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牛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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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强烈的写实性和以动物形象作为装饰是滇文化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其动物纹饰的表现形式有单个动物、多种动物组合以及人与动物组合,其中“虎”和“牛”是滇文化青铜器中最为频繁出现的动物纹饰之一。本文意图从虎与牛的纹饰组合中探寻“虎”与“牛”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说明“虎牛搏斗”纹饰背后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滇文化;动物纹饰;虎;牛;铜扣饰
  一.引言
  “滇”是汉初活跃在西南边疆昆明一带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滇文化”即古滇人所创造的文化。由于当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未使用文字,对滇国的历史记载与研究基本是空白。诚然,文献资料的缺失无疑是研究古滇国与滇文化的遗憾,但滇文化地区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遗物,得以让后世一窥古滇国的文化面貌。其青铜器浓厚的地方特色与独特的艺术风格,证实在古滇池一带确实有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化的青铜文化存在。其中,以动物形象作为装饰是滇文化青铜器的主要特征。频繁出现的各式动物造型以其强烈的写实性和种类的多样性让人印象深刻,其涉及的动物形象有蛇、虎、豹、牛、猪、猴、鹿、蟾蜍、孔雀、鹦鹉等;涉及的器物类型包含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兵器以及装饰用品等。诸多动物形象的运用既反映了古滇国的自然环境特征及古滇人的生业方式,其对动物形态的描绘和动作细节的刻画也反映了古滇人的艺术审美与铸造技术。因此,滇文化动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各专家学者对这些动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也各执己见,其中以虎、牛、蛇、马等动物形象引起较多的关注与争议。
  “虎”与“牛”均是滇文化青铜器中高频出现的动物形象。器身上的装饰既有单个的虎或牛,如立虎铜杯[1];也有多个、成组的虎或牛,如饰五牛贮贝器[2]。组合出现的形式多是“虎牛搏斗”,本文通过对虎与牛文化内涵的分述,试图探寻“虎”与“牛”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滇文化中“虎牛搏斗”纹饰所想要表达的文化寓意。
  二、虎与牛的文化内涵综述
  1.虎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
  早在战国时期,虎文化在滇池地区已经非常鼎盛。西南地区的彝族、哈尼族、纳西族、拉祜族、土家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中,都存在着浓厚的虎图腾崇拜信仰。[3]以彝族为例,“虎是彝族的图腾”是学界一致认可的结论。彝族以虎自称,以虎为族名、地名、人名、祖先,认为人死后火化还原为虎……皆说明虎在彝族先民心中原始的宗教意味與强烈的虎图腾崇拜。
  由于滇文化的组成支系中有一部分就是彝人,虎崇拜的文化元素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滇人所铸的器物上。譬如以“虎”为主要元素的虎纹饰,以浮雕的虎为双耳的铜釜,淳于上的虎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汉朝以来,滇文化青铜器以写实风格为主,“虎”的出现更多以狩猎、搏斗的形象出现。有学者认为虎因其凶猛的体型让人敬畏,象征人类不可把控的自然。在这一时期古滇人的精神意识中,似乎虎已走下神坛,不再是令人敬畏的图腾物。究其原因,可能与人们想要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夙愿有关。虽不能把它看成那个时代继续主宰人们思想的神灵,但也不能说它已经荡出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时期青铜器上可见一斑。
  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虎豹噬鹿铜扣饰[4],二虎一豹联合攻击一鹿,虎豹胜;晋宁石寨山墓出土的二虎噬猪铜扣饰[5],一虎扑于猪背,另一虎伏于猪腹下,野猪腹背受敌,二虎胜;再如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三虎背牛铜扣饰[6],一牛已被三虎咬毙,其中一大虎负牛而行,二小虎紧随其旁,昂首扬尾,三虎胜……虎在与其他动物搏斗时几乎总处于获胜的一方,究其原因或与它以数量取胜和在古滇人心中“虎”的威猛战无不胜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与虎的决斗中,人是胜利的一方。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三人猎虎铜扣饰[7],描绘的是三位古滇猎人合力捕猎一头猛虎的场景;晋宁石寨山17号墓中也出土了类似场景的铜扣饰(八人猎虎铜扣饰)[8],八人二犬共猎一虎,其中有六人持矛刺虎,一人被虎撞到在地,另一人颈部被虎咬断,似已死亡。在人与虎的决斗中,虎虽凶猛但难抵众人合力。上述器物出现的场景,一方面印证了虎的威猛能够战胜其他兽类,因而受人敬仰;另一方面又似乎寓示着人能够战胜虎,人的思想已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人想要征服和驾驭自然。
  2.牛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
  如果说虎是野生动物中象征自然的生物,那牛则是贴近人类生产生活的牲畜。滇文化中随处可见“牛”的形象,张増祺先生曾作过统计;“以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为例,出土的青铜器上共有各种动物图像296个,其中牛为96头,约占总数的34%。晋宁石寨山和呈贡天子庙墓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9]可见牛在古滇国的重要地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论及牛的文化内涵,杨筑慧教授认为:“牛不仅具有生产生活上的实用价值, 是宗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祭祀品,并作为交换媒介、娱乐工具、财富象征和民族精神气质等符号存在。”[10]杨教授提及的观点,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云南滇池地区青铜时代的器物上一一找到印证。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铜扣饰(标本M68X1:51-5)[11],就描绘了十一人合力缚牛于圆柱的场景。另有呈贡天子庙出土的一件八人缚牛铜扣饰,也描绘了类似的场景。此类场景皆反映了古滇国在举行祭祀时,“剽牛祭祀”是其中一项重要程序。“牛”是农耕时代重要的生产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古滇人希望向祖先、天神或是自然供奉牛,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更有学者认为,牛的社会功能不仅作为祭品,而且还是占有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12]因此我们在象征滇国统治者与贵族的青铜器物上常常看见牛头和整头牛的形象出现。例如晋宁石寨山墓共出土19件束腰圆筒形贮贝器,其中绝大部分器盖立体雕铸物的题材都以立牛为主。[13]在象征王侯贵族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贮贝器上大量出现牛的形象,其寓意也不言而喻。另外,晋宁石寨山13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纳贡场面贮贝器,其器盖上雕铸有许多牵牛牵马和抬扛贡品的立体人物形象,一人左手执鞭,右手牵一高封牛。报告推测,这是滇国所属各部落向滇王朝觐或纳贡的场面。   总而言之,牛对于古滇人而言不仅是田地的耕耘者和纳贡贸易的交换商品,更是举行祭祀时的牺牲品,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
  三、“虎”与“牛”的关系内涵,“虎牛搏斗”纹饰含义
  虎因其威猛、战无不胜的形象象征自然,同时铸有虎饰的青铜器大都出土于王侯贵族的大墓中,似乎说明“虎”也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而牛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是重要的祭祀品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那“虎”与“牛”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梳理虎牛形象共同出现的青铜器,我们发现一种是两者同时存在,但相互分离;另一种是两者相互缠绕相互撕咬,以搏斗的姿态出现。由于前者我所了解的器物较少,我们仅以虎鹿牛贮贝器[14]为例。
  
  从上图可以看出,虎和鹿环绕在立牛的四周,而牛处于中心位置,并且其体量上也明显大于其他动物。为何温驯的牛在凶猛的虎面前体量要大,且居于中心位置?这的确值得思考,对此笔者尝试性地做出解释如下:
  一现实生活中牛的体量确实比虎大,滇文化青铜器的艺术风格讲究写实性,因此古滇人依据真实情况原样铸造。
  二贮贝器本身就是古滇国有身份地位者的所有物,将象征权力、财富的虎与牛雕铸在器盖上,以显示其尊贵、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
  三将牛居于中心位置且体量最大,似乎寓示该器物的所有者心中的“天秤”倾向于财富一端,同时以“牛”作为核心符号也符合贮贝器用来存储金钱财富的属性。
  另一种以虎牛形象共同出现的纹饰即虎牛相争,或在搏斗或在噬咬,这类的纹饰在滇贮贝器和铜扣饰上均多次出现。下表大致梳理了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中出土的部分“虎牛搏斗”纹饰的器物。
  序号 器物名称 出入地 描绘场景
  1 虎牛搏斗场面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71号墓 贮贝器盖上雕铸两牛一虎搏斗场面的立体动物图像。一虎居中,两侧各有一牛,虎后腿已被牛的巨角戳穿。
  2 虎牛搏斗铜扣饰 晋宁石寨山10号墓 一虎与一巨角牛搏斗,虎被牛撞翻在地,腰部被牛角戳穿;虎口药住牛前足,前两爪紧抓牛腹。其下有一蛇,口咬牛后腿,尾繞虎左后足。
  3 二虎噬牛铜扣饰 晋宁石寨山13号墓 二虎一猴与一牛搏斗,一虎扑于牛背,口噬其颈部;另一虎被牛撞翻在地,腹部被牛角戳穿,一长尾猴紧抱牛的后腿,使牛无法脱身。其下有一蛇,口咬一虎尾端,尾绕另一虎尾部。
  4 三虎背牛铜扣饰 晋宁石寨山12号墓 一牛已被三虎咬毙,其中一大虎负牛前行,二小虎紧随其旁。其下有一蛇,已残。
  5 一虎噬牛铜扣饰 晋宁石寨山3号墓 一虎跃踞牛背,口噬其肩,两前爪紧抱牛腹,左后爪抓住牛腿,右后爪蹬地;牛身躯略向后倾,张口嚎叫。其下有二蛇,一蛇尾绕牛腿,另一蛇缠住虎腿。
  6 虎豹噬牛铜扣饰 江川李家山M68X1:27-1 二虎一豹噬牛。一虎跃踞牛背,噬牛头颈,四足抓住牛颈背,豹直立牛后虎尾下,前足抓胯,噬牛尾根后股,一虎自牛前钻牛腹下,噬牛下腹,牛立兽中,地面一蛇咬牛身下虎尾。
  7 四虎噬牛铜扣饰 江川李家山M68X1:16 四虎噬牛。一虎扑牛后背,前爪抓牛腹,咬牛肩;尾上爬一小虎;牛前一虎,腹被牛角挑刺洞穿倒悬,仍足抓住牛颈不放;一虎自牛后钻牛身下,侧身噬牛右前足,抓牛腹及尾根后股。牛立虎间,拼命搏斗,双前足被虎咬住,地面一蛇头残,口咬倒悬虎腹。
  8 虎牛铜案 江川李家山 主体为一立牛 , 四足作案足 ,牛背作椭圆形盘状 , 是为案面,另铸一虎扑于牛尾 , 使案身平衡 。 牛腹下横立一牛犊。
  从上表可以看出,虎牛相斗的结局与上文中提到的虎与其他兽类相斗的结局略有不同。在虎与猪或鹿的搏斗中,虎是胜利的一方。而在虎与牛的搏斗中(序号1),二牛搏斗一虎,虎的后腿已被牛角戳穿;再如虎与牛的单独搏斗中(序号2),虎被牛撞翻在地,腰部被牛角刺穿,似乎这场搏斗胜利的一方在牛而非虎。诚然,上表中列举了许多虎噬牛的铜扣饰,但值得注意的是虎之所以能够“噬”牛是因其数量上的优势。一虎跃踞牛背,另一虎噬牛下腹,牛腹背受敌,甚至还有其他头虎钳制牛足或牛颈,这才取得搏斗的胜利。由于表中所列“虎牛搏斗”的纹饰有限,自不可以偏概全地说明“虎牛搏斗”中牛比虎强。但我们仍可以大胆推测,虎与牛之间至少势均力敌,在单独搏斗时难争输赢。然而一旦出现数量悬殊,力量不对等时,即能取得斗争胜利。
  通过上述的分析,不禁又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尽管牛在体型上能与虎相抗衡,但为何温驯的牛会与凶猛的虎搏斗?这是自然界中真实上演的场景还是人们附加的符号内涵?对此笔者将从以上两个方面以作分析。
  如果从自然界的角度,牛是食草动物,与虎没有食物来源冲突。而虎是否会将体型比自己大的牛作为猎物还有待考证。一方面,当成群的虎将牛视为猎物,因而发起攻击与之搏斗,这可解释得通。虎有数量上的优势,这在大部分“虎噬牛”纹饰中,也多描绘的是多只虎与牛搏斗,虎取得最终胜利,符合自然规律。但另一方面,在虎与牛的单独博斗中,如若牛不是主动发起攻击的一方,那面对体型比自己强大的牛,虎是否会主动发起进攻?在滇青铜器物的纹饰上也显示出虎并非胜利的一方,至少双方势均力敌。因而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无法做出一个合理解释。
  转向符号内涵来说,虎象征自然,是人类不可把控的自然或是象征权力、权威;而牛象征的是财富和地位。“虎牛搏斗”是暗指自然与财富的抗衡么?亦或是权力与财富的抗衡?似乎从这个角度分析也存在歧义,无法自圆其说。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剖析,“虎”从古到今历来都给人威猛肃杀的形象,因其完美的完美的体型和凶猛的身形受人推崇让人敬畏,铸刻在青铜器上也象征所有者的身份与地位等级。而牛对古滇人而言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人们在利用它,赋予它符号价值的同时,也和它融洽相处,生活中时时处处与它相伴。对此努尔人认为人与牛的关系是互生性的:“通过彼此间的互惠性服务,人和牛维持着各自的生命。在这种亲密的共生关系中,人和牛之间形成了一种最为紧密的单一性共同体。”那么同理,牛与古滇人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亲密的共生关系”?故在“虎牛搏斗”纹饰上也反映出,温驯的牛与凶猛的虎势均力敌,甚至在单独搏斗时会是胜者。一方面因为在古滇人心中牛与人的关系更加“亲近”,自然将胜利的一方倒向牛而非虎,又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亲近”的关系纽带,人将牛视作“自己”,在与自然(虎)的抗衡中,人是胜者。寓示人想要征服和驾驭自然。这一点,与“人虎搏斗”纹饰的文化寓意类同。另一方面,“虎牛搏斗”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又或许意味着自然的动态平衡,寓示着古滇人的自然观。究竟“虎牛搏斗”纹饰背后的文化寓意为何,我们只能揣测。又或者“虎牛搏斗”纹饰是否蕴含得有相应的文化内涵也不得而知。   四、结语
  综上,“虎”与“牛”这两种动物形象如此高频地出现在滇文化各类青铜器中一定有它的价值含义,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有待更深入研究与探寻。虎因其凶猛的形象一直以来受人敬畏,即使从虎图腾崇拜到世俗化,但依然是勇猛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类不可把控的自然。牛是饲养最多的家畜,与古滇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被赋予物产丰盈的精神意义,是财富的象征。而“虎牛搏斗”纹饰的含义,无论是来自于古滇国工匠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寓意万物有灵意在彰显自然界的生命力;还是寓意着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亦或是将人视作“牛”,象征人能够与自然相抗衡,人想要征服和驾驭自然。古滇国工匠将虎牛撕咬搏斗的动态场景,利用刀笔传情雕铸在青铜器身上,也留给了我们许多无限遐想的空间。这或许就是古滇国青铜器能够超越时代,得到人们赞赏与关注的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见于《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图录,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2]张増祺:《晋宁石寨山》,45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3]李成生:《古滇国虎文化简论》,《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11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5]张増祺:《晋宁石寨山》,86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6]张増祺:《晋宁石寨山》,87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310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8]张増祺:《晋宁石寨山》,87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9]張増祺:《滇国与滇文化》,第62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10]杨筑慧:《牛,一个研究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的视角》,《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1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31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周志清:《青铜器牛饰与滇文化》,《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13]张增祺:《晋宁石寨山》,42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14]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人与神——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展品,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江川李家山22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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