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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学习成果
编者按：当前，“整本书阅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受到广泛重视，广大师生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风格的整本书阅读策略及方式。下面几篇文章，展示的是同学们在“整本书阅读”中的学习成果。
当我读完《围城》，合上书本，凝神静思时，脑中浮现牟文烨对《围城》的评价：“一部讽刺夹杂着辛涩，诙谐夹杂着沉思，快感夹杂着痛感的作品。”细细咀嚼，的确如此。在矛盾中不断挣扎的方鸿渐，老于世故的高松年、汪处厚，把“柔”和“嘉”当作策略的孙柔嘉，虚伪市侩的李梅亭、韩学愈，浅薄势利的陆子潇、顾尔谦……钱先生通过普通的生活故事，展现出对人性这一永恒主题的思考。仔细琢磨，我认为《围城》的人物可分成三个类型。
第一类，以方鸿渐为代表的懦弱浮华而又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
方鸿渐出国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走”，但与其说是去学习，不如说是去混日子。“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迫于父亲与丈人的压力，只好购买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期望糊弄过去。这次带有偶然性质的“出走”并非他所计划，接受丈人帮助、成为人人称羡的“留学生”也只不过是为了装点家族门面而已。一出国，方鸿渐性格中荒唐玩世的一面就暴露无遗，他放任自己的精神在懒散享乐的生活中“流浪”，不思进取，荒废学业。
方鸿渐赴内地到三闾大学求职是他的第二次“出走”。这次“出走”，一是因为赵辛楣把他当情敌，想通过提供一份远距离的工作拆散他和苏文纨;二是方鸿渐身为“读书人”的傲气和留洋接受的新潮思想使他与周家的矛盾愈发明显。进入三闾大学后，生活逐渐向方鸿渐显示出真实、残酷的面目。校长高松年在电报里原本许诺给方鸿渐教授职位，后因发现他只是个“游学生”，所学又非政治，没资格当政治系教授，最后安排他当伦理学副教授。因没有真才实学，方鸿渐的课教得很烂，学生都看不起他，只把他的課当成混学分的捷径。他对于人情世故的不通，又使他无法应对三闾大学内部党派之争的尔虞我诈，不知不觉间，把同事全得罪了。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是个“无用”的人，被排挤、孤立，又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迫“流浪”。
第三次“出走”的结局在书中并未挑明，但从现实来看已成定局。方鸿渐在不知不觉中掉入孙柔嘉的圈套，与她成了婚，婚后却发现柔嘉与婚前温顺娇弱、天真单纯的形象截然不同。两人性格冲突越来越大，方鸿渐又意气用事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以方鸿渐缺乏主见的个性，很可能会再次投奔赵辛楣。
方鸿渐的三次“出走”，无一不是临时起意，缺乏深思熟虑，对于未来没有计划、没有目的，他的懦弱、迷茫使他的路越走越逼仄。作为一个接受过中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方鸿渐始终在精神上摇摆不定。在爱情上，一方面他追求纯真的爱，讨厌爱情生活中的世俗气;另一方面他又怯懦，最后成为情场上的失败者。在事业上，方鸿渐有正义感，又常常对现实抱有幻想，以至于总是处于被压迫的尴尬境地。方鸿渐始终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他对于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家园、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家园等问题的认知是模糊的，所以他只能不断地“流浪”。
第二类，以汪处厚为代表的虚伪贪婪的旧官僚。
汪处厚是一个失足落马的旧官僚，来到偏远的三闾大学谋得系主任职位。他身上所浸染的官僚主义气息非常浓厚，争名逐利、贪得无厌，将官场上的一套应用到大学里。除此之外，汪处厚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续弦，年轻貌美，以汪处厚的年龄足以做她的父亲，从中可看出汪处厚一直享受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偏偏他还要做出一副文人的深情模样，写诗怀念他的原配。书中讽刺地写道：“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只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室人忌辰泫然有作’的诗，把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进去。”
汪处厚在官场名利声色的重重诱惑下，早已安居于腐败糜烂的生活，这于他而言也是不可替代的“现实中的家园”;他也许追寻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也许在独处时会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但他最后选择了放弃理想。
第三类，以孙柔嘉为代表的在封建阴影下具有半独立人格的女性。
孙柔嘉的“出走”是封建社会的阴影下结出的果实。孙柔嘉的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并不好，父母重男轻女，对女儿的事淡漠得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孙柔嘉明白，一切都得靠自己，所以她成长为一个较为独立、有主见、意志坚强的女子。她的“出走”在这一点上很有点现代女性的味道，但在当时的男性眼中，便是如赵辛楣所言的“深沉”“富有心机”。她的“出走”最终还是俗不可耐，如同千千万万女性一样，把婚姻当作自己的归宿，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她追求的是一个懦弱的男子，方鸿渐给不了她期待的依靠;二是她想改造方鸿渐，要他老老实实，像她的姑父听她姑母的话一般。最终，两人的小家庭难以维系，孙柔嘉跟着姑母走了，至此她的“出走”也宣告失败。在《围城》中孙柔嘉是一个极特别的女子，她对于自己向往的精神家园具有十分清晰的认知，并且非常主动地为此努力着，但她的追求最终夭折了，因为她的“半独立”的人格不足以支撑起现世的重量，她最终也走上了“流浪”之路。
《围城》里种种人物各式各样的表演，是现实生活最真实的反映，人生的困境则是生命意义的哲学本质。其实在这里，“围城”二字所披露的不仅是方鸿渐人生中难以挣脱的“围城”的桎梏，更是整个当代文明和当代人生的困境。钱钟书先生在书中刻画了众多形形色色、性情各异的人物，但他们的追求都是在寻找一个安宁的后方。年代换了，情景变了，但人始终如一。我们走在命运的路上，就注定要寻寻觅觅一生;我们不断回归、出走，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具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如此，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指导教师：向洪江）
编者按：当前，“整本书阅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受到广泛重视，广大师生也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风格的整本书阅读策略及方式。下面几篇文章，展示的是同学们在“整本书阅读”中的学习成果。
当我读完《围城》，合上书本，凝神静思时，脑中浮现牟文烨对《围城》的评价：“一部讽刺夹杂着辛涩，诙谐夹杂着沉思，快感夹杂着痛感的作品。”细细咀嚼，的确如此。在矛盾中不断挣扎的方鸿渐，老于世故的高松年、汪处厚，把“柔”和“嘉”当作策略的孙柔嘉，虚伪市侩的李梅亭、韩学愈，浅薄势利的陆子潇、顾尔谦……钱先生通过普通的生活故事，展现出对人性这一永恒主题的思考。仔细琢磨，我认为《围城》的人物可分成三个类型。
第一类，以方鸿渐为代表的懦弱浮华而又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
方鸿渐出国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走”，但与其说是去学习，不如说是去混日子。“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迫于父亲与丈人的压力，只好购买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期望糊弄过去。这次带有偶然性质的“出走”并非他所计划，接受丈人帮助、成为人人称羡的“留学生”也只不过是为了装点家族门面而已。一出国，方鸿渐性格中荒唐玩世的一面就暴露无遗，他放任自己的精神在懒散享乐的生活中“流浪”，不思进取，荒废学业。
方鸿渐赴内地到三闾大学求职是他的第二次“出走”。这次“出走”，一是因为赵辛楣把他当情敌，想通过提供一份远距离的工作拆散他和苏文纨;二是方鸿渐身为“读书人”的傲气和留洋接受的新潮思想使他与周家的矛盾愈发明显。进入三闾大学后，生活逐渐向方鸿渐显示出真实、残酷的面目。校长高松年在电报里原本许诺给方鸿渐教授职位，后因发现他只是个“游学生”，所学又非政治，没资格当政治系教授，最后安排他当伦理学副教授。因没有真才实学，方鸿渐的课教得很烂，学生都看不起他，只把他的課当成混学分的捷径。他对于人情世故的不通，又使他无法应对三闾大学内部党派之争的尔虞我诈，不知不觉间，把同事全得罪了。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是个“无用”的人，被排挤、孤立，又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迫“流浪”。
第三次“出走”的结局在书中并未挑明，但从现实来看已成定局。方鸿渐在不知不觉中掉入孙柔嘉的圈套，与她成了婚，婚后却发现柔嘉与婚前温顺娇弱、天真单纯的形象截然不同。两人性格冲突越来越大，方鸿渐又意气用事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以方鸿渐缺乏主见的个性，很可能会再次投奔赵辛楣。
方鸿渐的三次“出走”，无一不是临时起意，缺乏深思熟虑，对于未来没有计划、没有目的，他的懦弱、迷茫使他的路越走越逼仄。作为一个接受过中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方鸿渐始终在精神上摇摆不定。在爱情上，一方面他追求纯真的爱，讨厌爱情生活中的世俗气;另一方面他又怯懦，最后成为情场上的失败者。在事业上，方鸿渐有正义感，又常常对现实抱有幻想，以至于总是处于被压迫的尴尬境地。方鸿渐始终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他对于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家园、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家园等问题的认知是模糊的，所以他只能不断地“流浪”。
第二类，以汪处厚为代表的虚伪贪婪的旧官僚。
汪处厚是一个失足落马的旧官僚，来到偏远的三闾大学谋得系主任职位。他身上所浸染的官僚主义气息非常浓厚，争名逐利、贪得无厌，将官场上的一套应用到大学里。除此之外，汪处厚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续弦，年轻貌美，以汪处厚的年龄足以做她的父亲，从中可看出汪处厚一直享受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偏偏他还要做出一副文人的深情模样，写诗怀念他的原配。书中讽刺地写道：“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只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室人忌辰泫然有作’的诗，把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进去。”
汪处厚在官场名利声色的重重诱惑下，早已安居于腐败糜烂的生活，这于他而言也是不可替代的“现实中的家园”;他也许追寻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也许在独处时会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但他最后选择了放弃理想。
第三类，以孙柔嘉为代表的在封建阴影下具有半独立人格的女性。
孙柔嘉的“出走”是封建社会的阴影下结出的果实。孙柔嘉的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并不好，父母重男轻女，对女儿的事淡漠得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孙柔嘉明白，一切都得靠自己，所以她成长为一个较为独立、有主见、意志坚强的女子。她的“出走”在这一点上很有点现代女性的味道，但在当时的男性眼中，便是如赵辛楣所言的“深沉”“富有心机”。她的“出走”最终还是俗不可耐，如同千千万万女性一样，把婚姻当作自己的归宿，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她追求的是一个懦弱的男子，方鸿渐给不了她期待的依靠;二是她想改造方鸿渐，要他老老实实，像她的姑父听她姑母的话一般。最终，两人的小家庭难以维系，孙柔嘉跟着姑母走了，至此她的“出走”也宣告失败。在《围城》中孙柔嘉是一个极特别的女子，她对于自己向往的精神家园具有十分清晰的认知，并且非常主动地为此努力着，但她的追求最终夭折了，因为她的“半独立”的人格不足以支撑起现世的重量，她最终也走上了“流浪”之路。
《围城》里种种人物各式各样的表演，是现实生活最真实的反映，人生的困境则是生命意义的哲学本质。其实在这里，“围城”二字所披露的不仅是方鸿渐人生中难以挣脱的“围城”的桎梏，更是整个当代文明和当代人生的困境。钱钟书先生在书中刻画了众多形形色色、性情各异的人物，但他们的追求都是在寻找一个安宁的后方。年代换了，情景变了，但人始终如一。我们走在命运的路上，就注定要寻寻觅觅一生;我们不断回归、出走，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具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如此，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指导教师：向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