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书篆》:“得其髓”“天合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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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思忠先生是当代“显达”的政府官员,官阶副部级,远非县令可比,即使致仕后,亦笔耕不辍。这部《人生篆刻》是先生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的解读,书海拾慧,画龙点睛;加之独具一格的“精美小篆书法艺术”,更是吸引读者“眼球”。
  
  《人生篆书》,大隐所著。大隐者,是解思忠先生的笔名。开始我对“大隐”这一笔名并不以为然,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蓦然联想起中国明代伟大诗人陶渊明老先生,些小县令,辞官隐居,躬耕陇亩,结果是“欲盖而名章”,“桃花源”成为“读书人”的梦想。后来读到解思忠先生笔名“大隐”之寓意,系出于钱钟书先生的名句——“敢于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豁然开朗,原来是读书人“书海钩沉”的勉励,因之也就多了几许景仰。解思忠先生是当代“显达”的政府官员,官阶副部级,远非县令可比,即使致仕后,亦笔耕不辍。这部《人生篆刻》是先生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的解读,书海拾慧,画龙点睛;加之独具一格的“精美小篆书法艺术”,更是吸引读者“眼球”。掩卷沉思,感慨系之,借用刚离开我们的两位“大师”——启功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读后评语,一言以蔽之曰,就是“得其髓”、“正合吾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解思忠的《人生篆书》,格言百句,圆满之道,源于生活,发自肺腑,“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解思忠先生丰厚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国民素质三部曲”——即1997年1月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1998年9月出版的《观念枷锁》,2005年5月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这三部书稿的问世,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然。解思忠早在1991年初,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报告文学《希望之光》时,那些贫困的孩子因付不起每年几十元钱的书杂费而失学,已经让他心灵震颤,彻夜难眠。《希望之光》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海内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捐款热潮,解思忠也将全部稿酬捐赠给希望工程。正是从那时起,解思忠开始悉心关注并冷静思考“国民素质”问题。1994年,他潜心完成的《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多从表象入手,可谓是冷静观察、凝神思考的“生活笔记”,作者在书中沉重披露的“国民病态”——“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字字有来历,事事有根据,针砭时弊,由表入里,振聋发聩。《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作家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用凝重的笔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社会考察后状写出的24种精神缺陷,为“病态社会”把脉的结果。解思忠一发而不可“停笔”,一口气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国民素质三部曲”。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所言——“《国民素质忧思录》指出国民素质的缺陷,《观念枷锁》追溯了病之根源,《国民素质读本》则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用王蒙先生的话说,这部完整的“国民素质三部曲”表明“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书评家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他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并推荐《国民素质忧思录》,因之才有人民日报《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社论的诞生。香港的著名书评家评论说,“中国人的低素质,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家研究颇有心得。鲁迅和梁启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杨是鞭挞的第二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陆学者解思忠的著作《国民素质忧思录》,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劣质发出了严重警告……是一部精析洞见的好书。”
  
  《人生篆书》是当代“论语”。解思忠教授博览群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浓缩对人生的思考,笔短意长,陶冶心灵。“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解思忠先生进入“耳顺”之年时,出版了《人生篆书》。“集大成”百句人生格言,用自己生活实践之感悟去解读,加之用文人墨客厚爱的小篆书写条目,颇具“篆籀气”。作者在“自序”中坦言——“人生如旅,于坎坷曲折中,莫不需要人生哲理指引。然人生之学博大精深,虽锲而不舍,难以穷尽;人生之书浩如烟海,虽手不释卷亦无法卒读。人生格言以寥寥数语浓缩人生哲理精华,素为国人喜爱,书后或置之座右、或悬于壁上,晨钟暮鼓,自我警示。”其实,这部《人生篆刻》正是作家多年究国民素质“静夜以思”和“精心采撷”的结晶。如何修炼成“圆满人生”?卒读后,我脑海里浮出“六大”亮点:
  哲理篇——上善若水点亮智慧人生;修身篇——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待人篇——和为贵见贤思齐惟诚信;治学篇——耐得住寂寞可转识成智;处世篇——性痴志凝勿忘居安思危;管理篇——无为而治笃定顺天应人。
  如果说“世界观”是人生的灵魂,那末“方法论”则是开启智慧人生的金钥匙。《人生篆刻》百条,加之作者的躬行与心灵之感悟,读后让你感到,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诵而思”,“思而行”,持之以恒,渐进“圆满人生”。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通篇可见。解思忠先生饱读经书,吸纳中华文化之精华,自不待言;博览群书,借鉴世界文化之营养,亦处处可见,不胜枚举。这部《人生篆书》是作家对“儒释道”精髓悉心研读、融会贯通的结晶,“读书破万卷,采撷有神韵”。在作家的视野中,充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涛尽千古人物”,既不“一眚掩大德”,也不“一俊遮百丑”。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该是何等的宽容!
  解思忠先生在解读条目的内涵时,往往借用世界各国的文化理念来佐证所选条目的精当,旁征博引,令人信服。为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他借用诺奖得主物理学家阿尔文博士的发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事实表明,《论语》在世界的影响,光辉普照,广为接纳;《道德经》在各国的传播,仅次于《圣经》,洛阳纸贵;《孙子兵法》被誉为“管理圣经”,人手一册;……这都表明中华文明的精髓已然具有“普世价值”。解思忠教授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有一纸令人折服的论述——“世人对佛教多有误解,认为佛教是宣扬迷信”。“其实佛教不仅蕴藏着极其深刻的哲理,对社会也有着正面的教化作用”。解思忠先是引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话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总之,佛法补法律之不足。”今天读来也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接着,他又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说法,曾称赞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继而又引用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论述:“直觉了知”是“一切真正科学的原动力”,“如果说有那一个宗教可以应对现代科学要求的话,那一定是佛教”。读到如此的论述,让你信服——因为这样的结论是人类精英智慧的结晶。
  
  “文如其人”,“书为心画”。解思忠是道德的“思想者”和“践行者”。宁静致远“位卑不敢忘忧国”,在尘不染“权重更谨严慎行”。“惟其圆满,方能无憾”。
  
  “草根”出身的解思忠先生基因里充满着“平民意识”。在家乡山西万荣北牛池村上小学,家贫买不起新课本,只能借用上年级学生的旧课本;到县城读中学,自带干粮,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吃不起;走进上海同济大学,“躲进小楼成一统”,饕餮知识盛宴,即使“文革”时期无书可读,也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绘画和书法,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浏览一过;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与胼手胝足的工人朝夕相处10个年头……这为他后来进入政界成为“高官”,仍心系百姓,为民请命,打下永不磨灭的草民烙印。解思忠先生谈自己的“命途”时说——“我的经历固然充满了甜酸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勇于接受困难挑战,战胜困厄,在逆境中奋起罢!
  解思忠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有过创作激情,而且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两部长篇小说《血染东南》和《古都埋情》,一部传记文学《亡灵忆旧录——刘大白传》,一部报告文学《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都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好评。当然让解思忠在中国乃至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字却是“国民素质专著”,这也正是解思忠当之无愧地成为“国民素质”研究专家的资质依据。不过,鲜为人知的却是解思忠作为“中南海里的学者官员”的理论建树和政策研究制定的杰出贡献。他在建设部期间,负责起草、修改过十多部法规,诸如《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屋拆迁暂行条例》等。调入国务院研究室期间,曾任教科文卫司司长,参与过制定“科教兴国”的多项政策制定和文件起草工作。得益于他的渊博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还主编出版了诸如《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中国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研究》和《体育经济政策研究》等关系“国是”的著作。
  1998年解思忠以高票当选副部级职位的“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实施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外部监管。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曾对这批“共和国的‘看门犬’”说过一番语重心长让人难以忘怀的话——“国务院稽查特派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你们不敢说是百里挑一,也可以说是十里挑一,由我和邦国同志把关审查。有些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亲点’;有些我不熟悉,但都认真听取过各方面反映,履历表我都看过两遍。这是一支政治可靠、战斗力强、能办实事、可以信赖的队伍。”可见,解思忠从政期间是一个难得的“官员”。“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忧国者不顾其身”,“一切听从党召唤”。
  解思忠先生用他的生活经验总结出实践“圆满人生”的五句话,早已不胫而走,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
  “爱情无须死去活来,温馨就行。”
  “朋友无须如胶似漆,知心就行。”
  “金钱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
  “身体无须长命百岁,健康就行。”
  诗仙李白云,“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白居易《续座右铭》道,“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解思忠则说——“格言百句圆满之道,戒之勿忘与君共勉。”当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期间告别浮躁聊以自慰的座右铭。
  
  “人生绝笔”,谈的是死亡,激励的是生命。“儒家重生轻死”,“佛家不以死为悲”,“道家主张齐生死顺自然”,解思忠集百家之长:“死后不再麻烦别人”。
  
  解思忠先生在《人生篆书》的“后记”中,以“人生绝笔”为题,坦言道,“任何一部关于人生的著作,都不能回避死亡这个话题,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同样,衡量一个人是否圆满,也不能无视死亡这个环节,否则也是不完整的。”诚如斯言。古今中外的“大家”对生死的探讨,诸说纷纭,各有千秋,可谓“百家争鸣”。西方最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哲学就是学死”,“哲学家一生都在准备死亡”。宽泛地讲,政治、宗教、伦理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有门类的研究成果,于是20世纪诞生了“死亡学”。关于“死亡”的定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伦理学家……都有专家的解读,联合国的定义是:“死亡是机体全部生命功能的彻底终止。”据悉,这还是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借用过来的。
  解思忠先生是“唯物论”者,不过他从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汲取对待死亡的智慧,更有着现实的意义。一是借鉴儒家入世有为的态度,努力使自己的人生圆满,从而面对死亡来临的时候能“安于死而无愧”。二是借鉴道学家对待死亡“安时处顺”的态度,面对死神尽量不必慌乱与恐惧。三是借鉴佛家“万事看空”、“渴望解脱”的态度——“万般皆瞬息,死在生中藏;造物即为毁,悠然入静乡”。结末,解思忠还是借用学界泰斗季羡林老先生吟咏陶渊明《神释》里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来说明了自己的“生死观”。“我们都是嚎啕大哭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死时一定微笑,我们生前已经蒙受了不少人的恩惠,死后不能再麻烦别人。”由此想开去,那些把骨灰撒在大地大海中的伟人,是“彻悟”者;那些死后留尸体者,倘若不是自己的遗愿,就是被活人还在利用企图借尸还魂,可悲也夫!窃以为,人活得要有“尊严”,劳动时也要“体面”,这是“人本主义”的核心,那些昔日鼓吹“为Ⅹ而死”的口号,应先让鼓吹者做出“示范”;因为那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悖论,切勿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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