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羌族地区的灾后文化重建是在国家的统筹下，在受灾地区民众的诉求基础上，在社会各界呼吁保护羌族传统文化的舆论中，通过援建省市的具体实施而实现的。作为援建方的山东，一方面根据国家的相关意见、条例、方案的文化保护、文化重建规定进行援建；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自身对羌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文化的援建与重建工作。在承认羌族地区文化重建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文化重建中政府意志与学者呼声的疏离，援建后的北川羌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符号泛化等问题。
［关键词］北川；对口援建；文化重建；羌族中图分类号：D632.4/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1—0044—06
对口援建是“5.12”地震后最具中国特色的重建方式，援建对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恢复、重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已经结束，各个援建项目已顺利移交，各个援建单位也相继撤离。但这场没有先例可循、完全是探索性的重建，并不会随着重建本身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仅就援建对羌族的文化重建进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重建进程中的多重话语
（一）国家话语
1.对口援建机制的建立
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该方案详细规定了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基本原则，对口支援安排方案，对口支援的内容、方式和任务以及工作要求。北川县不仅在“5.12”特大地震灾害中受损最为严重，是唯一一个县城需要整体重建的县，而且又是羌族自治县；而山东是我国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市之一，考虑支援方的经济实力和受援方的灾情程度，兼顾安置受灾群众阶段已形成的对口支援格局，国家决定由山东省对口援建北川县。①
2.保护传承羌族文化的国家要求
200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注重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实施抢险修缮，保护具有历史价值和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物。②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颁布《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③，该规划就抢救和保护传承羌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县羌族博物馆的保护和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修复、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县级图书馆及文化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各类设施恢复重建、民族特色旅游城镇和村落和藏族羌族文化旅游走廊恢复重建，羌绣品牌的打造、羌族文化普及读本的编写、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为羌族文化的重建定下了基调。
3.重建期限体现的国家意志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搞好对口支援和专项援助，管好用好灾后重建资金和物资。灾后重建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力争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原定三年的目标任务，让灾区人民早日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1]由此提出了地震灾后重建“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国家要求，这一期限要求，对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地方诉求
对于地方而言，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划、意见、方案制定相应的地方重建文本，另一方面既要解决灾民的安居问题，又要解决灾民的民生问题，同时，尽可能表述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文化特色。为此，各种重建文本中处处体现出羌族文化的印记，如在村寨重建中，尽量凸显羊、羊头、羊角、碉楼、祭祀塔、石砌房等羌族文化符号；在城镇重建中，各类建筑也同样彰显羌族的文化特色；在产业规划中，尽力将羌族文化和旅游等产业结合在一起，等等。④这些重建文本充分体现了地方在重建中对羌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三）社会舆论
1.各种有关羌族文化的会议陆续召开。2008年5月30日，国家民委等单位举行“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抢救和保护座谈会”⑤, 2008年6月1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座谈会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座谈会”,发出《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倡议书》，呼吁去灾区做特殊的田野调查，去记录、整理、呈现灾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探索和研究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价值，弘扬它们在中华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与贡献，积极为各地重建家园建言献策，让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世代赓续，[2]等。
2.各种有关羌族的出版物陆续出版。李绍明先生的《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重建问题》[3]，蒋彬等的《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4]等著作呼吁对羌族文化进行保护。
3.各种有关羌族的展览在各地举行。2008年6月14日，“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展”在中国民族文化宫开展；17日，中国民族博物馆邀请地震灾区羌族民间艺术家及“释比”文化传人就羌族文化保护进行座谈。⑥
4.各种有关羌族文化遗产的项目陆续启动。2008年5月下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中国民族博物馆进行的紧急抢救羌族文化遗产项目启动，文化遗产实地调研、损毁评估以及征集、记录工作随即展开。⑦
此外，电视、网络、报刊等各种媒体也就羌族文化及其保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些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对灾后的羌族文化重建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二、对口援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
（一）羌族民间艺术团的重建
青片乡是北川最偏远的乡，也是羌族群众最为集中的地方，地震前活跃于当地五龙寨的羌族歌舞队因地震而被迫解散。山东威海的援建队进入后，当即决定支援60万元帮助重建艺术团。2008年6月21日，羌族民间艺术团得到资助后重建起来。羌族民间艺术团成立后，演员们带着从废墟里找出来的、老乡家借来的羌族服装，于2008年7月28日在擂鼓镇开始了首场演出。之后，该团由山东方面资助，赴山东进行巡回演出，并参加了威海国际人居节，济南园博会等。2011年4月在绵阳举办的首届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暨中国民间文艺第十届“山花奖”颁奖大会，该团的羌族原生态民歌《玛支》参加展演，《羌族酒歌》参加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演出。《玛支》包含羌族多声部、羌笛、口弦、劳动山歌、溜溜调、多声部唱腔等多个羌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羌族释比文化融合于《羌族酒歌》之中，充分展现羌族文化的内涵。《玛支》的9位演员，《羌族酒歌》的20位演员，全都是羌族地区的优秀民间艺人，多数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⑧演员表演的过程，就是文化展示与继承的过程。
（二）吉娜羌寨中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
吉娜羌寨，原名猫儿石村，因温家宝总理曾经到此视察并亲笔题写“吉娜羌寨”而得名。该寨有71户羌族人家，地震中损失严重，除2户人家房屋没有倒塌仅需加固外，其余69户全部需要重建。济南援建擂鼓镇工作指挥部坚持“规划先行，科学援建”的原则，将协助擂鼓镇编制灾后重建规划作为援川重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按照“尊重自然，尊重当地文化，尊重普通百姓”的方针，科学编制完成了《北川县擂鼓镇灾后重建规划》，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援建擂鼓镇工程指挥部负责技术指导和工程监理。⑨
新落成的吉娜羌寨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多为二层小楼，外墙上砌麻黄石，下砌少量青云石，房顶四角饰以酷似羊角的白石，正面贴“羌”字，或挂一个羊头。全村入口处建有两座高达十几米的圆形碉楼，村中心建有一处上千平方米的小广场，广场一角建有一座青石垒成的祭祀塔。白石、羊头、羊角、碉楼、祭祀塔等羌族文化符号在这里一一展现，显示出浓烈的羌民族风格。
（三）济南园博园中北川园的新建
2009年9月，“以爱为主题，以羌为特色”的园博园北川园在济南落成并完成室内布展。北川园是历届园博园首个以县为单位、以羌文化为主题的园区，占地总面积约12亩。北川园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为“羌风民俗”展园，东侧为“抗震救灾”展园，两个展园都有相应的室内展区。尔玛人家碉楼是羌风民俗的室内展区，展品主要反映羌族文化，比如羌绣、羌笛、羌医等。“羌风民俗”展园和“抗震救灾”展园通过羌式索桥和入口门楼连接起来“抗震救灾”展园主要展示抗震救灾及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建设成果。北川园成为传播四川羌族民俗深厚文化、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窗口。⑩
（四）文化建设与羌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地震前，北川县旧县城文化系统固定资产不足800万元，如今新县城文化系统固定资产达到17亿元。地震前，北川县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的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重建后的图书馆馆舍面积3288平方米；文化馆馆舍面积3008平方米。地震前，县图书馆藏书不足1万册，地震后接受捐赠的新书就达7.8万册。新建北川县级艺术中心（包括剧场、电影院、川剧团、歌舞团、艺术培训学校）1个，建筑面积9650平方米；羌族特色文化商品一条街，总面积2万平方米；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9034平方米。而在地震中被损毁殆尽的全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经过灾后重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以重点项目为例，北川灾后重建的重大文化项目共计94个，总计投入5.3616亿元。其中，精神家园项目6个，总投资1.1588亿元；文化市场项目1个，总投资530万元；文化产业项目2个，总投资1920万元；文化遗产项目3个，总投资2.27亿元；新闻出版项目70个，总投资758万元；公共文化项目12个，总投资1.612亿元。B11
重建后的北川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重点体现在以下方面：北川民俗博物馆，馆舍面积8000平方米；北川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1个，馆舍面积3000平方米；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羌族水磨漆艺等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10个文物保护单位抢救工程等等。B12
以上这些项目，绝大部分由山东援建。这些文化设施和文化遗产项目的援建，对于灾后北川羌族文化的快速恢复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鲁川情》的文化融合
《鲁川情》是由山东省援川前线指挥部、威海市委市政府、北川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由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等单位联手打造的大型歌舞剧。B13《鲁川情》采用战地记者报道的形式，运用羌风、鲁韵南北两个地域特色迥异的音乐舞蹈，将齐鲁文化与羌族文化有机融合，通过《新人的眼泪》、《飞赴北川》、《激战北川》、《重建北川》和《崛起的北川》五个篇章，艺术地再现了山东的援建壮举、灾区人民感恩国家、感恩山东援建的情怀。《鲁川情》在四川、山东济南、威海、潍坊、莱芜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从上述援建过程中的羌族文化重建活动可以看出，作为援建方的山东，一方面根据国家的相关意见、条例、方案的文化保护、文化重建规定进行援建，如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中心、羌族特色文化商品一条街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自身对羌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文化的援建与重建工作，如羌族民间艺术团的重建、济南园博园中北川园的新建、《鲁川情》的打造等；同时，他们顺应社会的呼声，在业已规划好的重建项目上注入羌族文化元素，如吉娜羌寨、民俗博物馆等等。
三、文化重建的物质实现与文化走向
目前，关于灾后羌族文化重建的探讨尚不多见，未见有专门就对口援建对于羌族文化重建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论著，仅在李明泉、程剑的相关文章中有所提及。李明泉认为，援建者在工作中不仅保留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还将现代文明的成果注入到援建工程中，使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在援建过程中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交融，进一步体现了民族团结，增强了民族自信，彰显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核心的文化动力，是文化自强意识的精彩呈现。程剑认为，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羌族民俗符号的再度发明和书写的过程，发明和书写的结果吻合了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历史书写，却忽视了羌民族原有的区域文化差异，从重建的文化上更能让人感觉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这样的结果正好迎合了外界或者一般人对于民族的想象；其次，在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上，不仅仅是出于文化保护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一种再度“发现”与开发，将其被称为“绿色经济”的旅游开发紧密相连，“发展”成了主导灾后重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被重建的羌族文化，成为一种“被消费”的羌族文化。[5]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李明泉虽然总结了援建对于灾区羌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忽视了对羌族文化保护的本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等问题的关照；程剑强调了羌族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各种不足，但同样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统筹下的灾后重建，没有援建省市的倾力支援，灾后羌族文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保护与发展，各种文化设施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重建。
地震灾后文化重建是在特点的时空中的重大事件，援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实际上是国家、援建方、地方和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意志是居于绝对权威地位，北川新县城选址和规划建设，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对于援建省市而言，是没有选择的。但同时，国家关于灾后羌族文化重建的意见、规定和方案，也采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如建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对于地方而言，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划、意见、方案制定相应的地方重建文本，另一方面既要解决灾民的安居问题，又要解决灾民的民生问题，同时，还要尽可能展示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文化特色。虽然安居问题、民生问题、羌族文化保护传承问题都很重要，但在安排重建项目与重建资金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优先安排安居、民生与羌族文化保护有机结合的项目，如前所述的吉娜羌寨的重建案例，如果几者之间不能有机结合，毫无疑问，地方政府会优先解决安居问题与民生问题而对羌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有所忽视。就社会各界而言，灾后呼吁保护羌文化的呼声高涨，许多专家学者、羌族学者还参与了各级重建规划的制定，一些建议也被采纳。但同时，由于他们不掌握资源，更不是援建单位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他们的话语在实施过程中，如能与国家、地方或援建方的诉求一致则可能会达到相应的效果，如果不符合则会消失在重建的机器轰鸣中。对援建省市而言，灾后重建任务十分繁重，来不及也不可能深入理解羌族文化，而是从书本、专家学者、羌族代表那里了解一些羌族文化的某些符号，把这些符号运用到实际的灾后文化重建项目中，以为达到了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的目的，而许多援建项目更是按照规划，加上一些羌族文化的元素、符号，就设计图纸，按图施工，这样的文化重建不可避免地出现羌族文化元素、符号滥用的结果，甚至会留下援建单位的印迹。
正是在这样一个多重话语、多种力量的互动作用下，灾后北川的文化重建呈现出当下的样态。对于这样的文化重建结果，国家、地方、援建省市是满意的，这可以从各种灾后重建总结和表彰大会表现出来，而对于羌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学者而言，则颇有微词，前述程剑的观点就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援建与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诸如：包括羌族在内的一个民族，究竟有没有自己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一个民族内部是不是共享某一种文化符号？某些符号如何演化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的？[6] 在重建进程中，如果不使用这些符号，如何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不使用这些符号，又应该通过何种东西来体现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不是符号的选择使用，就是所谓传统的发明或迎合了外界或者一般人对于民族的想象？[5] 援建单位是如何选择这些符号的？是否需要在相关的建筑上都体现这些被选择的符号？一个村寨或城镇的重建，是否需要整齐划一的使用同样的符号？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是不是援建省市、援建单位能够选择和左右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现代交通的拓展，计算机网络的密集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聚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人们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许多根基于传统社会的民族文化正在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灾后重建可以建造一些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些设施与机制，可以进行一定的羌族民俗文化的实践，但羌族文化的重建中的上述问题，并不是灾后重建、对口援建模所能解决的。
地震灾后文化重建时在特点的时空中的重大事件，灾后重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是国家、地方、社会、援建方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国家的统筹下，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援建省市倾注了大力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文化设施、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方面灾区的民族文化进行重建，使得受灾的羌族地区文化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应当说如果没有援建省市的倾力支援，羌族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保护与发展，各种文化设施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重建，羌族文化的重建更无从谈起。但同时，援建后的北川羌族传统文化也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符号泛化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援建省市和援建单位所能能够解决的。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并不会随着灾后重建、对口援建的结束而结束，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参见：国办发〔2008〕53号，“国务院关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2008年6月11日。
②参见：国发〔2008〕22号，“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2008年7月3日。
③参见：国发[2008]31号，“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2008年9月19日。
④2008年9月，笔者参与《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2008-2015）（纲要成果）》的编制工作会议；2009年3月，笔者作为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专家服务团成员，随团参加绵阳市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 2010年5，笔者随专家服务团到北川就旅游灾后重建相关问题开展了调研和咨询服务，等。
⑤笔者曾参加此次会议。
⑥本资料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雍继荣提供。
⑦本资料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雍继荣提供。
⑧本资料由北川县文化馆徐正斌提供。
⑨本资料由济南援建擂鼓镇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刘胜凯提供。
⑩本资料由北川县禹羌文化研究中心尧一三提供。
B11本资料由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提供。
B12本资料由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林继忠提供。
B13参见李明泉，“灾后文化重建的价值取向”。 2011.4月25-26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四川省省委主办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该文为李明泉教授提供的会议论文。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座谈会在京召开[N/OL].中国艺术报.[2008-06-13]（2011-03-16）. http://www.cflac.org.cn/ysb/2008-06/13/content_13534230.htm
[3]Li Shao-ming. On Issues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Qiang Region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on May 12th[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08,(09).
李绍明.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重建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9).
[4]Jiang Bin, Zhang Yuan. Study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Qiang ethnic minority[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9,(04).
蒋彬，张原.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4).
[5]程剑.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羌族民俗符号实践[D].西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8.
[6]汤芸.“侗族”的景观——侗族文化展示的诗学与政治[J]//杨正文,等.边缘社会的文化展示——田野实践与释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关键词］北川；对口援建；文化重建；羌族中图分类号：D632.4/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1—0044—06
对口援建是“5.12”地震后最具中国特色的重建方式，援建对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恢复、重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已经结束，各个援建项目已顺利移交，各个援建单位也相继撤离。但这场没有先例可循、完全是探索性的重建，并不会随着重建本身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仅就援建对羌族的文化重建进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重建进程中的多重话语
（一）国家话语
1.对口援建机制的建立
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该方案详细规定了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基本原则，对口支援安排方案，对口支援的内容、方式和任务以及工作要求。北川县不仅在“5.12”特大地震灾害中受损最为严重，是唯一一个县城需要整体重建的县，而且又是羌族自治县；而山东是我国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市之一，考虑支援方的经济实力和受援方的灾情程度，兼顾安置受灾群众阶段已形成的对口支援格局，国家决定由山东省对口援建北川县。①
2.保护传承羌族文化的国家要求
200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注重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实施抢险修缮，保护具有历史价值和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物。②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颁布《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③，该规划就抢救和保护传承羌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县羌族博物馆的保护和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修复、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县级图书馆及文化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各类设施恢复重建、民族特色旅游城镇和村落和藏族羌族文化旅游走廊恢复重建，羌绣品牌的打造、羌族文化普及读本的编写、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为羌族文化的重建定下了基调。
3.重建期限体现的国家意志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搞好对口支援和专项援助，管好用好灾后重建资金和物资。灾后重建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力争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原定三年的目标任务，让灾区人民早日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1]由此提出了地震灾后重建“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国家要求，这一期限要求，对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地方诉求
对于地方而言，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划、意见、方案制定相应的地方重建文本，另一方面既要解决灾民的安居问题，又要解决灾民的民生问题，同时，尽可能表述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文化特色。为此，各种重建文本中处处体现出羌族文化的印记，如在村寨重建中，尽量凸显羊、羊头、羊角、碉楼、祭祀塔、石砌房等羌族文化符号；在城镇重建中，各类建筑也同样彰显羌族的文化特色；在产业规划中，尽力将羌族文化和旅游等产业结合在一起，等等。④这些重建文本充分体现了地方在重建中对羌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三）社会舆论
1.各种有关羌族文化的会议陆续召开。2008年5月30日，国家民委等单位举行“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抢救和保护座谈会”⑤, 2008年6月1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座谈会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座谈会”,发出《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倡议书》，呼吁去灾区做特殊的田野调查，去记录、整理、呈现灾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探索和研究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价值，弘扬它们在中华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与贡献，积极为各地重建家园建言献策，让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世代赓续，[2]等。
2.各种有关羌族的出版物陆续出版。李绍明先生的《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重建问题》[3]，蒋彬等的《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4]等著作呼吁对羌族文化进行保护。
3.各种有关羌族的展览在各地举行。2008年6月14日，“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展”在中国民族文化宫开展；17日，中国民族博物馆邀请地震灾区羌族民间艺术家及“释比”文化传人就羌族文化保护进行座谈。⑥
4.各种有关羌族文化遗产的项目陆续启动。2008年5月下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中国民族博物馆进行的紧急抢救羌族文化遗产项目启动，文化遗产实地调研、损毁评估以及征集、记录工作随即展开。⑦
此外，电视、网络、报刊等各种媒体也就羌族文化及其保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些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对灾后的羌族文化重建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二、对口援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
（一）羌族民间艺术团的重建
青片乡是北川最偏远的乡，也是羌族群众最为集中的地方，地震前活跃于当地五龙寨的羌族歌舞队因地震而被迫解散。山东威海的援建队进入后，当即决定支援60万元帮助重建艺术团。2008年6月21日，羌族民间艺术团得到资助后重建起来。羌族民间艺术团成立后，演员们带着从废墟里找出来的、老乡家借来的羌族服装，于2008年7月28日在擂鼓镇开始了首场演出。之后，该团由山东方面资助，赴山东进行巡回演出，并参加了威海国际人居节，济南园博会等。2011年4月在绵阳举办的首届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暨中国民间文艺第十届“山花奖”颁奖大会，该团的羌族原生态民歌《玛支》参加展演，《羌族酒歌》参加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演出。《玛支》包含羌族多声部、羌笛、口弦、劳动山歌、溜溜调、多声部唱腔等多个羌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羌族释比文化融合于《羌族酒歌》之中，充分展现羌族文化的内涵。《玛支》的9位演员，《羌族酒歌》的20位演员，全都是羌族地区的优秀民间艺人，多数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⑧演员表演的过程，就是文化展示与继承的过程。
（二）吉娜羌寨中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
吉娜羌寨，原名猫儿石村，因温家宝总理曾经到此视察并亲笔题写“吉娜羌寨”而得名。该寨有71户羌族人家，地震中损失严重，除2户人家房屋没有倒塌仅需加固外，其余69户全部需要重建。济南援建擂鼓镇工作指挥部坚持“规划先行，科学援建”的原则，将协助擂鼓镇编制灾后重建规划作为援川重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按照“尊重自然，尊重当地文化，尊重普通百姓”的方针，科学编制完成了《北川县擂鼓镇灾后重建规划》，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援建擂鼓镇工程指挥部负责技术指导和工程监理。⑨
新落成的吉娜羌寨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多为二层小楼，外墙上砌麻黄石，下砌少量青云石，房顶四角饰以酷似羊角的白石，正面贴“羌”字，或挂一个羊头。全村入口处建有两座高达十几米的圆形碉楼，村中心建有一处上千平方米的小广场，广场一角建有一座青石垒成的祭祀塔。白石、羊头、羊角、碉楼、祭祀塔等羌族文化符号在这里一一展现，显示出浓烈的羌民族风格。
（三）济南园博园中北川园的新建
2009年9月，“以爱为主题，以羌为特色”的园博园北川园在济南落成并完成室内布展。北川园是历届园博园首个以县为单位、以羌文化为主题的园区，占地总面积约12亩。北川园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为“羌风民俗”展园，东侧为“抗震救灾”展园，两个展园都有相应的室内展区。尔玛人家碉楼是羌风民俗的室内展区，展品主要反映羌族文化，比如羌绣、羌笛、羌医等。“羌风民俗”展园和“抗震救灾”展园通过羌式索桥和入口门楼连接起来“抗震救灾”展园主要展示抗震救灾及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建设成果。北川园成为传播四川羌族民俗深厚文化、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窗口。⑩
（四）文化建设与羌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地震前，北川县旧县城文化系统固定资产不足800万元，如今新县城文化系统固定资产达到17亿元。地震前，北川县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的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重建后的图书馆馆舍面积3288平方米；文化馆馆舍面积3008平方米。地震前，县图书馆藏书不足1万册，地震后接受捐赠的新书就达7.8万册。新建北川县级艺术中心（包括剧场、电影院、川剧团、歌舞团、艺术培训学校）1个，建筑面积9650平方米；羌族特色文化商品一条街，总面积2万平方米；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9034平方米。而在地震中被损毁殆尽的全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经过灾后重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以重点项目为例，北川灾后重建的重大文化项目共计94个，总计投入5.3616亿元。其中，精神家园项目6个，总投资1.1588亿元；文化市场项目1个，总投资530万元；文化产业项目2个，总投资1920万元；文化遗产项目3个，总投资2.27亿元；新闻出版项目70个，总投资758万元；公共文化项目12个，总投资1.612亿元。B11
重建后的北川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重点体现在以下方面：北川民俗博物馆，馆舍面积8000平方米；北川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1个，馆舍面积3000平方米；许家湾十二花灯戏、羌族水磨漆艺等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10个文物保护单位抢救工程等等。B12
以上这些项目，绝大部分由山东援建。这些文化设施和文化遗产项目的援建，对于灾后北川羌族文化的快速恢复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鲁川情》的文化融合
《鲁川情》是由山东省援川前线指挥部、威海市委市政府、北川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由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等单位联手打造的大型歌舞剧。B13《鲁川情》采用战地记者报道的形式，运用羌风、鲁韵南北两个地域特色迥异的音乐舞蹈，将齐鲁文化与羌族文化有机融合，通过《新人的眼泪》、《飞赴北川》、《激战北川》、《重建北川》和《崛起的北川》五个篇章，艺术地再现了山东的援建壮举、灾区人民感恩国家、感恩山东援建的情怀。《鲁川情》在四川、山东济南、威海、潍坊、莱芜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从上述援建过程中的羌族文化重建活动可以看出，作为援建方的山东，一方面根据国家的相关意见、条例、方案的文化保护、文化重建规定进行援建，如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中心、羌族特色文化商品一条街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自身对羌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文化的援建与重建工作，如羌族民间艺术团的重建、济南园博园中北川园的新建、《鲁川情》的打造等；同时，他们顺应社会的呼声，在业已规划好的重建项目上注入羌族文化元素，如吉娜羌寨、民俗博物馆等等。
三、文化重建的物质实现与文化走向
目前，关于灾后羌族文化重建的探讨尚不多见，未见有专门就对口援建对于羌族文化重建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论著，仅在李明泉、程剑的相关文章中有所提及。李明泉认为，援建者在工作中不仅保留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还将现代文明的成果注入到援建工程中，使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在援建过程中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交融，进一步体现了民族团结，增强了民族自信，彰显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核心的文化动力，是文化自强意识的精彩呈现。程剑认为，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羌族民俗符号的再度发明和书写的过程，发明和书写的结果吻合了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历史书写，却忽视了羌民族原有的区域文化差异，从重建的文化上更能让人感觉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这样的结果正好迎合了外界或者一般人对于民族的想象；其次，在灾后羌族文化重建上，不仅仅是出于文化保护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一种再度“发现”与开发，将其被称为“绿色经济”的旅游开发紧密相连，“发展”成了主导灾后重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被重建的羌族文化，成为一种“被消费”的羌族文化。[5]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李明泉虽然总结了援建对于灾区羌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忽视了对羌族文化保护的本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等问题的关照；程剑强调了羌族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各种不足，但同样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统筹下的灾后重建，没有援建省市的倾力支援，灾后羌族文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保护与发展，各种文化设施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重建。
地震灾后文化重建是在特点的时空中的重大事件，援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实际上是国家、援建方、地方和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意志是居于绝对权威地位，北川新县城选址和规划建设，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对于援建省市而言，是没有选择的。但同时，国家关于灾后羌族文化重建的意见、规定和方案，也采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如建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对于地方而言，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划、意见、方案制定相应的地方重建文本，另一方面既要解决灾民的安居问题，又要解决灾民的民生问题，同时，还要尽可能展示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文化特色。虽然安居问题、民生问题、羌族文化保护传承问题都很重要，但在安排重建项目与重建资金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优先安排安居、民生与羌族文化保护有机结合的项目，如前所述的吉娜羌寨的重建案例，如果几者之间不能有机结合，毫无疑问，地方政府会优先解决安居问题与民生问题而对羌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有所忽视。就社会各界而言，灾后呼吁保护羌文化的呼声高涨，许多专家学者、羌族学者还参与了各级重建规划的制定，一些建议也被采纳。但同时，由于他们不掌握资源，更不是援建单位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他们的话语在实施过程中，如能与国家、地方或援建方的诉求一致则可能会达到相应的效果，如果不符合则会消失在重建的机器轰鸣中。对援建省市而言，灾后重建任务十分繁重，来不及也不可能深入理解羌族文化，而是从书本、专家学者、羌族代表那里了解一些羌族文化的某些符号，把这些符号运用到实际的灾后文化重建项目中，以为达到了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的目的，而许多援建项目更是按照规划，加上一些羌族文化的元素、符号，就设计图纸，按图施工，这样的文化重建不可避免地出现羌族文化元素、符号滥用的结果，甚至会留下援建单位的印迹。
正是在这样一个多重话语、多种力量的互动作用下，灾后北川的文化重建呈现出当下的样态。对于这样的文化重建结果，国家、地方、援建省市是满意的，这可以从各种灾后重建总结和表彰大会表现出来，而对于羌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学者而言，则颇有微词，前述程剑的观点就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援建与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诸如：包括羌族在内的一个民族，究竟有没有自己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一个民族内部是不是共享某一种文化符号？某些符号如何演化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的？[6] 在重建进程中，如果不使用这些符号，如何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不使用这些符号，又应该通过何种东西来体现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不是符号的选择使用，就是所谓传统的发明或迎合了外界或者一般人对于民族的想象？[5] 援建单位是如何选择这些符号的？是否需要在相关的建筑上都体现这些被选择的符号？一个村寨或城镇的重建，是否需要整齐划一的使用同样的符号？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是不是援建省市、援建单位能够选择和左右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现代交通的拓展，计算机网络的密集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聚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人们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许多根基于传统社会的民族文化正在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灾后重建可以建造一些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些设施与机制，可以进行一定的羌族民俗文化的实践，但羌族文化的重建中的上述问题，并不是灾后重建、对口援建模所能解决的。
地震灾后文化重建时在特点的时空中的重大事件，灾后重建中的羌族文化重建是国家、地方、社会、援建方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在国家的统筹下，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援建省市倾注了大力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文化设施、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方面灾区的民族文化进行重建，使得受灾的羌族地区文化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应当说如果没有援建省市的倾力支援，羌族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保护与发展，各种文化设施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重建，羌族文化的重建更无从谈起。但同时，援建后的北川羌族传统文化也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符号泛化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援建省市和援建单位所能能够解决的。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并不会随着灾后重建、对口援建的结束而结束，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参见：国办发〔2008〕53号，“国务院关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2008年6月11日。
②参见：国发〔2008〕22号，“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2008年7月3日。
③参见：国发[2008]31号，“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2008年9月19日。
④2008年9月，笔者参与《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2008-2015）（纲要成果）》的编制工作会议；2009年3月，笔者作为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专家服务团成员，随团参加绵阳市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 2010年5，笔者随专家服务团到北川就旅游灾后重建相关问题开展了调研和咨询服务，等。
⑤笔者曾参加此次会议。
⑥本资料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雍继荣提供。
⑦本资料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雍继荣提供。
⑧本资料由北川县文化馆徐正斌提供。
⑨本资料由济南援建擂鼓镇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刘胜凯提供。
⑩本资料由北川县禹羌文化研究中心尧一三提供。
B11本资料由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提供。
B12本资料由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林继忠提供。
B13参见李明泉，“灾后文化重建的价值取向”。 2011.4月25-26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四川省省委主办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该文为李明泉教授提供的会议论文。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座谈会在京召开[N/OL].中国艺术报.[2008-06-13]（2011-03-16）. http://www.cflac.org.cn/ysb/2008-06/13/content_13534230.htm
[3]Li Shao-ming. On Issues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Qiang Region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on May 12th[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08,(09).
李绍明.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重建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9).
[4]Jiang Bin, Zhang Yuan. Study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Qiang ethnic minority[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9,(04).
蒋彬，张原.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4).
[5]程剑.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羌族民俗符号实践[D].西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8.
[6]汤芸.“侗族”的景观——侗族文化展示的诗学与政治[J]//杨正文,等.边缘社会的文化展示——田野实践与释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