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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际翻译”的策略常常把隐藏的信息以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尽量使译语听众获得与原语听众相近的信息，从而更好地实现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传递和信息交流。本文试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基础，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011年人大记者会上答记者问的实例进行评析，分析温总理讲话的特点以及张璐翻译时的交际翻译策略。
关键词：彼特·纽马克；交际翻译；古语翻译；中国特色语言翻译
作者简介：郑淳钰（1990-），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何高大（1957-），男，湖南汝城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23-0192-02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会见了中外记者。会谈中，总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坦诚睿智、条分缕析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总理的讲话没有豪言壮语，他用朴实率真的一贯风格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在讲话中，总理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很多立意深刻的中国古语，其对中国古语炉火纯青的掌握和游刃有余的运用使在场的记者无不为之叹服。
记者会上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坐在总理身边的翻译张璐。面对如此重大的场面，加上总理信手拈来的中国古语典籍，张璐丝毫没有慌乱，反而显得更加沉着冷静。她准确传神、独具匠心的翻译将诠释得尽善尽美。
本文将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基础，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011年人大记者会上答记者问的实例进行评析，分析温总理讲话的特点以及张璐翻译时的交际翻译策略。
一、纽马克的翻译理论
1.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提出
在英国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中，“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它扩展了翻译界历来存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翻译理论是纽马克基于逻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种学科而提出的，它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正如纽马克所言，这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
彼特·纽马克在他的著作《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下了明确的定义。“交际翻译试图使译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尽可能等同于原文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试图在译入语的语义和语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produce on its readers an effec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at obtained on the readers of the original. Semantic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render，as closely a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llow，the exact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Newmark，2002：39）
2.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
（1）所服务的对象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将一个文化环境下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文化环境中去，但语义翻译从一定层面上来说更多的还是服务于原文作者的。这是因为译者更多地从作者的语言层次来考虑，试图尽最大可能再现作者的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而交际翻译则不同，译者主要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翻译的服务对象还是译语的读者，注重的是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简言之，语义翻译强调忠实于作者，而交际翻译则强调忠实于读者。
（2）所发挥的语言功能不同：纽马克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根据是布莱尔（Buler）和雅克布森（Jacobson）提出的语言三大功能——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格功能（vocative function）。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形式，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因此它主要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能。而交际翻译注重的是信息传递的效果，是为了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Newmark，2001：41），其发挥的是语言的信息功能和呼格功能。
（3）所强调的重点不同：纽马克指出，“这两种翻译的一个基本不同点在于，当内容与效果相冲突时，交际翻译重效果轻内容，而语义翻译则相反”（“On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s that where there is a conflict，the communicative must emphasize the ‘force’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Newmark，2002：39）由此可见，语义翻译的侧重点在于原文的语义内容，追求译文与原文在措辞用句上的等值，力图保留原著在语言上的美学价值。而交际翻译的侧重点在于原文的精神，以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和接受为原则，其追求的是原文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是艺术，交际翻译是技术（Newmark，2002：53）。在翻译实践中，并非要坚持只用其中一种，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具体的翻译策略，使两者在译文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浅析总理讲话的特点与张璐的交际翻译策略
1.善用古语典籍
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除了对涉及经济、政治、民生等问题的逻辑清晰、高屋建瓴的回答之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他的“诗人总理”形象。他在讲话中善于借用诗词典故，以此深入浅出地阐明立场和观点，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
在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中，温总理多次引用了诗词典故，而张璐在翻译中也灵活地采用了不同的交际翻译策略，为记者会增添了不少色彩。以下列举几处简要分析总理对古语的巧妙运用以及张璐的得体翻译。
例1：“行百里者半九十。”温总理在会议开始时简要概括过去两年我们走过的不平坦的路，同时表明尽管已经走出金融危机，仍旧任重道远。在此借用《战国策》里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最后的攻坚阶段愈要认真对待，不敢有任何松懈情绪。而张璐对此句的翻译是：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side. 在英文中，有些古谚语和汉语古谚语在内容上不谋而合，具有相同的内涵，运用大体相同的形象，或大体相同的比喻和修辞来阐述相同的道理（王丽，2011）。古谚语“fall by the wayside”用来表示“半途而废”，张璐运用了语义对等翻译的策略，巧用英语中含义相近的成语来翻译中国的古语，使译语更容易为身处不同文化环境的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2：“华山再高，顶有过路。”华山之险峻是人尽皆知的，中国有句古语叫“自古华山一条道”，在此，温总理将其进行了加工，表明无论困难有多大，只要努力，总会找到出路。将爬山比喻成克服苦难，并不难为外国人接受。因此，张璐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策略。在交际翻译中，“当译出语和译入语在引申义和语用上相吻合时，就可以将词，词组，搭配等直接翻译过来”（杨士焯，1998）。同时，张璐将“华山”这一具体的概念模糊化，用“mountain”取而代之的是“具体与抽象”，使整个句子语义更加简单明了，更具交际性。她将其翻译为：No matter how high the mountain is，one can always ascend to its top. 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通常是通顺易懂，清晰直接，规范自然，符合特定的语域范畴。
例3：“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在美国记者提及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有关中国傲慢的传闻时，温总理引用了这句出自刘禹锡《子刘子自传》的古语，意为即使有人诽谤，我也问心无愧，表明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一贯立场和原则。由于交际翻译首先要求译者尽量使译文简洁明了以突出信息（林小芹，1987），在这句古语的翻译中，张璐不拘泥于汉语的形式，而是根据交际翻译理论，充分考虑时空和语境的不同，准确理解总理所要表达的精神，采用了释义的策略，大胆地增补了主语“my conscience”，并用介词短语“in spite of”将上下句连接在一起，即：My conscience stays untainted inspite of the rumors and slanders from the outside.
例4：“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在《离骚》中以此表达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祖国的深爱。温总理在谈及今后三年的工作时也以此明志。这句古语的含义是：这是我心中美好的理想，纵然死去多次也绝不后悔。张璐对这句话的翻译为众人所称道。她的翻译是：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dear to my heart，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deaths to die. 将原文的“九死”异化成“a thousand deaths”，正是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因为数字“九”在此是泛指，数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而不是确切的数字。如果翻译成英文也同样用“nine”，相信很多外国记者都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死九次。张璐在此从交际翻译的侧重点出发，充分考虑了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利用“a thousand deaths” 传神地表达了原文的含义。
2.多用中国特色语言
在人大记者会上，记者们的提问涉及范围很广，但主要还是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政策和发展相关。因此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不可避免地会多次用到一些中国特色的语言，如“建设小康社会”、“民生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等等。这些中国特色的语言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具有极强的民族性。
中国特色语言对中国人而言似乎再熟悉不过了，但如何通过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英文将这些特色语言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并让外国记者接受，则并非小事一桩。
例1：在2010年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总理在谈到香港的发展时说：“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保持香港的稳定”。像“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这类四字术语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语言。四字结构以其语言凝练、结构整齐对称的特点倍受汉语读者青睐，这迎合了中国人讲究对称美的思维习惯，能够营造气氛、创造美感，但英语读者却偏爱简练、通俗的语言表达（王静，2010）。“凝聚共识”和“团结一致”是同义的，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删去重复的表述，更好地传递交际信息。张璐运用删减的策略把这三个对仗的四字术语译成了“be inclusive，stick together in tackling different challenges”，由此清晰明了地表达出原意。
例2：在叙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实际情况时，总理用到了“打道回府”、“做文章”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词语，这些词不仅很到位地传递了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平民总理”的话语意思，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用语更为口头化，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论予以读者较多的重视，追求译文与原文等效（王金华，2007）。此处，为了使话语意思为外国记者等值解读，张璐用解释的策略简单地将“打道回府”译成“leave”，而将“做文章”译为“make an issue”。由此避免了增值解读、减值解读甚至异值解读。
例3：在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谈及中国的国情时，总理提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说法在中国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但对于外国记者而言，“底子薄”这个陌生的词组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句话的理解构成了障碍。张璐将其翻译为“weak economic foundation”，采用了具体化的策略，具体说明这里的“底子”是指“经济基础”，由此化虚为实。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目的与读者了解原文语言的字面含义或内涵，增强译文可读性（白蓝，2010）。
三、结语
温总理的讲话之“道”不只在于其朴实真挚的语言，更在于他将似乎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诗词典籍适时引入讲话中，使在场的中外记者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而在这具有“速度快，现场性、时限性、独立性较强”等特点的记者会上，张璐的翻译遵循了彼特·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以译语读者为服务对象，在把握原文内在精神的基础上解放原文的句式结构，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然而，语义翻译并非一种完美的翻译模式，而是与交际翻译模式一样，在翻译实践措施中处于编译与逐行译之间的“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白蓝.从功能翻译论视角谈张家界旅游资料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10,23(3).
[3]林小芹.纽马克论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J].中国翻译,1987,(1).
[4]王金华.交际翻译法在汉英新闻翻译中的应用——以Suzhou Weekly为例[J].2007,(1).
[5]王静.外宣资料的功能性编译法探讨[J].上海翻译,2010,(3).
[6]王丽.中国古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技巧探析——以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1).
[7]杨士焯.彼得·纽马克翻译新观念概述[J].中国翻译,1998,(1).
[8]张善存.博学睿智 儒雅风范——温总理答记者问引用典故品读[J].语文世界,2010,(5).
（责任编辑：刘丽娜）
关键词：彼特·纽马克；交际翻译；古语翻译；中国特色语言翻译
作者简介：郑淳钰（1990-），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何高大（1957-），男，湖南汝城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23-0192-02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会见了中外记者。会谈中，总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坦诚睿智、条分缕析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总理的讲话没有豪言壮语，他用朴实率真的一贯风格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在讲话中，总理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很多立意深刻的中国古语，其对中国古语炉火纯青的掌握和游刃有余的运用使在场的记者无不为之叹服。
记者会上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坐在总理身边的翻译张璐。面对如此重大的场面，加上总理信手拈来的中国古语典籍，张璐丝毫没有慌乱，反而显得更加沉着冷静。她准确传神、独具匠心的翻译将诠释得尽善尽美。
本文将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基础，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011年人大记者会上答记者问的实例进行评析，分析温总理讲话的特点以及张璐翻译时的交际翻译策略。
一、纽马克的翻译理论
1.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提出
在英国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中，“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它扩展了翻译界历来存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翻译理论是纽马克基于逻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种学科而提出的，它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正如纽马克所言，这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
彼特·纽马克在他的著作《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下了明确的定义。“交际翻译试图使译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尽可能等同于原文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试图在译入语的语义和语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produce on its readers an effec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at obtained on the readers of the original. Semantic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render，as closely a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llow，the exact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Newmark，2002：39）
2.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
（1）所服务的对象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将一个文化环境下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文化环境中去，但语义翻译从一定层面上来说更多的还是服务于原文作者的。这是因为译者更多地从作者的语言层次来考虑，试图尽最大可能再现作者的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而交际翻译则不同，译者主要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翻译的服务对象还是译语的读者，注重的是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简言之，语义翻译强调忠实于作者，而交际翻译则强调忠实于读者。
（2）所发挥的语言功能不同：纽马克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根据是布莱尔（Buler）和雅克布森（Jacobson）提出的语言三大功能——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格功能（vocative function）。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形式，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因此它主要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能。而交际翻译注重的是信息传递的效果，是为了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Newmark，2001：41），其发挥的是语言的信息功能和呼格功能。
（3）所强调的重点不同：纽马克指出，“这两种翻译的一个基本不同点在于，当内容与效果相冲突时，交际翻译重效果轻内容，而语义翻译则相反”（“On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s that where there is a conflict，the communicative must emphasize the ‘force’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Newmark，2002：39）由此可见，语义翻译的侧重点在于原文的语义内容，追求译文与原文在措辞用句上的等值，力图保留原著在语言上的美学价值。而交际翻译的侧重点在于原文的精神，以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和接受为原则，其追求的是原文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是艺术，交际翻译是技术（Newmark，2002：53）。在翻译实践中，并非要坚持只用其中一种，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具体的翻译策略，使两者在译文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浅析总理讲话的特点与张璐的交际翻译策略
1.善用古语典籍
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除了对涉及经济、政治、民生等问题的逻辑清晰、高屋建瓴的回答之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他的“诗人总理”形象。他在讲话中善于借用诗词典故，以此深入浅出地阐明立场和观点，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
在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中，温总理多次引用了诗词典故，而张璐在翻译中也灵活地采用了不同的交际翻译策略，为记者会增添了不少色彩。以下列举几处简要分析总理对古语的巧妙运用以及张璐的得体翻译。
例1：“行百里者半九十。”温总理在会议开始时简要概括过去两年我们走过的不平坦的路，同时表明尽管已经走出金融危机，仍旧任重道远。在此借用《战国策》里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最后的攻坚阶段愈要认真对待，不敢有任何松懈情绪。而张璐对此句的翻译是：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side. 在英文中，有些古谚语和汉语古谚语在内容上不谋而合，具有相同的内涵，运用大体相同的形象，或大体相同的比喻和修辞来阐述相同的道理（王丽，2011）。古谚语“fall by the wayside”用来表示“半途而废”，张璐运用了语义对等翻译的策略，巧用英语中含义相近的成语来翻译中国的古语，使译语更容易为身处不同文化环境的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2：“华山再高，顶有过路。”华山之险峻是人尽皆知的，中国有句古语叫“自古华山一条道”，在此，温总理将其进行了加工，表明无论困难有多大，只要努力，总会找到出路。将爬山比喻成克服苦难，并不难为外国人接受。因此，张璐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策略。在交际翻译中，“当译出语和译入语在引申义和语用上相吻合时，就可以将词，词组，搭配等直接翻译过来”（杨士焯，1998）。同时，张璐将“华山”这一具体的概念模糊化，用“mountain”取而代之的是“具体与抽象”，使整个句子语义更加简单明了，更具交际性。她将其翻译为：No matter how high the mountain is，one can always ascend to its top. 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通常是通顺易懂，清晰直接，规范自然，符合特定的语域范畴。
例3：“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在美国记者提及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有关中国傲慢的传闻时，温总理引用了这句出自刘禹锡《子刘子自传》的古语，意为即使有人诽谤，我也问心无愧，表明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一贯立场和原则。由于交际翻译首先要求译者尽量使译文简洁明了以突出信息（林小芹，1987），在这句古语的翻译中，张璐不拘泥于汉语的形式，而是根据交际翻译理论，充分考虑时空和语境的不同，准确理解总理所要表达的精神，采用了释义的策略，大胆地增补了主语“my conscience”，并用介词短语“in spite of”将上下句连接在一起，即：My conscience stays untainted inspite of the rumors and slanders from the outside.
例4：“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在《离骚》中以此表达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祖国的深爱。温总理在谈及今后三年的工作时也以此明志。这句古语的含义是：这是我心中美好的理想，纵然死去多次也绝不后悔。张璐对这句话的翻译为众人所称道。她的翻译是：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dear to my heart，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deaths to die. 将原文的“九死”异化成“a thousand deaths”，正是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因为数字“九”在此是泛指，数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而不是确切的数字。如果翻译成英文也同样用“nine”，相信很多外国记者都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死九次。张璐在此从交际翻译的侧重点出发，充分考虑了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利用“a thousand deaths” 传神地表达了原文的含义。
2.多用中国特色语言
在人大记者会上，记者们的提问涉及范围很广，但主要还是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政策和发展相关。因此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不可避免地会多次用到一些中国特色的语言，如“建设小康社会”、“民生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等等。这些中国特色的语言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具有极强的民族性。
中国特色语言对中国人而言似乎再熟悉不过了，但如何通过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英文将这些特色语言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并让外国记者接受，则并非小事一桩。
例1：在2010年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总理在谈到香港的发展时说：“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保持香港的稳定”。像“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这类四字术语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语言。四字结构以其语言凝练、结构整齐对称的特点倍受汉语读者青睐，这迎合了中国人讲究对称美的思维习惯，能够营造气氛、创造美感，但英语读者却偏爱简练、通俗的语言表达（王静，2010）。“凝聚共识”和“团结一致”是同义的，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删去重复的表述，更好地传递交际信息。张璐运用删减的策略把这三个对仗的四字术语译成了“be inclusive，stick together in tackling different challenges”，由此清晰明了地表达出原意。
例2：在叙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实际情况时，总理用到了“打道回府”、“做文章”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词语，这些词不仅很到位地传递了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平民总理”的话语意思，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用语更为口头化，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论予以读者较多的重视，追求译文与原文等效（王金华，2007）。此处，为了使话语意思为外国记者等值解读，张璐用解释的策略简单地将“打道回府”译成“leave”，而将“做文章”译为“make an issue”。由此避免了增值解读、减值解读甚至异值解读。
例3：在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谈及中国的国情时，总理提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说法在中国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但对于外国记者而言，“底子薄”这个陌生的词组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句话的理解构成了障碍。张璐将其翻译为“weak economic foundation”，采用了具体化的策略，具体说明这里的“底子”是指“经济基础”，由此化虚为实。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目的与读者了解原文语言的字面含义或内涵，增强译文可读性（白蓝，2010）。
三、结语
温总理的讲话之“道”不只在于其朴实真挚的语言，更在于他将似乎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诗词典籍适时引入讲话中，使在场的中外记者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而在这具有“速度快，现场性、时限性、独立性较强”等特点的记者会上，张璐的翻译遵循了彼特·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以译语读者为服务对象，在把握原文内在精神的基础上解放原文的句式结构，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然而，语义翻译并非一种完美的翻译模式，而是与交际翻译模式一样，在翻译实践措施中处于编译与逐行译之间的“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白蓝.从功能翻译论视角谈张家界旅游资料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10,23(3).
[3]林小芹.纽马克论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J].中国翻译,1987,(1).
[4]王金华.交际翻译法在汉英新闻翻译中的应用——以Suzhou Weekly为例[J].2007,(1).
[5]王静.外宣资料的功能性编译法探讨[J].上海翻译,2010,(3).
[6]王丽.中国古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技巧探析——以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1).
[7]杨士焯.彼得·纽马克翻译新观念概述[J].中国翻译,1998,(1).
[8]张善存.博学睿智 儒雅风范——温总理答记者问引用典故品读[J].语文世界,2010,(5).
（责任编辑：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