汉印逾150余方。湖北荆门、云梦等地出土的大量楚简实物、随州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上的铭文，都是具有鲜明湖北地域特色的篆系实物文字典范，这些楚文化的经典范式奠定丰富了汉上印学的取法来源与审美特质基因。
2.米芾开启文人印之风
走过实用印的秦汉南北朝远古历史时期，唐宋书画鉴藏开启文人用印、书印、刻印之风。宋代书家，苏轼、黄庭坚的书作中亦偶见有名号印，而以襄阳米芾用印量多。且据沙孟海分析，米芾用印基本可以断定为自书自刻自用。从这个意义上称米芾为文人印之先驱当不为过。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也是促成印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及至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书篆、治印和撰写印学专著，进而影响文人、书画家在作品上钤印渐成风气，即诗、书、画、印兼修渐成文人修养之风气，亦影响嬗变为明代文人书画家的书、画、印传统。
3.清代朴学、金石学、碑学的兴盛促使汉上印学肇兴
宋元文人书画用印之风渐行，但奏刀的技术操作与文字印化仍然制約其推广发展。以明代文彭在石章上奏刀为转折，文人治印风气从此获得推广而大兴，并成为印学创作主体主流，从而开启印学发展文人流派印时代。
明清金石学承宋代之遗绪，亦呈蓬勃发展之势。至清代乾嘉时期又与朴学相交互，掀起以篆隶汉碑、考据、访碑、著述为先声的碑学风潮。清代朴学的考据溯古风尚促使金石学进一步发展，金石纪志等文献性著述成为这一时期的显学。金石学、考据、访碑、研碑的兴盛，又影响欲变不知变的清初书法转向汉碑、魏碑等碑版书风、出土文物、金石钟鼎彝器、碑帖版本研究的复兴。湖北金石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获得蓬勃发展。湖北则诞生了张裕钊、杨守敬等金石和碑学大家，他们在湖北的行迹影响则主要在武汉及现在的湖北“8+1”文化圈。张裕钊熔铸北碑，独创南宫碑体书风，在清代碑学书风中，是被康有为极力推崇的碑学实践书法大家。其为汉上印风成为包含碑学、金石学、书法实践、篆刻理论与实践多方位全面发展的特征风气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如陈诗《湖北金石存佚考》，叶志诜《湖北金石录》，缪荃孙、杨守敬《湖北金石志》等金石学代表著作。
汉上金石学、碑学的兴起自然导致近现代汉上印学的萌生。其时，代表人物有端方、杨守敬、黄牧甫等。三人中，以杨守敬年龄最长，其次是黄牧甫，再次是端方。端方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湖北巡抚，随后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宣统元年调任直隶总督，因兵变被杀，赠太子太保，谥忠敏。端方在“戊戌变法”期间积极推行新法，广办新式教育。端方富于收藏和醉心金石，社会影响广远。其金石著述《陶斋吉金录》影响亦大。杨守敬为湖北宜都陆城镇人，出身商人之家，一生钻研金石、书画、出版，为清末大学者、金石学家、书法家、书学理论家、鉴藏家，著述丰硕，著有《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集》等，辑有《印林》十四卷，尝为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出使日本，以书法、金石、学问影响日本，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黄牧甫一生则为职业篆刻家。其早年即以刻印谋生。后深研明清篆刻及历代金石，将金石学与印艺很好地结合，其印风光洁妍美、工稳细腻，寓险绝于平正，峭拔雄深。1902年至1904年，黄牧甫应端方之邀，到了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著述的辑著。黄牧甫因之与汉上印学结缘，产生一定影响。
民国时期，武汉诞生由易均室创办的书画篆刻杂志《艺甄》和蒋兰圃、唐义精等创办的书画艺术类学校武昌艺专，加及武汉于民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地位，使汉上印学获得很快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印学代表人物除易均室外，尚有沈肇年、盛了厂、闻一多、陆和九、黄侃、刘问山、刘博平、陈敬先等。 在已经出版的一些近现代印学著述中，专论民国印学、汉上印学并不凸显。马国权《近代印人传》将民国印学分为玺印派、浙派、吴派、黟山派、赵派、齐派六派，孙洵《民国篆刻艺术》对黄牧甫、唐醉石均有论及。民国时期，汉上印学当是黄牧甫、唐醉石等印风的融合交汇。
4.新中国成立后汉上印风的初兴
新中国成立后，以唐醉石移居武汉并于1961年成立东湖印社为标志，使汉上印风进入一个社团群体发展时期。唐醉石是西泠印社创立初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因工作之故移居武汉，也将西泠印社的优良学风和印风带到汉上。如东湖印社宗旨“整理国故，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培养新人”与西泠印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亦多有相似之处。东湖印社成立后，影响所及又有诸多全国印社纷纷成立。由新中国成立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形成了以印学社团群体为纽带的印学初兴时期。
东湖印社成立早期的主要成员有唐醉石、刘博平、徐松安、邓少峰、曹立庵、翟公正、杨白匋、钟鸣天、谷有荃等，但该社自“文革”后活动中断了。
“文革”后期，全国印学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诸多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印谱创作刊印，如以宣传养猪政策而创作的《养猪印谱》就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三位篆刻家以简体字创作，郭沫若题签。还有武汉篆刻家汪新士1965年篆刻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及印屏在北京展出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曹立庵、谷有荃等亦有毛泽东诗词句、鲁迅诗句、学雷锋词句等以时代性诗词文字入印的创作。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汉上印学进入当代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当代汉上印学发展的生态条件
改革开放使全国各类文艺发展迎来了大解放并迅速进入复兴繁荣发展阶段。以现代专业媒体《书法报》的创刊和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及首届湖北书法篆刻展览的举办为标志，当代汉上印学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化、艺术化、展览化以及市场化相渗透影响的研究、交流、展示新时代。经过近40年的发展，汉上印学取得了全方位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印学研究、创作人才，推出一批印学理论、创作成果。印学社团、媒体出版、教育培训等逐步发展起来，并初步形成汉上印学的生态条件、格局，成果丰硕。
1.社团协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由唐醉石牵头组织成立了东湖印社，20世纪70年代曹立庵牵头组建成立武昌黄鹤楼书画社，他们都对湖北印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因时代条件影响，社团的参与人数，活动数量、规模比较有限。改革开放后，全国进入经济文化全面复兴的新时期，各类印社纷纷组建，参与印人日益增多，印学成果呈空前发展繁荣状况。20世纪80年代新成立的印社有南纪印社、涵芬印社、松风印社、广济印社、铁魂印社、襄阳印社等。90年代成立的印社有云鹏印社、十堰印社、屈岭印社、长江印社、楚源印社、东坡印社等。2000年后则有中流印社、印山印社、三峡印社、木兰印社等。其中多数为武汉市内印人所组建成立，一部分印社则为湖北境内各地市印人联合组建成立。反映湖北印人队伍以武汉为中心成为主体的同时也发展推广至湖北全境的各地市。印社的人才队伍由少数人的雅玩向社会进行群众性普及。
继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也于1983年2月成立。从此，纳入以各级党委领导下文联系统的书法篆刻组织也纷纷成立。书法篆刻艺术也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書法篆刻队伍建设进入被国家认可的更具权威性的发展时代。1988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成立，1994年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了包括篆刻委员会在内的5个专业委员会，标志着篆刻艺术队伍的进一步专业化、明确化。其和具有纯民间性质的印社社团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印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2.展览时代的社会展示、竞技、促进与繁荣
展览是现当代社会书画篆刻艺术作品展示的重要方式。1983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全国首届群众书法篆刻比赛”，开辟了新时期书法篆刻艺术的展览时代。1988年随着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的成立，随后举办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览。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国展）与全国篆刻艺术展览（单项展）共同构成全国最高层次的关于篆刻的展览，对全国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篆刻艺术的展示、交流、发展、繁荣起到极大的激励、促进作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书协及所属的地市区县书协，及其所属的篆刻委员会、印社以至全国印人，往往以这种权威性展览为时间节点，调整安排研究创作的时间节奏。经过唐醉石、刘博平、曹立庵、 杨白匋、翟公正、汪新士、谷有荃等老一辈汉上篆刻家的传薪，铸公、黎伏生、杨坤秉、刘欣耕、雷志雄、黄德琳、樊中岳、昌少军、叶青峰等一大批汉上中青年篆刻家，纷纷在全国篆刻展览中入展、获奖。而当代篆刻家的作品在国字号展览入展、获奖，无疑是获得专业认可的主要方式之一。
3.媒体交流与展示
《书法报》在武汉创办无疑是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一份专业报纸成为当代书法篆刻人士不分地域，甚至跨越国门成为国际性学习、交流、展示、沟通的平台。报纸的技法、学术研究、批评、人物推荐等栏目助推了许多书法篆刻家的成长和传播。书法报社以报纸为纽带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实体举办的各类书法篆刻考察、创作、研讨、批评、展览、教育、培训等，把书法篆刻活动全方位开展起来，使专业报纸成为推动当代书法篆刻发展的一个中心动力源。《书法报》创刊至今，张昕若、吴丈蜀、徐本一、陈方既、饶兴成、铸公、雷志雄、刘欣耕、杨坤秉、樊中岳、陈新亚、兰干武、毛羽、于宁、陈行健等历届社长、总编、主编多擅书法篆刻，这种办报传统在全国书法专业媒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书法报》作为专业媒体以其专业性、学术性、时效性、趣味性、可读性，加上进入21世纪后具有书法和文学相结合的“兰亭”月末副刊等开设，使报纸更具特色和魅力。在当代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下，《书法报》也积极开发转型升级创立书法报网、“书法报”微信公众号、书法报·书画视频、“书法宝”APP等书法篆刻学习、研究的数字化移动端互联网产品工具，为当代印学的发展起到前瞻性推动作用。 4.印学理论成果
印学理论是篆刻艺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和保证。汉上印学自清代肇兴，即在金石学、碑学的学术氛围中衍生。自杨守敬始，即有篆刻与学术兼修之传统。近年所出版的《中国篆刻·古玺·官印·私印》《中国篆刻·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中国篆刻·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及其他家》《中国篆刻·明清篆刻诸家》《中流篆刻十家》《百年金石·汉上印风（篆刻集、文论集）》《湖北名胜印谱》等系列篆刻著作，是这种学术传统的集中体现。然无论是从纵向比较还是从横向比较来看，当代汉上印学理论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当代汉上印学的发展尚需有志印学理论的研究者奋发努力，补充短板，克服薄弱点。
5.教育培训
当代书法篆刻的专业化、学科化发展，伴随书法高等教育的兴起而蓬勃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美术学院、湖北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江汉大学等相继开设书法教育。叶军、周德聪、孟庆星、杨疾超、张建军、陈龙海、吴永斌、许伟东、罗海东、柳国良、邹志生、姚洪磊、周赞、杨高钰、刘立士等书法专业教师发挥着培育书法篆刻新人的作用。现代大学培养的大学生，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已经成为当代书法篆刻学术队伍的主力军。而书法篆刻创作方面也将随着书法篆刻专业教育的发展，成为充实队伍的重要来源。与大学专业教育相辅相成，各类各级书法专业机构、书协、印社、书法院、画院、篆刻院等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专业化人才培训教育的作用。这种专业化教育也保证了中国书法篆刻以较为纯粹的方式持续性的传承和发展。
三、新时期汉上印风的思潮与格局
1.热眼向洋，西方现代美术观念作用产生的现代派印风
改革开放后，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也涌入篆刻界。谈艺术美学、谈现代艺术创作者有的借鉴引用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及方法，呈现出热眼向洋、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潮流。印学一道虽为纯粹民族艺术，但西方的现代抽象艺术观念等仍然对印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出现追求纯形式的审美和弱化汉字文字内容的创作倾向。这一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一时被称为现代派印风。进入21世纪后，随着传统印学研究的深入和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印学主流逐渐定在传统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变化创新。汉上印人在此东西方文化的交互碰撞中，亦不免有被现代印风所裹挟者。而终因汉上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没有出格太远，多数印人都能秉承传统，砥砺前行。
2.贴近平民，民间印风流行
清末以降，民主思潮逐渐渗透于文艺创研中，促进平民文艺的兴起。在书法上表现为对民间书法的高扬。在印学方面则是对具有质朴印章资源的汲取，形成民间印风的流行。如秦诏版、急就章、汉瓦当、镜铭、泉铭以至汉砖、残石、陶瓷名款、画押等质朴文字的化用。以生活化、民间质朴化的文字作为入印资源，表现“印从书出”的自然、朴拙。
3.寻根问祖，新古典印风的兴起
像诗歌分为民风、宫廷雅颂，书法分为民间书法和文人书法一样，古典印风亦分为典雅印风和急就章类民间质朴印风。随着当代印学的发展，以追求精到雅致、讲究内涵神韵的新古典文人印风的影响愈益强势。汉上印风则增添以宗法黄牧甫而渐成影响。
4.传承主脉，新文人印风的复兴
自宋元文人印兴起，文人印学也成为印学之研究、传承、传播的时代主脉。无论是皖派，还是浙派、海派、京派，大多都讲究印人技法基础上的人品、学养的全面积累修为，追求传承秦汉、明清经典印式与流派印的意境格调。当代汉上印学经历40年的上下求索后，最终还是走向了文人印学为主流的新时代印风。当代汉上篆刻家如汪新士、谷有荃、铸公、刘欣耕、杨坤秉、昌少军、陈行健、叶青峰、魏杰等均为践行新时代文人印风的代表。他们治学、诗文、善书等诸艺兼修，以时代印风陶铸自我，以学者治印学，成为当代极具特色的印学现象，尤其值得坚守和发扬。
余论
当代汉上印风的兴起，因黄牧甫、唐醉石的开创之功，早期具有一定的浙派西泠遗风和黟山派特征，但随着当代印学艺术资源的丰富，印学的现代化、专业化发展，现已呈现多元并进的格局，同时也具有独到的地域特质特色、风格风尚。从形式特征看，有以楚篆、古玺相结合的古玺派，有以楚简入印的楚简派，有以汉印变通的汉风派，有以明清篆刻相取法的近世名家派，有与写意相区分的工稳派和写意派，还有以肖形印为主要创作对象的肖形印派等。无论何宗何派，何风何貌，汉上篆刻家的篆刻永远具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抒发的永远是汉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铭刻的则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自我修为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信念;吟唱的永远是荆风楚韵的赤壁春秋和江汉汇合鱼米之乡的厚土滋味。汉上印风终归是汉上篆刻家精神的表现。追求人文精神与篆刻形式的完美结合是汉上印人们永远不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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