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晏子春秋》的演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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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晏子春秋》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子升史的过程,并且《晏子春秋》在归属,特别是到了唐宋元时期,经历了儒墨的大碰撞时期,儒家和墨家的纷争是这一时期《晏子春秋》的一大特色,到了清代《四库全书》的成书,四库馆臣打破了儒墨之争,将原本是子部的《晏子春秋》,升至史部,这样经历了几百年的儒墨之争到了清代划上了句号。
   关键词:晏子春秋;归属;目录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77-03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述春秋末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可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
   《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但是由于《晏子春秋》内容的庞杂,导致其书兼有儒墨两家的思想,故其在目录分类上有一定的区别。
   《晏子春秋》一书名,最早出现于《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1]
   对于《晏子春秋》的归属应从历代史志目录和《晏子春秋》其书的内容来认识。本文主要从史志目录等目录学著作来探析《晏子春秋》一书的归属。
   《汉书·艺文志》中,“《晏子》八篇”,[2]其归属于诸子略的儒家类中,此处的“《晏子》八篇”应为现在内篇加外篇。《汉书·艺文志》记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故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3]从中可以看出在班固生活的时代,东汉人对于儒家的认识“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4]学于六经之文,行仁义之举,尊尧舜文武,以孔子为师,并且班固亦认为晏子为儒家之一。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5]经籍三其归属于子部儒家类,书中对于儒家的认识“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陵夷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6]经籍三其认为儒家是宣传圣人教导的人,所以到了战国后期,由于各家对于经义理解的不同,有孟轲、子思、荀卿的儒家流派。在这一时期,《晏子春秋》仍被看做是儒家的一家,而且在《隋志》中依然是儒家类的第一家。而《晏子春秋》由《汉志》的八篇变为《隋志》的七卷。
   《旧唐书·经籍志》有“《晏子春秋》七卷,晏婴撰。”[7]经籍下与《隋志》相比,由儒家的首位下降为第二位,而《曾子》由《隋志》的第二位变为第一位,这也说明了《晏子春秋》在隋唐之际的一个微妙变化。
   《新唐书·艺文志》有“《晏子春秋》七卷,晏婴撰。”[8]艺文三两书对于《晏子春秋》的归属,仍然按照《隋志》的分法,认为是儒家的一种,而卷数也是七卷,没有发生亡佚的情况。与《旧唐书·经籍志》相比,《晏子春秋》回到了子部儒家类的首位。
   而北宋官修的《崇文总目》载“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婴撰,原释晏子八篇今亡,此书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9]《崇文总目》是北宋官修的最大的目录书,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虽已残缺,但不能抹杀《崇文总目》在中国目录学上的重要地位。书中对于《晏子春秋》的归属,亦划入子部儒家类中,并且认为《汉志》中提到的《晏子春秋》八篇已经亡佚,北宋官修的《崇文总目》中的《晏子春秋》是后人收集有关晏婴的行事而做,书已非《汉志》中的《晏子春秋》。
   南宋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尤袤的《遂初堂书目》[10]载有 “晏子春秋,晏子内外篇” 亦归属于子部儒家类。而由之前儒家类的第一位下至第二位,并且《晏子春秋》和《晏子内外篇》并存于世,但是不记卷数,推其卷数应与北宋《崇文总目》中记载的十二卷一样,《晏子内外篇》应为两篇。
   同时期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有“《晏子春秋》十二卷,右齐晏婴也。婴相景公,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昔司马迁读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唐柳宗元谓迁之言不然,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已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自向、歆、彪、周皆录之儒家,非是。后宜列之墨家。’今从宗元之说云。”[11]对于《晏子春秋》的归属晁公武认为《晏子》一书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而这些主要思想多出于《墨子》,而且《晏子春秋》又多言墨子之道,这与儒家是不同的。所以将《晏子春秋》列入子部墨家类。齐人好俭,而晏婴处在这个好俭的大环境下,自然会入乡随俗,而记载其思想的语录体著作《晏子春秋》,带有墨家思想的文句,亦是合理。
   又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记有“《晏子春秋》十二卷”[12]在归属上亦遵循刘向、刘歆的分类,归为儒家类。陈振孙与晁公武对于《晏子春秋》的归属上,陈遵循历来的分类,划入儒家类中,而晁认为从《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来看,体现了墨家的思想,故将其划入墨家类中,但此时期的《晏子春秋》一书仍是子部,还没有升至史部中。
   到了《宋史·艺文志》中载有“《晏子春秋》十二卷”[13]艺文四 在归属上,亦归于子部儒家类,但在卷数上由隋唐的七卷变为宋元的十二卷。
   而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在子部墨家类中记有“《晏子春秋》十二卷 ”,可见马端临对于《晏子春秋》和晁公武的态度是一样的,也是从《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来区划是归为墨家还是归为儒家的。
   而到了清代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中无《晏子春秋》一书,在其另一目录类书《述古堂书目》[14],有“《晏子春秋》八卷二本”没有具体区分为何家,只是记为子部。
   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有“《晏子春秋》八卷”,也由子部移至史部传记类,四库馆臣认为“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是即家传”(纪传类前言)“《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於此。”四库馆臣认为其书是传记的始祖,所以将《晏子春秋》列入史部。《晏子春秋》由子升史的过程,体现了四库馆臣对于先秦古书的思想。
   其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补正》在史部古史类有“晏子春秋七卷,音义二卷”[15],对于《晏子春秋》的归属问题,张之洞、范希曾亦把其划入史部中,可见在清代,《晏子春秋》一书是被当做史书来阅读的。
   现将《晏子春秋》在历代书目中的分类列表如下:
   纵观上表可知,《晏子春秋》经历了由子部升至史部的一个过程,在子部中处在儒家和墨家的大交融中,最后在清代,由四库馆臣提议将其由子部升至史部,究其理由乃是“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可见四库馆臣对于《晏子春秋》的划分,乃是从整个书在历史上的地位来看的。
   《晏子春秋》在历史上经历的这样一个由子升史的过程,而儒墨大碰撞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唐宋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的变革,都是空前的,这也反作用于思想文化上,所以在《晏子春秋》的归属上,儒家和墨家的之争,也反应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到了清代,四库馆臣们打破了儒墨之争,将《晏子春秋》一书由子部升至史部,这体现了四库馆臣的历史观,也将几百年的儒墨之争打上了一个句号。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36.
  [2][3][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24;1728;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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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23.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09.
  [9]王尧臣.崇文总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27.
  [10]尤袤.遂初堂书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6.
  [1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333.
  [1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68.
  [1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5171.
  [14]钱曾.读书敏求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3.
  [15]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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