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档案的本质是肯定了公民对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的事情有知情权，因为它们关系到公民的利益，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外交以人为本这个原则的提出很重要，等于树立了一面旗帜。敢于亮出这面旗帜就不容易，因为大家就拿这个衡量政府的行为、领导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它的方向与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进步：对外开放外交档案
　　
　　外交工作有其特殊性。首先，它影响到国家荣誉和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解放初期我们没有经验，所以中央特别慎重。周恩来在１９５８年对继任外长陈毅说：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意思是凡事无论大小都要向毛泽东汇报。二是历史传统影响我们对外交的理解。我记得曾经查到雍正年间的辞典，当时没有“外交”，只有“外事”这个词。“外事”是指属于皇帝御驾亲征和出宫狩猎等事务，也就是皇帝出门的事，这当然是大事。近代在我们的观念中，把外交定义为最高层处理的重大事务，公众没有必要、没有权利，也没有渠道参与和过问。但是无数事实证明，没有公众积极支持的对外政策不是受到重大挫折就是夭折，起码它获取的利益会大打折扣。所以中国外交必须适应这个特点，需要向公众宣传对外政策，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李肇星部长的讲话是对新一届领导执政一年来外交部很多行为的总结和概括，或者说是对新指导思想的一个阐述。外交部的变化一是体现在外交部的网站的设立，内容比较新颖，最吸引我的是外交部的一些领导人和发言人与公众在线交流，体现了一种勇气和态度。二是外交部部分档案对外开放。我今年初出国进行交流访问时开放档案的消息还没被证实，回来后看到邮箱里有三个外国朋友问：外交部的档案馆里都有什么，通过什么手续能看到，他的学生作论文值不值得去看。人家还是有疑问，你开放是开放了，但保密的限度划到什么程度，外界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密概念比较复杂，一是涉及国家安全，另外还有对领导人的评价问题。
　　开放档案的本质是肯定了公民对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的事情有知情权，因为它们关系到公民的利益，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当然要保守国家机密，所以应该有限制，需要有合理的程序对开放档案进行审查，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本质上讲，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他们必然会对政府提出越来越多要求，政府也应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管怎样现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开放外交档案是一个不错的进步。
　　
　　中国外交要回应社会的变化
　　
　　中国外交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变化，形象地说是社会在变“大”，政府在变“小”。公众观念日益多元化，反映公众观念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中国外交必须回应这个变化。二是公众对外交的关注和发表看法的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大，由此可能会形成独立的、不受控制的、能自由表达自己看法的对中国外交的舆论压力。公众舆论甚至可以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的影响形成压力和制约，这是中国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很复杂的问题。不要小看公众舆论，一旦表达出来，会被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运用，形成一种道义的或政治的力量，对众多决策造成影响。
　　外交部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必然要追随政府的总体政策，其变化的方向和趋势都是积极的，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外交的变化在追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在回应社会变化带来的压力，但是做这种回应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以人为本这个“人”是指什么？这个“本”指什么？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出门在外要感受到祖国的存在
　　
　　公民与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从高层次讲，我们关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了我们才安全，国家繁荣了我们才幸福。从低层次讲，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比如我们到国外旅游寻求便利和安全。我们向谁要安全，向当地政府要，也向自己的国家要。简单说，公民在国外碰到困难、受到挫折找谁最可靠，应该是使领馆。所以执政为民在外交领域不是一句空话。
　　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国家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驻外机构。他们怎么能体会到祖国的存在，就是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遇到任何困难和麻烦，只要找到使领馆，就会得到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帮助，那时就会感觉到祖国时刻与你同在，不论问题能不能解决。所谓“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凝聚力，没有凝聚力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看到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李肇星部长的讲话已经表明我们的外交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按照这个方向去设计我们的机构、行为，选择我们的官员，使我们的外交达到体现国家利益和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最终目标上来。如果把人民抽掉，国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用沟通缩小决策与公众的差距
　　
　　提出中国外交也要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是不是真能理解这个原则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按照这个原则去执行会带来多少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政策的发展、指导政策的理念的发展以及很多政策行为的变化等方面，外交部门走得比较超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外交是一种精英的活动。这就形成这样的局面：对外政策的发展速度和公众对我国对外关系的理解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表现在北京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外交决策精英层和社会之间、现行的政策和国民教育之间，等等，所以和公众的沟通特别重要。同时，新的方针的出台可能涉及的问题和带来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
　　另外，我们的体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些惯性，我们的驻外机构也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办法、规则、规范，这些东西的弊端不是说提倡一种新理念就能够有所改变的。但对这种状况应该有意识地去改进，用我们外交体制的改革去促进这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