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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从数字上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10月15日的报道，1999年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2006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540万人，是1998年108万的5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2500万人，毛入学率为22％。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伴随着这些数据成绩的是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指责与批评，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负面事件的追踪报道及其评价，往往成为媒体和大众的热议话题。当年的“神圣殿堂”“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天之骄子”，何以沦落到被媒体奚落、被公众嘲笑的地步?
一、高等教育之痛：大学理念的缺位
中国高等教育今日之痛的根本原因在于丢掉了大学的理念，在追求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庸俗化，而忘记了自己的理念与使命。
虽然全国上下都在高喊着素质教育，然而由于对生源、利益和市场的争夺使得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并未把素质教育真正作为培养中学生的首要目标，高考仍然是中学教育最大的指向标。在这种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中学生高分低能，除了分数，勿论其他。大学教育本来是改变这一状况最好的契机。然而高等教育在产业化的推动下，只是一味地适应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迎合大众的口味，其结果导致教育自身的平庸与肤浅，而这种平庸化和功利化最终伤害的是学生以及我国的教育事业。相当部分的高校变成了加工厂，它们不再是培养和造就一个人，充其量只是在“生产”一些不十分标准的“配件”，甚或是些残次品和市侩。这就使得部分学生目光短浅，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个体人格变得萎缩与平庸化，除了对财富的欲望和庸俗的苟且外，就是对知识的轻慢、理想的丧失、信念的虚无、责任的漠然以及道德的自私和虚伪。至于使学生补上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责任、意识和理想等人文理念的功课更只是一种奢谈!当教育被纳入当下的商业秩序时就变得浮躁与功利，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于是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教育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维度。浮躁的教育片面追求速度与效率，必然使得工具价值压倒目的价值，忽视了对学生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及教育剥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教育不仅要具有工具价值，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具有一种终极的关怀，使大学生具有对国家和人类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当然，在经历了高度集中的体制生活之后，我们的教育需要回归生活、面向现实，需要关注个人当下的幸福，但对个人现实幸福的关注不能成为高等教育过多地迎合个人现实与当下需要的借口，而变得日益平庸和肤浅，丧失掉自己的理念。重塑大学之魂，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理念与精神的培养，造就更多的“完全人物”，是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困境的当务之急。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11月20日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时所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这不只是国家总理所焦虑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所焦虑且应该深入思考的。
二、何为大学理念
什么是大学之魂?大学的理念何在?这是中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那些“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大学所必须反省和回答的，因为这些高校集中了本地乃至全国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理应担当起更多的国家责任和民族教化的使命，使高校真正成为培养人的摇篮而不是标准“配件”的加工厂。
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都被教会当作达到其目的的工具，直到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宣告了大学与教会的分道扬镳，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开始。洪堡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这就是说，现代大学的理念在于它不只是要向社会输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培养具有责任意识、独立精神和品格高尚的公民。
这种大学理念在传人中国之初，就为胡适、蔡元培、梅贻琦等人所接受。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把“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为办学方针，既把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这样的新派学人，也把刘师培、陈焕章、黄侃、辜鸿鸣这样的老派学人吸引和容纳进了北大这个自由的精神殿堂。北大学子在精神和学术双重自由的氛围中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而且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也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于是清华园大师云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李济、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潘光旦、叶企孙、钱钟书等在这里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梅贻琦尤其注重“通才教育”，强调“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同理想的公民。”正是在这样的大学理念指导下，清华大学把教育的目标不是放在“技”而是“人”上，不是放在“高等匠人”而是“周见洽闻”的“完人”上，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为中国一流的大学。
20世纪北大、清华对现代大学理念的实践启示我们：今天要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我们就必须重塑大学之魂，践行现代大学的理念，拒斥庸俗的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以人性的全面培育和发展以及研究某些高深学问为目的，全面推进人文教育，不仅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现实责任感、有创造精神的人。唯其如此，大学才有可能在这个浮躁而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持守自身的理想，从而把自身的发展坚定地建基于大学之“道”上。
三、重塑之途：人文素质教育
现在，各高校在原有的“两课”之外推行“文化素质课”或者“通识课”的人文教育是对重塑大学理念的有益而重要的探索。然而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和教育大众化加速的今天，重塑大学之魂，践行 大学理念的人文教育实任重而道远。对于理工类高校更是如此。结合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理工类大学的人文教育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其一，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虽然已经建起了9个二级文科学院，但相对于历史悠久、资源雄厚的理工学科，无论是从师资、资源、政策还是图书资料等硬件方面来说，投入得还不够，人文学科的基础、传统、精神和影响相对而言还比较薄弱，因而学校应切实重视对人文社科的投入和支持。例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仅靠一个人文素质中心远远不能满足人文素质课的教学，近二百人的课堂在实际上远远不能达到人文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学校应充实师资，采取倾斜性政策，争取和鼓励全校更多的教师加入素质课的教学队伍。
其二，完善和加强人文素质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首先，加强本校和周围其他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得学生在理工科和人文社科、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和完善。其次，处理好老公共课“两课”和新公共课“人文素质课”之间的关系，统筹规划，有机结合，合理分工。人文素质课的课程设置应加强文史哲和社会艺术等传统人文学科，因为在这个高度市场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它们被愈加冷落了，但是它们在塑造大学生人文素养、构建人文理念、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现代公民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增加文化素质课的学分，比如说提高到10—12个学分，要求学生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数学等每个领域都至少选修一门课，另外，应把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的原著课规定为必选课程和必修学分，以加强对大学生人文传统的教育和原创思想的培养。
其三，教师应当具有相当的人文素养，才能真正做到授知识技能之业，传人文理念之道。古之先贤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作为教师首先就要具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理性的批评态度和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去立人、去达人，切实地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塑造完善的人格。传道授业乃为师者之天职，作为教师不仅要“授业”，向学生介绍和传播知识，教授技能；更应“传道”，重视对学生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责任意识、独立精神和理性批判能力的培养；同时在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时，不能一味地迁就学生，以改革为名号，图个人轻松为实，“愚乐”学生的同时而忘记了大学教育的使命。
最后，对学生，尤其是理工类学校的大学生应加强教育和引导，使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认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理工类院校多以理工科见长，理工底蕴深厚，而人文学科院系多为初创，相对较弱；理工类高端师资的比例和力量都远远超过人文社科，相对于文科和综合类高校所具有的人文历史资源、制度、传统和精神氛围，很多方面相对薄弱；再加之生活在这个日益为物质利益所逼迫和诱惑的时代，不仅理科生，即使是文科生，也对人文社会科学心存轻视，上人文素质课只抱着一个拿学分的态度，于是迟到早退、逃课等等就自然而然，且心安理得了。因而，要使人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国家、学校和教师的投入，政策、制度和责任的保证，也需要学生转变态度，重视对自身的改造和人格的完善。
今天的大学，人文教育已经不是一个有还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它是实现我国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切实而至为重要的途径。没有理想的教育或许是高效的，但必然是平庸的。一个平庸的高等教育支撑不起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天空，我们必须重塑大学之魂，回归大学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的理念，反对教育产业化，落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人力资源强国”。
一、高等教育之痛：大学理念的缺位
中国高等教育今日之痛的根本原因在于丢掉了大学的理念，在追求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庸俗化，而忘记了自己的理念与使命。
虽然全国上下都在高喊着素质教育，然而由于对生源、利益和市场的争夺使得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并未把素质教育真正作为培养中学生的首要目标，高考仍然是中学教育最大的指向标。在这种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中学生高分低能，除了分数，勿论其他。大学教育本来是改变这一状况最好的契机。然而高等教育在产业化的推动下，只是一味地适应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迎合大众的口味，其结果导致教育自身的平庸与肤浅，而这种平庸化和功利化最终伤害的是学生以及我国的教育事业。相当部分的高校变成了加工厂，它们不再是培养和造就一个人，充其量只是在“生产”一些不十分标准的“配件”，甚或是些残次品和市侩。这就使得部分学生目光短浅，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个体人格变得萎缩与平庸化，除了对财富的欲望和庸俗的苟且外，就是对知识的轻慢、理想的丧失、信念的虚无、责任的漠然以及道德的自私和虚伪。至于使学生补上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责任、意识和理想等人文理念的功课更只是一种奢谈!当教育被纳入当下的商业秩序时就变得浮躁与功利，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于是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教育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维度。浮躁的教育片面追求速度与效率，必然使得工具价值压倒目的价值，忽视了对学生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及教育剥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教育不仅要具有工具价值，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具有一种终极的关怀，使大学生具有对国家和人类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当然，在经历了高度集中的体制生活之后，我们的教育需要回归生活、面向现实，需要关注个人当下的幸福，但对个人现实幸福的关注不能成为高等教育过多地迎合个人现实与当下需要的借口，而变得日益平庸和肤浅，丧失掉自己的理念。重塑大学之魂，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理念与精神的培养，造就更多的“完全人物”，是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困境的当务之急。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11月20日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时所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这不只是国家总理所焦虑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所焦虑且应该深入思考的。
二、何为大学理念
什么是大学之魂?大学的理念何在?这是中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那些“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大学所必须反省和回答的，因为这些高校集中了本地乃至全国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理应担当起更多的国家责任和民族教化的使命，使高校真正成为培养人的摇篮而不是标准“配件”的加工厂。
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都被教会当作达到其目的的工具，直到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宣告了大学与教会的分道扬镳，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开始。洪堡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这就是说，现代大学的理念在于它不只是要向社会输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培养具有责任意识、独立精神和品格高尚的公民。
这种大学理念在传人中国之初，就为胡适、蔡元培、梅贻琦等人所接受。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把“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为办学方针，既把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这样的新派学人，也把刘师培、陈焕章、黄侃、辜鸿鸣这样的老派学人吸引和容纳进了北大这个自由的精神殿堂。北大学子在精神和学术双重自由的氛围中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而且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也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于是清华园大师云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李济、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潘光旦、叶企孙、钱钟书等在这里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梅贻琦尤其注重“通才教育”，强调“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同理想的公民。”正是在这样的大学理念指导下，清华大学把教育的目标不是放在“技”而是“人”上，不是放在“高等匠人”而是“周见洽闻”的“完人”上，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为中国一流的大学。
20世纪北大、清华对现代大学理念的实践启示我们：今天要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我们就必须重塑大学之魂，践行现代大学的理念，拒斥庸俗的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以人性的全面培育和发展以及研究某些高深学问为目的，全面推进人文教育，不仅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现实责任感、有创造精神的人。唯其如此，大学才有可能在这个浮躁而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持守自身的理想，从而把自身的发展坚定地建基于大学之“道”上。
三、重塑之途：人文素质教育
现在，各高校在原有的“两课”之外推行“文化素质课”或者“通识课”的人文教育是对重塑大学理念的有益而重要的探索。然而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和教育大众化加速的今天，重塑大学之魂，践行 大学理念的人文教育实任重而道远。对于理工类高校更是如此。结合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理工类大学的人文教育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其一，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虽然已经建起了9个二级文科学院，但相对于历史悠久、资源雄厚的理工学科，无论是从师资、资源、政策还是图书资料等硬件方面来说，投入得还不够，人文学科的基础、传统、精神和影响相对而言还比较薄弱，因而学校应切实重视对人文社科的投入和支持。例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仅靠一个人文素质中心远远不能满足人文素质课的教学，近二百人的课堂在实际上远远不能达到人文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学校应充实师资，采取倾斜性政策，争取和鼓励全校更多的教师加入素质课的教学队伍。
其二，完善和加强人文素质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首先，加强本校和周围其他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得学生在理工科和人文社科、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和完善。其次，处理好老公共课“两课”和新公共课“人文素质课”之间的关系，统筹规划，有机结合，合理分工。人文素质课的课程设置应加强文史哲和社会艺术等传统人文学科，因为在这个高度市场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它们被愈加冷落了，但是它们在塑造大学生人文素养、构建人文理念、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现代公民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增加文化素质课的学分，比如说提高到10—12个学分，要求学生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数学等每个领域都至少选修一门课，另外，应把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的原著课规定为必选课程和必修学分，以加强对大学生人文传统的教育和原创思想的培养。
其三，教师应当具有相当的人文素养，才能真正做到授知识技能之业，传人文理念之道。古之先贤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作为教师首先就要具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理性的批评态度和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去立人、去达人，切实地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塑造完善的人格。传道授业乃为师者之天职，作为教师不仅要“授业”，向学生介绍和传播知识，教授技能；更应“传道”，重视对学生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责任意识、独立精神和理性批判能力的培养；同时在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时，不能一味地迁就学生，以改革为名号，图个人轻松为实，“愚乐”学生的同时而忘记了大学教育的使命。
最后，对学生，尤其是理工类学校的大学生应加强教育和引导，使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认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理工类院校多以理工科见长，理工底蕴深厚，而人文学科院系多为初创，相对较弱；理工类高端师资的比例和力量都远远超过人文社科，相对于文科和综合类高校所具有的人文历史资源、制度、传统和精神氛围，很多方面相对薄弱；再加之生活在这个日益为物质利益所逼迫和诱惑的时代，不仅理科生，即使是文科生，也对人文社会科学心存轻视，上人文素质课只抱着一个拿学分的态度，于是迟到早退、逃课等等就自然而然，且心安理得了。因而，要使人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国家、学校和教师的投入，政策、制度和责任的保证，也需要学生转变态度，重视对自身的改造和人格的完善。
今天的大学，人文教育已经不是一个有还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它是实现我国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切实而至为重要的途径。没有理想的教育或许是高效的，但必然是平庸的。一个平庸的高等教育支撑不起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天空，我们必须重塑大学之魂，回归大学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的理念，反对教育产业化，落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人力资源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