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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弥漫着花粉、飞絮的初夏时节,我再次见到了陆大鹏。
他正忍受着过敏症的折磨,看上去有些疲惫。这位素以勤奋、高产著称的青年译者如今正和尿片、奶瓶搏斗着,每天的工作时长“被迫”缩减了近一半,“一到周末几乎没有时间来做翻译。”他微微皱起了眉心,努力适应着“新奶爸”的身份和生活节奏。
和老前辈们动辄谈“情怀”不同,这位生于1988年的青年译者性格直率,说话直接——“不装”,是最为妥当的形容词。当记者意外于他的年轻,说他“有超越年龄的稳重”,他立即自嘲说“因为比较胖,胖就看着比较稳重”。
近五年来,因为高质、高产地翻译、推荐一批来自英美的大众学术畅销书,陆大鹏在网上具有极高人气,拥有了一批忠诚的读者,并活跃于各种公共话语空间。2018年,他被一家主流杂志评为“年度知道分子”。
眼下,这位翻译界的“超高人气选手”却正处于自我怀疑、重估价值的微妙阶段——过往的意义感正在消解,价值变得可疑。
他坦承从事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因为自己“一不会炒股,二不会做生意”——“如果已经财务自由了,不会去做翻译这么辛苦的事。”
对于自己翻译的那些畅销全球的历史作品,他也质疑它们价值的长久性——“等再过十年,又出现新的作者写作出同题材的新书,还会有人再去读今天这些书么?我很怀疑。”
那么,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把优秀的西方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得到认可和欣赏,难道不会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么?
他承认是有过:“但是,这种满足感正处于边际效应递减状态。”
这位曾经的英美文学专业学生一度对“经世致用”孜孜以求。如今,他开始重新转向那些一度被他轻视又敬畏的纯文学创作和翻译。
“一本书只有具有审美意义上的价值,才能流传下去。学术书是有时效性的,学术观点也会不断地被刷新的。所以,我是希望将来能多读、多翻译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那才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金牌译者”的炼成
身为“85后”,陆大鹏说自己喜欢一切long ago(从前)和far away(远方)的东西。
他出生于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母亲是会计。从小,父母就有意识地鼓励、支持他买书和读书。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陆大鹏孩提时就“乱读瞎读”了许多书。
在这份“80后”们熟悉的童年书单上,有《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有四大名著,以及许许多多世界名著的中译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每个城市的新华书店里都摆着各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平装本,滋润和丰富着许多“80后”的精神世界。
“当时肯定是囫囵吞枣。但是,反倒是那个时候看的书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包括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尽管,很多地方其实是没看懂的。”
和许多青春期男孩一样,陆大鹏初中时开始迷上了军事,热衷阅读各种介绍军事知识的杂志,一度对各种军舰、坦克、武器装备的技术数据如数家珍。那时,他喜欢收集一切介绍德国军事技术的资料,尤其关注纳粹德国“二战”期间的战事。上大学时,他曾毛遂自荐,替一份名叫《闪电战》的军事爱好者杂志做兼职翻译。
这段如今看起来傻里傻气的“中二少年”经历,让陆大鹏有兴趣读了由知名翻译家董乐山翻译、介绍的西方著作——一本是记录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本是展现1944年8月巴黎解放全过程的非虚构历史作品《巴黎烧了吗?》。
待到高考填志愿,他很自然地报考了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
回顾少年时代的阅读,陆大鹏感到最遗憾的,是没怎么读中国传统经典和中文小说,除了一堆质量参差不齐的演义和断案小说,譬如《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包公案》《狄公案》等等。为了补这块“短板”,他在大学期间曾很努力研读《史记》等中国传统作品。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我的语言贫乏,这一点我是承认的——你看我翻译的每本书,感觉都差不多,很白开水,很明显都是同一个人的口吻。但我的一些朋友写文章非常有自己的风格。这是因为早年的积累不一样。”
研究生阶段,陆大鹏的方向是20世纪英美文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纯文学的兴趣寥寥,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再去阅读菲茨杰拉德或者托马斯·哈代的意义是什么?
那些能“经世致用”的所谓硬核知识,才是更吸引他的东西。在南大读书期间,他由着自己的兴趣走,从《牛津通识读本》开始,粗略地涉猎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各种社会学科的入门知识,试图建立起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认知。
历史人物传记,则是陆大鹏感兴趣的另一个话题。他是“英雄史观”的支持者,他渴望知道那些改变历史格局和走向的关键叙事,其中包括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
2011年从南大毕业后,陆大鹏进了江苏省一家老牌的外文图书出版社,做版权方面的工作,业余时间则从事翻译。
当时,他翻阅了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著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受到罗杰笔下所描绘的君士坦丁堡之战吸引,他向译林等国内多家出版公司推荐这本书,但没有一家有引进的兴趣。
毕竟,对多数中国读者而言,罗杰·克劳利是个陌生的名字,而发生在中世纪的一场战役显得颇为小众趣味,这样的书会有多少市场销量呢?
陆大鹏并不甘心,他后来给克劳利的文学经纪人写了一封邮件,大意说,将来一旦卖出这套书籍的中文版权,可以考虑由他承担翻译任务。
2013年左右,老牌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成立了一个新锐的出版品牌——“甲骨文工作室”,它以市场为导向,瞄准了西方新近的大众学术畅销书,并且只出译著。 很快,甲骨文工作室相中了克劳利的《1453》,以及他的另外两部著作——《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因为这三本书分别讲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及其他地中海势力的历史,他们希望以“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的形式把这三本书推向市场。
几个月后,国外版权方如约向甲骨文工作室推荐了陆大鹏。除了《1453》,陆大鹏还被说服接手了《海洋帝国》的翻译工作,《财富之城》则由另一位译者完成。
2014年出版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成为甲骨文自成立以来最畅销的图书。据甲骨文书系营销编辑占禄透露:三本书的销量都在11至12万册,“我们后来又推出精装本套装,整个三部曲销量近40万册。”
那以后,陆大鹏和甲骨文继续合作,一本接着一本地推出新译作——《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滑铁卢》《恺撒》《奥古斯都》《征服者》《罗曼诺夫皇朝》《空王冠》等。
其中,《金雀花王朝》销量目前已达11.5万册,印刷11次,仅2018年一年就加印三次,“书的销量仍在稳定增长中。”占禄介绍说。
在社科类译者中,陆大鹏的翻译以“准确、流畅”著称,多用短句,富有节奏感,符合中文习惯,鲜见拗口、别扭的欧化长句。采访中,一位外文图书编辑比较了几位译者的文风,评价陆的翻译“读起来有一种韵律感”。
在文化社科类读者中,他也拥有了一批稳定的“忠粉”。在豆瓣交流区,有不少读者在留言中提到,自己是因为看到“陆大鹏”的名字才决定买下某本书的。“有一定的信任感吧,会觉得他在选书、译书上有一定的把关和质量保证。”一位欧洲史爱好者和记者分享说。
尽管一直给外界以“高产”的印象,陆大鹏认为自己的速度并不算快,只是因为一直坚持在做翻译,中间几乎没有停下休息的时候。
这位勤奋、多产的译者一直保持着严格的自律——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三小时,晚上再“加班”两小时。工作间隙里,他会躺下来听听侦探小说之类的有声书,换换脑子,也让眼睛、肩颈得到一些休息。
“如果是小说,我会事先读一遍,因为里头可能会有各种伏笔什么的。如果是历史书,一般是拿到书后直接开始翻,一口气翻完,然后再从头开始修改。”
他完成的第一稿通常是五彩斑斓的,上面是用各种颜色标记着的字句、段落,“譬如用这个颜色标记是表明还需要再查证一下相关资料,另一个颜色是感觉表达还是不好,需要再想一想等等。第二稿花费的时间往往要比第一稿长得多。”
身处网络和数字化时代,他也比前辈们拥有更为便捷、强大的工具——英、德、法文的维基百科,谷歌地图,各种电子数据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等。如果疑难还是得不到解决,他就从网上专业学术数据库查找、搜索。
“有时碰到一个有关英国中世纪封建制的词,摸不准它的确切含义,中文里好像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达,就会去查专业的数据库。这样可能会搜索出来几篇有关它的论文。等读完,就明白它究竟是指怎么一回事了。”
他也会借助facebook这样的社交工具,向某个专业领域的网友或原书作者请教疑难点。在翻译印度裔作家鲁西迪的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时,他向印度朋友寻找帮助,请他们协助翻译书中有关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段落。
尽管力求准确,还是免不了出错。每当书出版后,陆大鹏自己常常没有勇气打开来再看,“这是真的,刚翻完时觉得自己做得还可以,隔半年后就觉得满眼都是尴尬的地方。”
甲骨文推出“地中海三部曲”精装本时,他抓住机会又对《1453》仔仔细细地修订一遍,“消灭了老版本里很多尴尬的地方,但又制造了很多新的尴尬。总没法做到满意,好像可以无限地改下去。”
穿梭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符号体系之间,陆大鹏发现要想完全准确地对接、转换,企图建立起一个有序的体系,是徒劳的事。
2016年,陆大鹏翻译了自己第一部文学作品——美国青年作家朱诺·迪亚斯的短篇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小说集由九个关于失恋的故事组成,主要讲述一名出身草根的多米尼加裔男青年和形形色色女性间的情感纠葛,带着强烈的半自传色彩,也描绘出少数族群在美国社会挣扎求生的辛酸图景。
这本薄薄的、只有10万字左右的小说集,文字细腻、生动,带着辛辣的自嘲、嘲讽和淡淡的哀伤,涌动着一种微妙的情绪。
翻译《你就这样失去她》,占去了陆大鹏整整半年时间。当我谈到这部小说,说喜欢里头的文字,他难得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欢喜。
眼下,他很想翻译一部19世纪末的德国写实主义小说。他曾向几家出版社推荐过,但是他们都不怎么感兴趣。“故事很平淡,但写得非常非常美,估计太小众吧。”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读历史书的。但是,一本历史书,它同时必须还是一本好的文学作品时,才可能流传下来。一般的历史书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就像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头的学术观点早已过时,被驳倒过一万次了。但是,正因為它是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里头英语非常非常漂亮,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读它。”
“我是希望将来能多读、多翻译一些文学作品,那才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文化明星,写作工业和“套路”
身为译者、出版人,陆大鹏常有机会到国外拜访、采访畅销书作家和学者。
在他的采访名单上,有大名鼎鼎的电视明星西蒙·蒙蒂菲奥里、丹·琼斯、《野蛮大陆》的作者基思·罗威、写《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伟大的海》的作者大卫·阿布拉菲亚……
在陆大鹏眼中,这些明星级作家大部分都是非常有风度、有幽默感的人,和他们一起喝喝啤酒、聊聊天是很开心的事。
“其实,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八卦——谁是谁的前女友,谁的爸爸以前做什么生意。因为这个圈子其实很小,他们大部分都住在伦敦附近。”陆大鹏笑着说。 这些畅销书作者常常身兼作家、学者、电视明星、纪录片制作人等多重身份。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美,这是一个运作非常成熟的商业体系,涉及写作、经纪、出版、电视、纪录片和影视剧制作等各个环节。
和明星作家们的近距离接触、打量,也让这位年轻的中国出版人对西方世界这一整套写作工业有了自己的观察、理解和批判:
在英国和美国,写作工业已经高度商业化,是一整套运作非常成熟的工业体系。包括作家的个人形象,外表、谈吐都是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经常上电视的人,他们摆的pose、怎么坐、如何穿着打扮,都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有讲究的。
在《耶鲁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身上,是最明显的,他是特别注重个人形象的人。他因为近视,平时都是戴眼镜的,但是只要一出镜,就一定是戴隐形的,绝对不会让你拍到一张他戴眼镜的照片,就像一个女明星。而且,他面对镜头的感觉,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这也是因为他经常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
写《金雀花王朝》的丹·琼斯也是商业运作得很成功的一个案例。我见过他很多次,2014年左右在英国采访过他。他个人形象很好,很时髦,脸部线条比较好看,个子也很高,1米85左右,很强壮。他拍过很多纪录片,包括《金雀花王朝》,最近他在和英国第五台(channel 5)合作拍一个揭秘古城堡的系列纪录片,画面拍得非常精致、唯美。
在欧美,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比较注重传播,经常上电视,成为电视明星,被偶像化,和学院派是另外一个路数。当然,学院里也有这么一群人,譬如西蒙·沙玛、大卫·斯塔基,许多名教授都愿意上电视、拍片子。
这个工业体系涉及写作、出版、电视等方方面面,发展得非常成熟。这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譬如,制作出来的东西一般水平未必特别高,譬如不够深刻、没有鲜明的洞见、没有吸引人的新观点,但都能维持在中上水准,不会出来特别差的东西。也许会有读者批评说他们写得太浅、太八卦等等,这些缺点也许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但这个产业就是这样的,它要迎合大部分人的口味,然后就会让另外一部分人不喜欢。
在英国和美国,还有各种文学奖、传记奖,这类奖项的评选非常多,这也是整个体系里的一部分,里头套路也很深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也有很多人情和利益交换在里头。许多奖项都有财团和资本家在背后赞助。譬如科斯塔奖(costa book award),那是一家咖啡企业赞助的。但这些奖项都是独立于政府的,而且是由不同的财团赞助的。总的来说,一般不会评选出太差的东西,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上。
很有意思的是,我认识一位欧洲的作家,他的出身背景非常优越,据说他的家族和欧洲某王室有渊源。他曾私下向我抱怨,说自己在本国文化界感受到很大的歧视,因为这些文学奖的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左倾人士,属反建制的,他们非常不喜欢那些出身背景优越的人。
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人人都想挣钱、发大财,崇拜富人和成功人士。他说如果自己是美国人,普利策奖这些奖项肯定都已经拿到了。当然,这也是他的一面之词。
话又说会来,这些评奖委员会成员或许是左倾的、持平民主义立场的,但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各行业的权贵,是媒体、学术界、文化界的权贵。
这样的写作工業主要存在于英美,德国没有,日本是有的。
我是可以去批评这样高度商业化的行业。但在中国,我们没有这样的工业,也不存在这样一群写作者。别说写作工业,我们连手工业都没有。他们的发展阶段是要超前我们很多。
非虚构的写作,在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的。中国现在也有一部分写作者开始学习、模仿这些非虚构的写法,但还是要等写作工业慢慢建立起来,而不是让几个写作者来学习一下写作技巧、然后拿出几本优秀之作就可以了。是需要一整个图书经纪、出版、传媒、传播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