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怎么开始与邹贤敏老师交往的了，那些细节，当时的情景，竟至于模糊。大概那时还年轻，评中学语文一级教师没有论文，于是，课余我就把自己和学生做的活动、教学上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寄出去。记忆中，真正直接给我回信的就是湖北大学《中学语文》的邹贤敏老师和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李发舜老师，而与邹老师的书信往来又最为频繁、长久。或许是天性敏感，从邹老师的来信中，我能深切地体会到一颗真正关切语文教育、真诚关心语文后学的热忱的心。在我心里，偶尔也会泛起这样的念头：他会是什么模样？是年轻的教授，还是年长的学者？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写一篇“论文”都会寄给邹老师看；心中有了什么想法也会及时地写信给他，想听听他的意见或建议，而我也总能得到邹老师的回信指导。邹老师回信虽短，但要言不烦，言简意赅，给我启迪，只可惜这些书信在我多次搬迁辗转中没能保留下来。与邹老师探讨交流的那段日子，算起来前后有四五年，内容繁杂而丰富，从单篇课文的教学设计到课堂教学艺术的感悟，从单元教学的整体处理到语文课堂教学技术行为的探究……我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按如今网上的说法，那时的我，应该是一个“技术主义”的痴迷者，可在当时，谁会认为“技术主义”的娴熟不是教育教学的至高境界呢？更何况“技术主义”这种评价或者说法也不完全合适，而我的研究“论文”在《中学语文》上的发表也日渐增多了起来。
　　1991年，我参加广西中青年教师高中议论文优质课大赛，获得了一等奖。多年的实践和积累，我能感受到青年教师成长的艰辛与不易。我把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告诉邹贤敏老师，邹老师鼓励我说：“把它写出来，这对青年教师有用。”是邹老师的鼓励和肯定让我完成了这近两万多字的文稿。当《青年教师应该学习的基本功——谈单篇课文处理的六个方面》系列文稿在《中学语文》“青年教师之页”栏目上连载时，我的内心异常激动，要知道，当时在此栏目发表文章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前辈，如钱梦龙老师、于漪老师，能够与这些大师同台，我内心的成就感、感激情，真是无法言说。邹老师此举更坚定了我一个信念：扎扎实实地做事。这个信念种植在我心中，直到今天。
　　1994年的夏天，我到了县教研室工作，因公事出差到了武汉，终于见到了交往已久却未曾谋面的邹贤敏老师。在邹老师家，我们尽兴地畅谈了几个小时，几乎忘了吃饭……一位亲切而谦和的学者，一位宽厚而朴实的长者形象便深深刻印在我心中。
　　1995年1月《中学语文》第1期，刊登了我较为满意的论文《让篇篇都具诱惑力，使课课都有新鲜感》，且作为本期的“封面人物”加以宣传。当时的我，在中语界名不见经传，对于我，这可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人是需要被肯定和激励的，或许，就从那一刻起，更加坚定了我一生要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信心。1996年我被评为广西桂林地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7年我被评为桂林地区“十大杰出青年”；1998年广西人民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的光荣称号，这一步步的脚印，依稀中总有邹老师的身影。
　　常听人说：朋友是季节性的植物。可真没有想到，我与邹老师这种亦师亦友的交往与交流竟会这么长久，这么深入。1999年，我辞去职务，来到广东，重新做回一位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是邹老师鼓动我：“到深圳去吧，去找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培训中心的教研员唐宝成和熊俊峰老师。”就这样，我来到了深圳，来到了宝安，开始了我教育教学探索的第二阶段——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全程操作实验与思考。2003年春天，我把自己新出的专著《精神和言语共生——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一书送到邹老师的手里，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主动热情地提出要为我写书评。书评中，他写道：
　　这是一本有思想魅力的书。它来自作者对语文教学现状深沉而独特的思考。面对花样翻新的语文教学理论、模式、技术、方法，吴泓不迷信、不盲从，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认定铸就思想、构筑精神是高中语文教改走出困境的“第一要著”，并提出语文教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以言语技能的学习去领悟作品的思想、精神、意蕴，即侧重于先‘技’后‘道’、由‘技’悟‘道’”。而在高中阶段则“必须先‘道’（精神、思想层面）后‘技’（技巧、技能层面），由‘道’悟‘技’，以‘道’御‘技’”。我以为，这一概括抓住了“精神和言语共生”在不同学段实施的精髓，深得语文教学之“魂”，对正在摸索前行的广大语文教师有重要的启迪……（该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3年8-9期上登载）
　　这样的评价，对于正在困惑、迷茫中摸索的我，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支持，也让我这些年来能心无旁骛地坚持着自己的探索与实践。一位资深的物理特级教师说我：“你这个人很执著。”我心想，执著源于热爱，更源于智者的认同。
　　这些年来，邹老师常来深圳，和邹老师的交往和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而每一次的实验或思考，我都没有忘向邹老师汇报。我清晰地记得，每次和邹老师通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喜欢直呼我的姓名：“哦，吴泓！”向老师回报，我想，一则与老师分享，二则获老师指点。在邹老师指点下，我看了不少哲学及语言学方面的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申小龙先生的《语言学纲要》，等等。而我对“精神和言语共生”这一语文学习的思考更是得到了邹老师的理解和认可。2007年5月16日《教育文摘周报》为我作“头版人物”的专门报道，邹老师在点评文章里激励我说：
　　在吴泓的教改理念和实践里，我触摸到了一种真正现代的语文观、语言观，在当下的语文课改环境里，它颇具先锋意味并因而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但是，我坚信它是有生命力的。
　　我知道这几句话的分量，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也深知努力所要付出何等的代价与艰辛。
　　2008年春节，邹老师又一次来到深圳，我带上自己编辑的《和学生一起读〈论语〉》《和学生一起读〈诗经〉》同宝康老师一起到邹老师的住处。邹老师还是那么朴实、平易，一如每次见到他——随意平常的便装，刚从书房里走出来的模样。我们谈我的专题学习、经典阅读、教育思考，谈房价、雪灾、学校的现状。从上午谈到黄昏，从家里谈到街边的一间咖啡小屋。不知不觉，暮色泛起，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幽暗的四壁，窗外是许许多多各种各样身世步履匆匆的男人和女人……而我珍惜并留恋这精神聚会的短暂时光。忘不了邹老师对我的提醒：语文学习，无论是专题学习还是经典阅读，都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立场和普世的价值”。而此时，我的心底竟也萌发出一种全新的想法：我们过去提出的语文学科的性质“工具性”或“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会不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要知道，“工具论”也好，“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论”也好，其哲学的起点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或“二项对立，以一项为主导”的“现代主义”、“齐一性”的思维模式。而语文学习，就个体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过程而言，它是一个“就言而得意”到“据意而择言”的过程，一个通过言语世界的学习和拓展达到精神世界的深邃和丰盈的过程，进而言之，就是“精神和言语共生”的过程。它双向共生，言意互转，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既不对立，也不容分离。为此，我们语文教育能不能以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或引进一些全新的观念或理论呢？当我向邹老师请教，想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去阐释语文教育“共生性”这一特质时，邹老师首先给予肯定，继而告诫我：“‘工具论’不是没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其积极意义，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多变的时代，就有其局限性。用新思想、新理论去补充、丰富和发展它很有必要。对‘三老’的教育思想要反思，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不能用‘打到孔家店’的做法。目前中语界的不少教育模式，本质上说都是‘工具论’的代表。”
　　维特根斯坦尝言，把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说实话，我还真想把语文这一百年纷争不已的难题“说清楚”，因为它的诱惑性实在太大了！而邹老师的告诫让我想到，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学，都应该“尊重他人，倾听他人”；应该“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应该尽可能地理性、公允和客观。
　　……
　　多少年过去了，记忆由清晰变得模糊，又由模糊转为清晰。成长路上，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或者精神在支撑着我，是什么？说不清楚。与邹老师的交往是那么的普通、寻常，它开始着，继续着，再继续，直至最后竟会让我想到“神交”二字。忽然想起伍尔芙写的《到灯塔去》，我的每一次前往，不就是“到灯塔去”吗？而每一次回来，我都会想起邹老师多年以前送给我的话：“敢于否定，善于拿来，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我将会继续我的阅读，我的思考，我的教学，我的写作……成长路上，我心存感激！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新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