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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教《老王》一文时，笔者将文章一连看了几遍，越看越觉有深意。文章平静似水地叙说了“我”与“老王”交往的几件小事，却描摹出了老王最具风采的性格侧面，立起了一个“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有意无意间“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影子。这篇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完全得益于杨绛的语言艺术。对此，笔者列举文章中一些看似简约清淡，实则精彩而有深意的语言范例略作阐述。
文章第一小节中“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一个“常”字，看似平平常常，但在周围人都不愿搭理老王，不愿坐他的车的陪衬下，杨绛的这一稳稳当当、气定神闲的“常”坐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了，突显了她的善良。而在第六小节中杨绛又说“我自己不敢乘三轮”，由开始的“常”坐到此时的“不敢坐”，看似矛盾，实则无意间“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影子。因为“文革”开始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坐人力车也被视为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因此，杨绛不敢“坐劳动人民拉的车”，不敢“骑在人民头上”。读及此，我们会觉得杨绛的散文，外表平静，但文中有刺，刺得人隐隐作痛，这“刺”是对那特定年代的讽刺。
文章第二小节中“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了，老王成了单干户。”“组织”一词乍看没什么特别，但仔细咂摸，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20世纪50年代，“消灭私有制”，连个体劳动者也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而老王因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成了单干户。成了单干户的老王常有一种失群落伍的惶恐，老王心中的孤独恐惧感可想而知。但正因为他是“单干户”，没有组织的指引，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自他纯朴善良的人品，是自愿自发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大多数人都对杨绛一家避之唯恐不及，老王却真诚地将杨绛视为自己的亲人，他遵循着一个普通劳动者最真实的内心，不求回报地对杨绛一家好。老王的这种善良可说是人性中最真实、最纯朴的一面，突显了普通人对道德，对社会良知的坚守。
文章第三小节中“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粗读之，很难理解为什么后者是更深的不幸。细品之，幡然醒悟。前者是说他因“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这种不幸充其量只是由于生活上的贫困所致，后者却说他“得了恶病”瞎了一只眼，而这一说仅仅是一些人无凭无据的瞎揣测而已。文中这样说道：“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大约”一词足以说明是他们的无端揣测。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说他是“害了恶病”才瞎掉一只眼呢？细推原因，只能是老王过于老实的性格和卑贱的地位才导致了这些人欺负他、侮辱他、污蔑他。相较于前面生活上的不幸而言，这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幸。人常说，生活苦不算苦，心苦才是真的苦。因此称后者是“更深的不幸”，可谓一语中的。可就是这样一个遭受如此不幸命运的人却不改善良、纯朴的本质，一心关爱着别人。老王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的光辉”岂能不让我们对底层劳动者深深仰望。
文章第六节老王送钱先生去看病不要钱，我却一定要给钱时，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一问不仅闪过了时代的影子，更突显了“老王”的形象。老王有如此发问是因为文革开始后，经历了抄家和批斗，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确已经倾家荡产，杨绛一家此时的生活即便不是入不敷出，也一定是比较贫困的了。我们说同情一般是幸运者对不幸者发出的，而老王却坦然地同情、关心比他地位高的杨绛。他那么不幸还去关心别人，而且没有一丝局促、紧张、自卑。面对如此真诚、真实、纯朴的老王，我想，我们的心里除了尊敬还是尊敬。
文章第十二节老王给我送香油和鸡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新鲜的鸡蛋都给我们吃时，他只说：“我不吃。”短短的三个字极有深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老王自己是“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身体真的是极度虚弱，但却省下鸡蛋不舍得吃，全给了我，只轻轻说了句“我不吃”。他为什么说“不吃”？这样一个身体极度衰弱的人不正需要补充营养吗？细细琢磨，也许这时的老王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很严重了，已经没有吃的必要了。他要留着它们，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对帮助过自己的杨绛一家表表感激之情。这样的老王，这样的“人”，怎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可就是这样一个纯朴、善良、老实的人在第二天就蝼蚁般地死去了，这是那个社会的耻辱。老王的个人命运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文革”根本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任何幸福。思及此，一股浓浓的悲凉在心底弥漫开来。杨先生看似平稳的语言背后饱藏了怎样一种凝重而深厚的情感啊！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论杨绛时说：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隐痛。是的，冷静地展示，淡淡地道来，言浅而意深情浓，这就是杨绛《老王》语言的精妙之处。
[作者通联：江苏姜堰市溱潼中学]
文章第一小节中“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一个“常”字，看似平平常常，但在周围人都不愿搭理老王，不愿坐他的车的陪衬下，杨绛的这一稳稳当当、气定神闲的“常”坐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了，突显了她的善良。而在第六小节中杨绛又说“我自己不敢乘三轮”，由开始的“常”坐到此时的“不敢坐”，看似矛盾，实则无意间“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影子。因为“文革”开始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坐人力车也被视为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因此，杨绛不敢“坐劳动人民拉的车”，不敢“骑在人民头上”。读及此，我们会觉得杨绛的散文，外表平静，但文中有刺，刺得人隐隐作痛，这“刺”是对那特定年代的讽刺。
文章第二小节中“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了，老王成了单干户。”“组织”一词乍看没什么特别，但仔细咂摸，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20世纪50年代，“消灭私有制”，连个体劳动者也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而老王因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成了单干户。成了单干户的老王常有一种失群落伍的惶恐，老王心中的孤独恐惧感可想而知。但正因为他是“单干户”，没有组织的指引，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自他纯朴善良的人品，是自愿自发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大多数人都对杨绛一家避之唯恐不及，老王却真诚地将杨绛视为自己的亲人，他遵循着一个普通劳动者最真实的内心，不求回报地对杨绛一家好。老王的这种善良可说是人性中最真实、最纯朴的一面，突显了普通人对道德，对社会良知的坚守。
文章第三小节中“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粗读之，很难理解为什么后者是更深的不幸。细品之，幡然醒悟。前者是说他因“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这种不幸充其量只是由于生活上的贫困所致，后者却说他“得了恶病”瞎了一只眼，而这一说仅仅是一些人无凭无据的瞎揣测而已。文中这样说道：“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大约”一词足以说明是他们的无端揣测。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说他是“害了恶病”才瞎掉一只眼呢？细推原因，只能是老王过于老实的性格和卑贱的地位才导致了这些人欺负他、侮辱他、污蔑他。相较于前面生活上的不幸而言，这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幸。人常说，生活苦不算苦，心苦才是真的苦。因此称后者是“更深的不幸”，可谓一语中的。可就是这样一个遭受如此不幸命运的人却不改善良、纯朴的本质，一心关爱着别人。老王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的光辉”岂能不让我们对底层劳动者深深仰望。
文章第六节老王送钱先生去看病不要钱，我却一定要给钱时，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一问不仅闪过了时代的影子，更突显了“老王”的形象。老王有如此发问是因为文革开始后，经历了抄家和批斗，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确已经倾家荡产，杨绛一家此时的生活即便不是入不敷出，也一定是比较贫困的了。我们说同情一般是幸运者对不幸者发出的，而老王却坦然地同情、关心比他地位高的杨绛。他那么不幸还去关心别人，而且没有一丝局促、紧张、自卑。面对如此真诚、真实、纯朴的老王，我想，我们的心里除了尊敬还是尊敬。
文章第十二节老王给我送香油和鸡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新鲜的鸡蛋都给我们吃时，他只说：“我不吃。”短短的三个字极有深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老王自己是“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身体真的是极度虚弱，但却省下鸡蛋不舍得吃，全给了我，只轻轻说了句“我不吃”。他为什么说“不吃”？这样一个身体极度衰弱的人不正需要补充营养吗？细细琢磨，也许这时的老王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很严重了，已经没有吃的必要了。他要留着它们，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对帮助过自己的杨绛一家表表感激之情。这样的老王，这样的“人”，怎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可就是这样一个纯朴、善良、老实的人在第二天就蝼蚁般地死去了，这是那个社会的耻辱。老王的个人命运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文革”根本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任何幸福。思及此，一股浓浓的悲凉在心底弥漫开来。杨先生看似平稳的语言背后饱藏了怎样一种凝重而深厚的情感啊！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论杨绛时说：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隐痛。是的，冷静地展示，淡淡地道来，言浅而意深情浓，这就是杨绛《老王》语言的精妙之处。
[作者通联：江苏姜堰市溱潼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